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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毒品改变的十年:高中毕业就成了毒枭,出狱后仍被噩梦折磨

2018-10-16 17: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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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后的台湾,经济发展势头突然停滞。金融风暴过后,经济开始出现衰退。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公司破产倒闭,企业人员不堪重负自杀。很多人前往大陆投资,成功者寥寥无几。

焦虑影响了青年一代,在动荡不安中,他们显得极为叛逆。 

没有智能手机,网吧座无虚席,同样,去舞厅的人相当多。年轻人去那里听最流行的广东舞曲,吃摇头丸,吸食k他命。每到晚上,舞厅里的灯光和音乐交相辉映,充斥其间的,尽是些糜烂不堪的灵魂。 

舞厅一度成为吸毒餐厅。毒品像瘟疫一样,在阴暗的角落滋生。

那时候的我,和这些醉生梦死的人一样,在毒品贸易世界中如一张白纸被任意涂鸦,再被揉碎。 

再回首,当时认识或者听说的吸毒贩毒的人,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还在坐牢,有的被骗去印尼替人运毒,被当地警方当场击毙。大多数人,则在毒品交易中遭到黑吃黑,连尸骨都找不到。

一 

事情追溯到2006年,我刚刚步入高中。在一群人的围观下,我被警察带走,而地上躺着一个人,是我的学长。因为学校里的纠纷,我发了疯似地打他,直到我被警方压制在地,我才看到,他已经被我打得满口吐血,不能动弹。 

我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由于未成年,加上在里面表现良好,不到一年,我就出狱了。

出狱后,我去了高雄最差的学校继续读高中,有过坐牢的经历,在学校里显得格外特殊。至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好惹的狠角色。 

学校的天台,是每个学生偷偷抽烟的地方。有一天,我在天台上抽烟,戴着耳机。一个身材高瘦,手臂上有纹身的人,走过来和我说:“欸,肖年欸!听说你以前很冲哦!” 

我转过头来,对他说:“没有啦,都过去的事了。” 

说完,他搭上我的肩膀,做自我介绍,说他叫阿伟,还刻意提了一下他父亲的名字,我便明白他是道上的人。他的父亲与我父亲一样,有着黑社会的背景。 

他就是靠这份关系,在学校里呼风唤雨,没人敢招惹他。

我不喜欢与不熟的人交流,常常被人认为我很冷淡,嚣张。没跟阿伟多聊,上课铃响,我就回了教室。 

有人主动示好,就有人恶意挑衅。到新学校没过一周,班上一个绰号小龙的人说看我不爽,找我单挑。我从初中就经常跟人打架,加上在少年监狱练来的打架技巧,小龙很快被我打倒在地。

某天下课后,我依然去天台抽烟,小龙来天台找我算帐。十几个人围殴我一个人,我被他们打到快没知觉时,教官来了,最后我们都被记了大过。

隔天,阿伟带一群人来我们教室门口,拉着小龙直奔天台,喊我也一起去。上去后,阿伟抓着我的手,往小龙的脸拍了过去,他大声怒斥小龙:“阿尘是老子在挺的!你敢动他?干!” 

接着,他们一群人对小龙一阵乱打。小龙被打得满脸是血,衣服也被扯破了,他的家人与教官的询问时,他一句话也不敢说,隔天就转学了。

而我,就算与阿伟真正认识,他也成了我在高雄的第一个兄弟。

当时的台湾流行飙车族,与日本的暴走族类似,骑着改装摩托车,一群人混在一起。跟阿伟认识后不久,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的车队。

每个高中,都有各自的飙车族。我们在假日用MSN和别的车队约赛,其实是飙车赌博,阿伟的队赚了不少的钱。当然,也常因为种种原因发生斗殴械斗。我不会飙车,但我会打架,连阿伟都认为,我天生就是为了打架而生的。

车队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高达三四百人,整群的改装摩托车经过,犹如蝗蜂过境。当地居民苦不堪言,却无人敢在我们面前抱怨。

我们仗着人多,干了不少坏事,警察实在忍无可忍,用所谓的口袋战术,进行联合围剿。

当时在高雄市,每一个路口都有持步枪的警察守着,想跑都跑不了。被逮了很多人,多到要用警备车——大巴来押送。到了警局,排队排到了外面,家长一个个来认领,笔录做了整整一宿。

过了一阵子,大家不再飙车了,过得安分许多,但打架闹事没有少过,我也因此结识了更多的人。 

有一天在天台,我趴在阳台上抽烟,阿伟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我看了一眼那根烟,外观跟普通的烟相同,只是顶端被捏压成螺旋状。

阿伟看我一脸疑惑,对我说:“这是k烟,烟里面是k他命”。 

我有点厌恶,父亲在我年幼时因为吸毒,让我度过一段漫长的被人耻笑的岁月。

或许也是这个原因,我居然拿起它,点了抽了起来。 

烟草里夹带k粉,常常会熄灭抽不起来,必须得一直重复点燃。强烈的塑胶燃烧味,伴随烟雾,被我吸入体内,顿时脑袋一晕,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 

听觉跟视觉也有些许变化,但变化不大。几分钟后,我清醒了。

这是我第一次碰毒品。 

当时的k他命还没有普及,对于高中生来说,取得的门路并不多。以当时的行价,一克k他命约人民币100块,而一克k粉能做8支k烟,一根烟约12块人民币。 

每天,阿伟都会带上几根k烟来学校,我们俩下课就到天台享受短暂的晕眩。

阿伟的钱是在学校里“东钱”来的,(东钱是闽南语,就是收保护费的意思)一个人根据零用钱多寡,交10块—50块人民币不等。

阿伟用这些钱去买毒品,而我虽然没东钱,也帮过他处理那些不听话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的生日快到了,阿伟提议开个party,我家里环境还不错,零用钱也颇多,就同意了。

生日那天,阿伟吩咐他朋友将我带进一间ktv,也是我们所谓的摇头包厢,可以携带CD进去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进去后,party开始,音响播放着震耳的广东high歌和罗百吉的电子舞曲,吃完蛋糕没多久,一个人进来找阿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像盐巴一样的东西递给他。我知道那玩意是k他命。 

阿伟从皮包里掏出一万五的台币,约三千多人民币,当然有一半是我付的,但我不知道他要拿毒品。

那人收了钱,阿伟问他,“丸子呢?”那人随即拿了10颗药丸一样的东西给阿伟。阿伟与他聊了一会,示意他留下来一起玩,那人也就留下了。而他就是我在高雄的第二个兄弟,阿飞。

阿飞跟服务生要了一个塑胶盘子,拿出皮包内的一张电话卡,将那包k他命倒一些在盘子上,用电话卡将盐巴压碎成粉末状。动作无比熟练。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全身无力,头很重,很晕,而阿伟拿了颗摇头丸给我吞下。

吞下后过没多久,刚刚k他命给我的难受感顿时都消失了,让人想跟着音乐起舞、摇摆。

就这样,在k烟弥漫的包厢中,伴随着震撼的音乐,还有那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光,我度过了我的十七岁的生日。

那次之后。我常常找借口向家人要钱,在郊外的地方租了间房,用来开毒趴。

参与party的人越来越多,开始供不应求。我们就去舞厅,在舞厅里,贩卖药物的人很多,随便拉个人问问就能拿到。

只是发生过几次吸毒猝死案后,那些舞厅被警方强力扫荡,关的关,倒的倒。大家没地方去,就选择在汽车旅馆或是ktv、酒店,甚至在自己家里开毒趴。

我和阿伟为了能继续过这种糜烂的生活,开始和阿飞接洽,在学校里卖起了毒品。

学校里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我们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当下线。他们去找新的人,有人要拿毒品时,就把钱给他们,再拿钱在我们这拿毒品。

我们也教他们一些方法,将毒品给对方前,先挖一些出来,参杂外表类似的盐巴、味精甚至是苏打粉。

因为我们的货纯,越来越多人介绍,最后就连别的学校都找我们买毒品。

我和阿伟负责销售,阿飞负责找货源,每克k他命以80块人民币拿到,再以100块人民币售卖,从中得到的利润,我们三人平分。

随着客户越来越多,在阿飞的建议下,我们如果想要拿得便宜,就必须一次大量购买。通过阿飞的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大盘商,象哥。

象哥是阿飞的叔叔,也是当时高雄k毒的大盘商之一。

我们带着七万人民币,去找象哥,准备买一公斤的k他命。

象哥开了一家游艺场,他的手下带我们到二楼的一间储藏室。储藏室内摆了许多大型电动机台,中间有一张桌子和沙发,象哥看我们来了,起身走向后面的机台,打开下方的零钱柜,我们顿时懵了。

柜子里整齐排列着数十块k砖,象哥取出了一块,从上面刮了一些,让我们试货。

阿伟跃跃欲试地拿出卡片,磨了一些吸食,而我只做了几支k烟,给了象哥与阿飞。象哥接了k烟,夸我说,“你是一个很有眼色的小鬼,以后如果去混黑社会,应该很有前途。”

当时阿伟已经晕了,没听见象哥说的话,而我也没多想。

那次取货离开后,我们越做越大。钱也越挣越多,但阿飞对我们说过,“这只是九牛一毛。

高中毕业,我回台南老家待了一阵,毒品的生意交给阿伟跟阿飞处理。

回老家没多久,阿伟打电话给我,说他和阿飞好像被警察盯上了,他很紧张。我让他把所有毒品交易的信息都删除,暂时停业,并叫他来台南躲一阵子。

我以为阿飞会跟阿伟一起来找我,但他没有来。

在一次的毒品交易时,阿飞被几名便衣刑警围剿。他当时成功逃掉了,但很快,警方找上门,一群刑警持枪冲进了阿飞的家,并在他家里搜出30多克的k他命,少量的冰毒和摇头丸。

警察围剿的时候,阿飞并不在家。就在阿飞被警方通缉的一个月后,他约了人在一家汽车旅馆开毒趴,被警方临检时给逮到了。

阿飞因为k他命被判了三年,至于冰毒与摇头丸,数量很少,他辨称是自用,并没出售,加上他没有前科,只被另外判40天的拘役。

阿飞入监服刑没多久,阿伟回到高雄,重操旧业。我劝他别干了,查得太紧,但他不听,依旧去卖。

有一天,象哥联系我,要我去找他一趟。他和我约在西子湾,一个美丽的港口,我当晚就开车前往高雄。

到了后,象哥一个人前来,搭上我的车,要我载他去一个地方。

一路上,象哥和我闲聊,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干。他认为我比阿伟聪明,而阿飞被抓了,他需要我。

我当时心里清楚,他需要的是我的人脉,我的下线,阿伟不够小心仔细,他怕有一天会被他害死。

我没有答应他,也没有拒绝他,只是刻意绕过这话题。象哥心里大概有谱,知道我打算金盆洗手,之后的路途,没再提这事。

我们到了一个铁皮工厂,他让我停车。下车后,几个人迎着我们走来,我跟着象哥进了工厂。

刚进去,一股浓稠无比的酸臭味涌入口鼻,我强忍着呕吐感,东看西看,立刻明白,这里是一座制毒工厂。

不只是k毒,连冰毒都有,而我当时对冰毒并不了解,只从他们的对话猜出些什么。

从工厂出来,象哥拿了十万台币给我,让我当他的车手,负责帮他送毒品到某些地方交给一些人。

“其他的,你不用参与,也不要多问,知道的越少越好。”

面对那一厚摞台币,在象哥的注视下,我接下了这份工作。

每隔一段时间,象哥会给我一些地址,我负责上工厂拿货,送完货后,会依照不同的货物及数量拿到五千至上万人民币的运费。

即使象哥从不主动跟我说工厂的事情,我跟其他人闲聊也知道一些内幕,工厂的k毒和冰毒原料,大都是从云南等地运过来的,而台湾的海关很难收买,只能靠渔船与厦门的人接洽走私到台湾本地。

某一天晚上,我如往常一样上山取货,在路上,我感到不对劲。平常这条山路车流量很少,而这天,我发现后面有几台车一路跟着我。

紧张之下,我踩下油门,一路狂飙,凭借着对这条山路的熟悉,以及开车的技术,那几辆车很快被我甩在掉了。

在台湾跑山路时,会一路跟着你跑的车,除了想跟你竞赛的人,就是警察。

甩掉他们后,我想了一会儿,如果我就这样跑掉,肯定会被盯上。警方一定会在别处围捕我。

想到我的车上并没有毒品,而我平常也没有在车上吸毒的习惯,在看见前方的超商时,我选择停了下来。

那几辆车果然追了上来,见我停在那,也跟着停了下来。车里冲出几名便衣刑警,走过来对我例行检查。

他们问我来这干嘛,刚刚为什么开这么快,我说我常来这飙车,练开车技术,以前老家住山上,所以喜欢跑山。

警察查完我的证件,又问了我一些问题,要求检查我的车子。我极其配合,检查完后,他们口头告诫我别在这飙车,他们可以用公共危险罪将我逮捕。

我点头,装作一副知错的样子。等他们走后,我才发现自己半天挪不动脚,使了好大劲走进超商里坐下,心脏几乎要蹦出来。

平静后,我用公共电话打给象哥,告诉他碰到的情形。

象哥要求我先回去,等候他的消息。当时的我心里明白,象哥的贩毒集团已经被盯上了。我毅然决然地和他说我不干了,便切断了和他的联系。

过了不久,新闻发出报道,象哥的制毒工厂被警方查获,逮捕了好几个人,象哥本人则逃到了别处。

脱离了象哥,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台北,加入了竹联帮南堂,开始了我的黑社会生涯。

刚入会时,每天都干些小弟干的事,跑跑腿,参加公祭,根本没办法赚钱。

此时,我联系上阿伟,和他聊完后,知道他过的很好。他笑我当初不跟着他干,如今沦落成别人的小弟。我笑呵呵地回应他,丝毫没有跟他提象哥的事。

跟阿伟约见面,我去高雄找他。

我开着我的速霸路泪眼鲨,从台北一路到高雄。到阿伟家,他家门口停着一台BMW Z3跑车,我用羡慕的眼光看这部车,虽然我的车也不便宜,但比起他,差太多了。

阿伟听见车子的排气管声走了出来,笑着递给我一根k烟,趴在车窗边和我说:“什么时候去买一台双B啊?”

我点起了k烟笑着回他:“我不喜欢那种车,我喜欢跑山,速霸路四轮传动的适合我一些,且我喜欢它的涡轮泄压声,你那台又不能泄压”。

他给我开车门,带我进他的家,整个房子,一看就是有钱人的奢华内装。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有没有k他命能先批给我,我卖了后再给他钱。

阿伟直接打电话叫人送来一块k砖,对我说,“不急,你有钱再给我就好。”他希望我跟着他干,说我去混黑社会只是人家的小弟,“混不出名堂的。”

在阿伟家聊了一下午,我得知他现在是象哥的手下,这让我感到十分错愕。我不知道他是刚在象哥手下做事,还是从一开始就跟我一起被象哥收服了。

后来,我拿着k砖回台北,转卖给一个大哥,大哥看我有门路,希望我介绍给他,我就介绍他跟阿伟认识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我在堂口里爬得迅速,很快,我也有了自己的手下。上面的人配了几间在三重、艋舺的赌场让我去围。

在我快20岁的那年,堂口与板桥的角头发生纠纷,我们前往支援。后来,上面的老大们谈和了,而我当时将对方的某个高干打伤,成了他们围堵的对象。

没办法,我连夜离开台北,回到台南老家,并打电话给阿伟,和他说我的状况。

阿伟请来象哥帮忙,后来,我接到帮派里一位有身份的人的电话,他说他是象哥的朋友,决定帮我处理这件事。

他让我隔天回台北,他会开几桌请对方吃饭,顺便帮我谈和,而我当下很忐忑不安,害怕这是一场鸿门宴。

象哥怎么会帮我,像他们这种利益优先的人,帮我干嘛?

考虑了一整夜,我发现自己别无选择,选择前往。到那家餐厅后,我打电话给那位老大,他向我招手,让我先喝口水,等对方的人来。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其实不到半小时,对方的人过来了。经过一阵闲聊,我举酒杯向那名高干道歉,在老大的调解下,包了红包给对方,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离开餐厅后,我打电话给阿伟,请阿伟约象哥出来,我想好好答谢他。

阿伟告诉我,象哥去柬埔寨谈生意了。接着又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干,我没有回复他,打算先离开竹联帮。

“混黑社会,的确没什么名堂。”

离开台北万华(也就是艋舺),不久,我去了隔壁的台北县中和区。我与阿伟失了联系,我以为他被抓了,后来我找到阿伟的女朋友,才知道阿伟在一次交易后,再没回来过。

据阿伟的女朋友说,那次交易货量很大,我猜到阿伟是被人黑吃黑了。

阿伟的家人几年后经过一些申请,给他办理了死亡登记,将他生前的物品放在骨灰坛里,让他入土为安。

我去他的坟前,买了他生前爱喝的12年苏格兰威士忌,跟他叙旧。

阿飞出狱后,开了家冰饮店,生意也不错,他将每个月赚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他说他在赎罪,他的罪,一辈子都赎不完,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至于象哥,他被警方抓到,判处无期徒刑,直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

而我,活在愧疚与罪恶感中难以度日。我知道那一天终会到来,只是最后让我入狱的不是毒品,而是我曾经引以为傲的打架。

我被判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有期徒刑,出狱后,我去了一家奶茶店打工,又通过朋友介绍,进入一家还不错的公司上班,跟之前的人再无联系。

对现在的生活我心怀侥幸,有时早上醒来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常常做噩梦,在梦里,像是坠入一片深海中,努力抓取些什么,却什么也抓不到。

作者K.L,两个人名的缩写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首发于公众号“全民故事计划”(ID:quanmi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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