Clockenflap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香港最好的特质

已经11岁的Clockenflap香港音乐及艺术节将于11月9-11日在香港中环海滨举办，预期入场人数将达7万人。在香港，不赚钱的生意没人要做。音乐节本身通常打平就不错了，除非规模够大，票价够贵，才有可能成为赚钱的营生。在地产为王的香港，奢望找到一片足够大的场地来操办一个有盈利的音乐节有多难？一个音乐节又是如何影响了一座城市的文化？为此，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该音乐节的三位创始人。

香港几乎是个没有音乐节文化的城市。Clockenflap音乐及艺术节诞生之初，他们的官网上还放了一段音乐节基本指南：“什么是音乐节？”以及“人们在音乐节上都会干些啥？”三位原籍英国的创始人Jay Forster、Mike Hill和Justin Sweeting于2008年举办第一届Clockenflap之前，刚新鲜经历了一场音乐节在香港的挫败。维多利亚公园内始于2003年的Rockit音乐节在多方打压下（比如持续不断的噪音投诉），终于在2006年关张。三人作为Rockit的团队成员既感挫败，又看到机遇。在“音乐节真空期”的香港想要一个合意的音乐节？那就自己造。

自2008年至今，Clockenflap的成长囊括从无到有、误打误撞、因祸得福等种种好故事需具备的元素，长成为今日亚洲顶尖音乐节的样貌。

十年间，他们要解决香港无大型户外音乐节/艺术节流程可参考，无政府和大型赞助商注资，无扶植音乐艺术活动的专门官员/政府部门，无理想的票务等在线平台，无群众基础的难题。还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从数码港（2008-2009）、黄竹坑的工业大厦（2010）、西九文化区（2011-2015），终至繁华闹市的中环海滨（2016至今）。最新一代的Clockenclap背靠维多利亚港湾，港岛天际线和摩天轮景观利落分割天空，衬得音乐节闹哄哄的人间景观如海市蜃楼如梦似幻。

其中2011年是个刺激的转折点。这一年因为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规定所有户外场地均不能售票，导致Clockenflop蚀本过百万元，却阴差阳错因为新场地及“免费”二字吸引到近两万人入场，真正完成了香港音乐节的启蒙及普及。

对挚爱空调的港人来说，户外音乐节的含义自然与别处不同。Clockenflap身处闹市，基础设施完备，偶遇大雨会免费发放雨衣；场内实行无现金消费，所有消费均由手带完成，充值点均匀分布在各处。它不会用通常与“户外”相连的辛苦与不可预期逼迫参与者跳出舒适圈，与艺术相关的装置、互动体验、灯光、电影、市集等亦时髦有趣为先，符合摩登都市的喜好，却在不知不觉中拓展你认知的边界。

它很欢迎小孩子的加入，因其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对所有人都友好的节庆日，填补现代人越来越少拥有节日快乐的遗憾。细节处，如现场食品供应商严禁使用塑料器皿，免费提供饮用水与重复使用的铝制水樽，禁止所有合作方使用塑胶饮管、饮品搅拌棒及可能增加环境负荷的多余包装，都可见其教养和品格。

只是，在决定一个音乐节调性的阵容选择上，Clockenflap就没有那么标准及大众化了。它的口味庞杂，舞台及艺人组数亦多，且难归类，总是在大众审美边缘年年试探出新。以致每年的名单都像一份题，考验观众听的是否够广。

拿今年来说，首轮阵容里重点推荐的有纽约后朋/独立乐队Interpool；去年凭首专《American Teen》一鸣惊人的乔治亚R&B男孩Khalid；新浪潮乐队Talking Heads主脑David Byrne，已打破早年对Clockenflap主攻英伦浪潮及Indie的刻板印象。

它的调性统一，稳中有进，得益于营收主要靠门票收入支撑的做法。这种西方音乐节惯常采用的模式在内地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常见，但依然值得借鉴。尤其Clockenflap自建票务平台、商务模式及活动服务机构的努力，令其能最大程度地不必假借他人而掌控全局，保证购票流程的公平和安全，实现对观众大数据的分析以求精进。

和Justin Sweeting（Clockenflap创始人之一，音乐总监）与Mike Hill（Clockenflap创始人之一、音乐节总监，Magnetic Asia CEO）聊了聊Clockenflap的历史、运作方式和前景，还讲到在香港天际线下诞生的这个节，如何与她相似又悖离，又是怎样地影响了这座城。

澎湃新闻：2008年第一届Clockenflap在一天的活动周期里吸引到1500个观众。今年预估的入场人数是多少？观众人数是逐年上升，还是有一个突然的上升过程？

Justin Sweeting：今年的预期大约是4天7万人。

大体来说我们的观众人数上涨都是比较稳定的，随知名度的增加而递增。当然，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康乐署的规定导致我们不能卖票，变成了免费入场。

不变的是我们始终以票房为支撑，因为这是最能长期运作下去的模式。

澎湃新闻：你们一直试图扩大受众面，从早期的另类音乐爱好者，到更多样的人群包括小孩。对于参与者的构成，你们手里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吗？如果有，团队会对此做怎样的分析？

Justin Sweeting：Clockenflap的目标从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下来：让这个活动尽可能地对更多的人友好，吸引到更多的人。对很多香港人来说，Clockenflap是他们参加的第一个节，因此我们希望这种体验能够涵盖尽可能多的人群，尤其是年轻人。

对于数据我们非常重视，也会做详细分析。我们很高兴地发现，来自非香港地区的参与者人数年年上升，来自内地的观众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

澎湃新闻：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有了“希望把Clockenflap作为传统节庆的替代”这个想法？

Justin Sweeting：Clockenflap从未试图取代已经存在的节日。相反，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在香港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也希望这个东西能对这座城和生活其间的人有益。

澎湃新闻：Clockenflap现在的形态有没有一些灵感来源？

Justin Sweeting：当然，我们的灵感来自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然后我们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把细节和某些傻傻的东西编织在一起，做成了现在独一无二的形态。

澎湃新闻：从无到有地造一个节，重中之重是什么？

Justin Sweeting：太多了，许多时刻在变动的环节都很重要，组织内的不同领域各有其显要性。美妙的是能够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组件中工作，且全员目标一致。作为团队的一员我深感幸运。

澎湃新闻：对于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来说，一个规模最大的音乐节，其主要风格竟然是另类音乐，这在其它地方是很罕见的。你觉得为什么这种不同寻常会在香港发生？

Justin Sweeting：我们从未想过要做“最大的”，但是我们始终希望尽己所能做到最好。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总是希望能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具体来说就是死抠任何细节，比如安全和安保，成为香港大型户外活动的样本。

我们和香港的各相关部门都联系紧密，保证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希望这个节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们的初衷诚恳，热爱这桩事业，这就是人们最终能够认可我们的原因。

Clockenflap的手带使用安全又便捷的RFID技术

“即使世界上最热门的活动也需要10分钟左右才能把票卖光”

澎湃新闻：你们设计的手带除了支持入场和现场消费之外还有什么功能？它是怎么诞生的？

Mike Hill：我们的手带使用RFID的技术，因为我们希望观众在音乐节场内消费是不需要使用现金的，这样不但可以更安全，也可以让观众整个音乐节体验更便捷——大家不用再花时间在找换上，也不用因用不同的付款方式而使用不同的流程，观众只要一“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开始决定使用这种手带的原因。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手带还可以用在进出场地权限管理上。然后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的资料都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资料，例如观众通常什么时候到场、什么时候离开；观众都什么时候消费；从这些数据甚至可以整理出观众都在看哪些表演嘉宾——因为可以透过不同时间不同舞台附近的酒吧销售情况反映出来。

然后我们的手带是和门票相连的，所以如果追踪门票的话，还可以知道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而来的观众。如果配合我们可以得到的，他们在音乐节现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蛮全面的观众轮廓，更深入认识我们面向的观众。我们还没有全面做到上述的这些大数据分析，但一步步我们将可以更深入理性地分析我们的观众。

澎湃新闻：你们还创造了自己的票务系统——Ticketflap，自己的电子商务系统，活动服务系统，并成功地成为供应商把这些技术贩售给别人。能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吗？你们的系统有哪些优势？

Mike Hill：我们一开始创立Ticketflap，其实是源于作为用户的一种无奈，因为当时香港普遍的票网不能够支持完全电子化的票务服务。当时我们在回家的小轮上有一个脑洞大开的创想，觉得应该可以使用QR code来扫门票，回家后做了一些信息搜集，发现其实欧美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这技术了。

我们当时如此看重电子票务的支持是因为我们正在做很多数字营销推广，而我们希望可以知道更全面的实际转化率。另外当时其他系统也不够弹性，不能够满足我们希望可以迅速登记账户、修改数据的需求。所以我们就针对市场上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功能去开展创立自己的票务系统。例如可以很迅速有弹性地修改数据、可以实名制等等。

Ticketflap网站

Ticketflap有一个独特的防篡改实名制系统，只有购票人自己才能修改票面上的名字。这意味着大规模的重复售票将不再行得通。

这个系统比较新，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就用上云计算解决方案，构建一个可以按需自动调整的模式。

有一点我们想要祛魅，那就是票是不可能在几秒之内售罄的。即使世界上最热门的活动也需要10分钟左右才能把票卖光，这是技术原因，涉及交易所需的时长。这就是为何需要运用复杂的排队技术来保证购票过程的畅通。

公平是核心，我们提供的技术能让顾客知道他们正在排队等候中，也能让他们无论是否购票成功都能理解这个过程。

机器人程序（bots）是线上票务系统的最大挑战，二级票务网站运用它抢票，再以高价卖出。这就是我们为何需要使用反bot程序来防止这些发生。

因为市场上很多人其实和我们都有相同的需求，所以我们很快就发展成香港其中一个最大的票务系统。如果就民营票务系统来说，我们是拥有最多活动的。

然后当我们自己的业务发展越来越大，你当然希望可以更全面地掌控全部的环节，像Clockenflap的观众那么多，我们当然不希望假手于人，希望售票得到的利益进到自己的口袋里。因为其他的大型活动也有相似的想法，希望有自己的票务系统，所以我们就把已经制作好并且同时作为使用者，一直在完善的系统卖给其他主办方。例如AIA Carnival。

“Clockenflap就像香港的一面镜子，映出了她最好的一些特质”

澎湃新闻： 你常常旅行，觉得一个城市音乐节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在所有你去过的城市音乐节中，Clockenflap特别在哪里？

Justin Sweeting：不管坐落在哪里，最好的音乐节都有各自的特色。对我们来说，Clockenflap集合了我们挚爱且值得庆祝之物：音乐、艺术、人、食物、愚蠢和所有那些能够抗衡幕布般标志性的香港天际线的事物。当你集合所有这些元素，它们的伟大程度将远远超过单独的部分。创造独特的“Clockenflap体验”能够激发灵感、活跃心灵、滋养灵魂。

澎湃新闻：一个音乐节最终会变得与所在的城市相似（至少是某些方面）。Clockenflap和香港之间有没有这样的关联？

Justin Sweeting：当然。Clockenflap就像香港的一面镜子，映出了她最好的一些特质。香港是这个品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音乐节的骨子里混合了东方文化与西风影响，新潮和更传统的东西在其中融合无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对创新的关注和支持，这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亦属罕见。这些都与香港精神密不可分。

澎湃新闻：对非香港人来说，看上去在过去十年里香港精神有了一些变化。作为香港人你有什么感觉？透过这十年中Clockenflap的现场，你观察到的人群有什么变化吗？

Justin Sweeting：这十年里，香港人对于现场活动的选择比从前多了许多。对于选择参加什么活动，他们的眼界更开阔，眼光更敏锐成熟。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演化。

澎湃新闻：人们的音乐品味呢，2008年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Justin Sweeting：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混合音乐类别的喜好，人们的音乐口味也差异愈大。就Clockenflap来说，人们越来越对新的音乐感兴趣，比起早年也更相信我们的推荐，更能接受音乐节不应该受限于单一品类的理念。

他们已经能够把阵容看作一个整体，学会探索它的深度和广度。国际媒体曾经把Clockenflap的观众描述为世界上最积极和激动的音乐节受众群体，他们的开放程度令我们深感骄傲。

澎湃新闻：Clockenflap总是愿意给本地音乐人登台机会，对香港地区音乐人和海外音乐人的甄选标准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Justin Sweeting：我们总会给予本地音乐人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对本地音乐生态有健康的影响。在身边发现天才总是非常令人激动。

澎湃新闻：描述一下负责阵容选择的团队的具体工作吧。

Justin Sweeting：寻找音乐人的途径有很多。首先我们会参加世界范围内的许多音乐活动，去发现崭露头角的新人。我们的海外机构和专业人士网络也很强，能够帮助我们寻找。

我们的网站还有一个申请功能，自觉适合Clockenflap的音乐人都能提交申请。快乐的烦恼是申请者总是远远多于我们能提供的登台机会，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合理安排，让阵容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连贯性。

澎湃新闻：观众的品味会影响你们的阵容选择吗？反过来讲，你们希望自己的选择对观众施加影响吗？

Justin Sweeting：对我来说，音乐节阵容的精髓是平衡，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观众熟知并愿意买票观演的音乐人和新名字之间做平衡。

音乐节的编排优势就是你能冒更大的险去挑战观众的审美边界线。我们希望能让观众最终完全信任我们的选择，不管是谁将登台都不影响他们购票的决定。因为无论是谁在演，都将带来启发性的优质演出。

“最棒的瞬间是不曾预想到，但一切各就其位的时候”

澎湃新闻：今年你最期待的三位/组艺术家是谁？

Justin Sweeting：限于音乐人的范畴吗？David Byrne、Alvvays（加拿大摇滚乐队）和Amadou & Mariam（马里双人组合）。

澎湃新闻：除了Clockenflap，你们还举办日常性的活动吗？

Justin Sweeting：是的。Clockenflap是一年一次，但我们还需要持续一年的势能来真正影响到音乐环境，为音乐爱好者提供持续的音乐活动。

我们有一个系列活动叫“YourMum”，整年为艺术家提供表演机会，体量大约在400-4000人左右。

澎湃新闻：每年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吗，你还记得多少这样的瞬间？

Justin Sweeting：最棒的瞬间是不曾预想到，但一切各就其位的时候——对的艺术家在一天当中对的时刻出现在对的舞台，面对对的观众。这是魔法时刻。

多年来我们有过不少这样的时刻，比如2013年Bombay Bicycle Club演出时发生月食，或者Nile Rogers在日落时的表演。事后他对英国的媒体说，Clockenflap是全世界最好的音乐节。

澎湃新闻：历年的阵容里重复出现的音乐人多吗？

Justin Sweeting：很少，只有在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对本地艺术家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小心地安排他们不在连续的年份里登台，因为我们必须给年轻一代机会，并为每个艺术家个体寻找和制造最合适的场景。

澎湃新闻：有没有扩展业务的打算？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Justin Sweeting：我们的理念是通过为观众提供动人而超值的活动体验，为他们的人生注入活力，同时增添我们的品牌价值。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作业，也尝试在产业链上下功夫，比如自己的票务平台Ticketflap、电子商务机构和活动服务机构。希望我们的技术和经验能够帮助其它的活动和主办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