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蒋经国执政时，两岸差点统一

有一年，台湾学者陈鹏仁教授到北京，专程到近代史研究所来看我。陈教授是台湾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擅长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著作一长串，总有几十种、百来种吧。他长期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据说，这一头衔是可以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的。我多年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党史，因此和陈教授相熟，不仅是老同行，而且是老朋友。

陈教授这次来看我，有两位同行。一位是沈诚先生，一位是王女士。陈教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要创办一份报纸，在台北编辑，在香港出版，向大陆发行。沈诚先生，就是香港方面的负责人。王女士，则是出资人。这自然是两岸关系和缓、改善的好消息。我问：“‘上面’同意吗？”答称：“同意。”在大陆办此类报纸，上面“同意”最重要。这一关通过了，其他自然好办。我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好事，大好事，预估此报的销路将会大好。接着，似乎还开了个座谈会，约请部分学者座谈，大家也都赞成。具体情节、过程，记不清了。

陈教授等三人当时住钓鱼台，他们约我晚上到宾馆再聊聊。届时，我应约前往，又聊了一晚上，还一起吃了顿饭。沈诚先生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两岸密使秘闻录》，并称，这是简本，还有“详本”，篇幅更大。我这才知道，他和蒋经国相熟，曾受派担任“两岸密使”，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几乎促成了两岸统一。蒋经国的老部下、民革中央荣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也和沈先生相熟，沈先生来大陆时，亦斌先生曾参加接待。他也和我谈过沈诚先生的情况。

沈诚其人

沈诚（1921-2006），字则明，浙江湖州人，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毕业后到陕西胡宗南部队工作，后投效蒋经国的青年军，曾在重庆参加青年军总监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受训，历任青年军要职，与蒋经国的关系日益密切。1945年9月，随陆军总部先遣队返回南京，驻苏州。1946年，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训练局，任中校随从参谋，未到差即调上海，随蒋经国“打虎”。1949年3月，奉命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军”江南纵队。1950年外派泰国北部的金三角。1953年调香港，在南方指挥部做情报工作，直属蒋经国所领导的“总统府”资料室。曾被蒋经国任命负责雷震专案小组，收集“雷震通共”资料，因无成绩，“专案小组”被撤销，沈诚受行政处分。其后解甲归商，在香港开设酒类公司。

沈诚于1981年8月应邀，赴大陆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为香港5位受邀人之一。行前，沈诚赴台北，向蒋经国请示，蒋要沈诚“报备”，北行后顺便去溪口望望。同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叶9条”，主张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0月3日，叶剑英单约沈诚，在人民大会堂谈话，要沈诚代向蒋经国传话：“兄弟之间没有不可以谈的，过去恩怨一笔勾销。”1981年10月12日，叶剑英安排沈诚赴溪口访问。在溪口，沈诚做了一天“旋风”般的巡礼。1982年10月6日，会见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

1986年8月，沈诚陪次子到北京处理商务，会见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主任杨斯德。此后，沈诚写作约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共6条：第一条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第二条分析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着。第三条分析双方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第四条谈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第五条谈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第六条谈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将这一份建议书，分送两岸领导人：北京邓小平，台北蒋经国。蒋经国接到此函后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约沈诚面谈，求证这份备忘录是否已送到北京，北京有何反应。不久，北京的全国政协邀请沈诚前往北京。

1987年6月中旬，沈诚再度进京。次日，沈诚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见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杨称：“你的《国是建议备忘录》我看过了。我们中央领导都觉得十分平实而具体。”又称：“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合则双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能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6月23日，贾亦斌在民革中央会见沈诚。

1987年10月中，沈诚再度进京。某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受到杨尚昆接见。杨称：“恩恩怨怨几十年也应该了结了。”他称赞“沈诚的见解很好”，表示“希望大家避开党派立场，纯粹以国家、民族为主体，共同奋斗”。

1987年3月14日下午，沈诚由杨斯德、杨拯民陪同，第三次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见杨尚昆。杨称：我们党中央对于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领导们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谈。接着，杨提出谈判的基本原则：第一，双方谈判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当晚，沈诚和台北联络，向蒋经国报告，两天后，台北同意以“两党对等，中央层次”为谈判模式。

3月27日上午，沈诚收到杨尚昆派人送来的《致蒋经国函》：

经国先生大鉴：

近闻先生身体健朗，不胜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我等印象良深。祖国之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日付诸实现，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我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小平、紫阳、颖超嘱向老夫人、阁下，并纬国将军

致意  即颂

时祺

杨尚昆　

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五日

据沈诚描述：此函装在暗黄色牛皮纸大公文袋中，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机关衔名，内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白色信笺四张，以毛笔行书书写，书法纯熟，似乎出自名家。

3月28日晚，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为沈诚设宴饯行。出席作陪的有杨斯德、杨拯民。据说原有座位留给赵紫阳，因事未到。沈诚表示：“可惜经国先生限于现实环境，不能亲自来。”杨尚昆说：“如果他健康不允许来，我也可以去台北，只要他欢迎的话。”

（蒋介石与蒋经国）

蒋经国临终之前

3月29日，沈诚由北京飞返香港。30日清晨，飞抵台北，直驶“七海别墅”。向官邸侍从声称“大先生召见”。蒋经国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左眼还蒙着纱布。沈诚将密函交给蒋经国。

4月4日，蒋经国通知沈诚到慈湖，告诉沈诚，宋美龄在明天到慈湖“谒灵”，要沈一起向宋报告。5月5日，蒋经国再次约沈诚谈话。这一次谈话，沈“深深感动”。1987年6月，沈诚再次到北京，向杨尚昆提出“台胞旅游探亲问题”，杨尚昆当即拍胸保证。6月底，沈诚回到台北，向蒋经国报告此事。10月15日，“行政院”内政部部长吴伯雄宣布，台湾地区民众可以探视三等亲名义前往大陆。不久，开放“老兵返乡”。

1987年9月中，沈诚再到台北，探视蒋经国病情。此前，蒋经国刚刚因糖尿病引发脚部溃烂，在荣民医院切除左脚两个脚趾。他说：“你来得正合时，我正在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经给老夫人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决策。我也正想问问你。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周全一些才行。你的看法如何？”沈诚答道：“首先礼尚往来，可否也给他捎一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9月17日，沈诚再次奉命会见蒋经国，讨论选派赴大陆的代表人选。蒋称：“我预备第一波（代表）去北平的时间，定在明年2月底至4月初这一段时期。因为我也可能在明年三月召开本党十三大时，在党内秘密通过一下。虽说党对党，无须经由政府立法部门。但也不可能不通过党组织，由我指派私人代表去北平。”11月7日，蒋经国再次召见沈诚，告诉他：“下一波正式去北平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委（会议）中决定。”蒋要求沈诚在台北多留几天，过了元旦再回去。这一天，据沈诚记载，蒋经国“精神很差”“显得浮肿”，音调低沉，“口齿也有些欠灵活”。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继任“总统”。1月18日，沈诚被台湾当局“法务部调查局”传唤。21日，移送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收押，迭经审理，指控的罪名有：1.“非法出入匪区，与匪干勾结，意图非法变更宪法”；2.“来台为匪统战，意图颠覆政府”。其具体事证则有向杨拯民递交《国是建议备忘录》，受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为杨尚昆递送致我政府首长“密函”等。至1989年12月14日，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无罪。

贾亦斌的悲哀和沈诚没有说出的秘密

对蒋经国的去世，贾亦斌感到突然。他写诗“泣挽”，诗云：

萍水相逢知遇深，骤闻噩耗泪沾襟。

难忘报国从军志，时忆轸民建设心。

开放探亲赢盛誉，严防台独最伤神。

知兄此去留遗憾，尚有余篇惜未成。

贾亦斌和我相熟，知道我研究中国国民党史，他曾专门和我谈过。他说：“蒋经国将来在历史上要写成正面人物。”当沈诚先生来大陆谈判时，小平同志提出过一个台湾回归，国家统一的方案，通过沈诚传回台湾。蒋经国表示同意，并且说：“我是为了给国家、民族有个交代。”贾亦斌认为，如果蒋经国不死，两岸的统一就不是大问题了。因此他觉得，蒋经国的去世很蹊跷，怀疑有人下毒。

沈诚和贾亦斌同为当年蒋经国的部下。沈诚到大陆时，曾向贾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大陆和谈有无诚意”？二是“贾先生能不能在国共两党之间做些沟通工作”？对于第一个问题，贾的回答是“确有诚意”。对于第二个问题，贾的回答是：“国家统一是海峡两岸12亿人的根本利益与共同愿望。”“自己有26年国民党党龄，到共产党这边也将近40年了。两边都有朋友，必须讲信誉；别的不说，绝对不讲假话。”他请沈诚转告蒋经国，他愿意做沟通。事后，贾亦斌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因此，他知道有关谈判情况。例如，杨尚昆《致蒋经国函》的内容，甚至词语，贾亦斌都是知道的，前些年，他在接受国务院台办新闻局有关负责人李立访问时曾特别谈到这些情况，据李立记述：“贾亦斌将这些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这里所称“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杨尚昆。引号中的一句话，就是杨尚昆《致蒋经国函》中的原话。

沈诚的回忆最初连载于香港《华侨日报》，至1994年12月结束。篇幅庞大，记述详细，大概就是沈诚先生对我所说的“详本”。当时，沈诚先生出于保密的原因，有些话没有讲，或没有讲透，也有记忆上的某些讹误，因此，其所述不能取信于人，有个别人甚至指责其为“骗子”。《华侨日报》连载甫毕，台北《新新闻》的发行人周天瑞、郭宏治出于职业敏感，立即赶到大陆，逐一访问沈诚在大陆时的交往人士，包括当时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接待和谈判的杨拯民先生以及贾亦斌等人，在1995年2月迅速编辑出版了《沈诚：我替杨尚昆传信给蒋经国——海峡两岸一段秘密交往真相》一书，并在封面上影印了杨尚昆致蒋经国函四纸。杨拯民接受采访时虽然仍有部分情节保密，或有故作掩饰之词，但明确说：“（沈诚）他自己说与二蒋皆有联系，我们也弄不清楚。由于他来了许多次，姑且请他带一封信去，只是一封信的事。”又说：“沈诚强调与蒋经国的关系，而且在主张统一，反对台独这点上表示得非常清楚，因此，安排他见一些有关的人，后来托他带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可是却没了下文，更没想到他居然被捕了。”杨拯民的答问有力地证明了沈诚的回忆在主要情节上是可靠的。

1995年8月，沈诚将原《华侨日报》所载精简为《两岸密使秘闻录》在台湾商周文化公司出版。该书全文影印了《杨尚昆致蒋经国函》四纸，至今仍在海外发行。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杨天石著 东方出版社 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