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铮强·寻宋︱延州：范仲淹的主角光环

一、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写到宋夏战争，也该范仲淹出场了。

范仲淹是道德楷模，这个就不多说了。话说李元昊是个反建制派，他对付宋朝的办法是称帝求战，以战求和。宋仁宗见李元昊上表称帝（1038年），气得抓狂，一面经济制裁，一面调整部署，在军备最薄弱的陕西前线，派出了58岁的文官范雍知延州（延安）。范雍并非书呆子，之前一直关注西北局势，提出过安边六事，建议在陕西招募士兵加强军备。但他赴任以后，延州“士兵寡弱”的问题也没办法得到解决。

范雍是个正人君子，在延州做了很多正经工作，深得民心，但他要对付的是李元昊，这就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碰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不知道怎么个玩法。李元昊先说范雍大人很厉害，让他非常景仰，范大人一来延州，他就想向宋朝称臣了。范雍觉得李元昊的想法很合理，就信了，放松了战斗警备。1040年正月，李元昊举兵十万进攻，先使诈计攻下金明寨（安塞县沿河湾镇），守将李士彬战死。范雍大惊，召宋将刘平从庆州（甘肃庆阳县）驰援，夏军奔袭延州，两军在三川口（安塞县北）遭遇，激战数日，宋军败，刘平被俘，不降而死。夏军围延州七日，范雍计无所出，所幸天降大雪，夏军解围而去。

三川口大败，宋廷震惶，不得不重新调整西北前线将领。这其中，韩琦出任陕西安抚使，韩琦又推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到西北后，见延州破败，请以守御自任，于是受命知延州。范仲淹在延州精选将士日夜训练，修筑堡塞积极防御，又收复城池，重建金明寨，夏人惊呼“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李元昊在延州无机可趁，转攻三川寨（甘肃固原），宋军积极应战，颇有斩获。

这一年，范仲淹52岁，韩琦33岁。

范仲淹考中进士是1015年，27岁，官场起点是司理参军。韩琦进士登第是1027年，20岁，官场起点是通判（州级副官）。范仲淹做到通判这个位置已是41岁，之前他被晏殊举荐为秘阁校理，一入朝便得罪了垂帘听政的刘太后。1033年，45岁的范仲淹任右司谏，因极谏废郭后事得罪宰相吕夷简，出知睦州。当时韩琦也在朝中，监左藏库，就是管理国库的负责人，没有参与范仲淹的进谏运动。3年后，韩琦也任右司谏，29岁。这一年48岁的范仲淹再次入朝，因为上百官图再次得罪宰相吕夷简，虽贬知饶州却名声大震。此后范仲淹转辗各地知州任上，韩琦一直在朝中当谏官，直到两人同时出镇西陲。

在出任知延州之前，范仲淹的光荣事迹主要是勇斗太后、宰相，虽然每次挣得名声，但不能改变政治现实。宋夏议和后，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也以失败告终。范文正公的道德文章固然无从挑剔，但如果不是在西北前线的建功立业，他的浩然正气几乎没有实践证明的机会，他的历史形象或许徘徊在酸儒与狂士之间。正是在延州，范仲淹开始获得主角光环，为他成为“宋朝人物第一”奠定了基础，在范仲淹的历史舞台上，延州是聚光灯最该对准的地方之一。

今天延安宝塔山麓南川河东岸的摩崖石刻，尚有范仲淹手书“嘉岭山”三大字，每字高3.68米。此外又有“先忧后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朝人物第一”、“出将入相”、“一韩一范”等，无不是纪念范仲淹。这些题刻均无落款，书写者及书写年代均无考，一般说法出自宋代后期至明代。

宝塔山麓摩崖石刻（摄于2015年11月14日）

二、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在西北前线，韩琦与范仲淹形成了对西夏两种不同的策略，韩琦主张主动出击，范仲淹坚持积极防御。1041年二月，夏军南下，往羊牧隆城（今甘肃西吉县火家集）一带进发，韩琦连忙赶到镇戎军（宁夏固原市），命令任福等率大军从德胜寨（甘肃西吉县将台乡）追击向羊牧隆城进发的夏军。韩琦对任福等下了死命令，不得变更行军路线。结果离德胜寨尚远，李元昊派了一支军队到怀远城（西吉县偏城乡）迎击宋军，宋军连获胜绩，便不断追击，中了夏军的诱故之计。

当时的夏军已抵达笼干城（今西吉县兴隆镇），在笼洛川、好水川的西口设下埋伏，诱敌部队引宋军南下至笼洛川、好水川东口（隆德县好水乡）便开始西行。任福等贪胜心切，进至好水川时，其实已不见夏军踪影，但仍被夏军故意抛弃的物资迷惑，在笼洛川、好水川屯兵休息后，继续西行寻找夏军，步步深入夏军包围圈。应该在离好水川西口（西吉县单家集）尚有数里的地方，任福打开夏军故意丢下的银泥合，放飞数百鸽子，这便是夏军等待进攻的信号。陷入包围的宋军大败，任福、桑怿等主将力战而死。

好水川之战形势图

好水川自东向西流淌，河道与今天从好水乡到兴隆镇的好兴公路接近，在单家集一带汇入葫芦河，任福率宋军大致在单家集附近被歼。今天常有人到此寻找古战场遗迹，据说从好水川西口入山谷二、三里地有王庄，王庄北山土崖立有“好水川古战场遗址”碑，现为县级文保单位，土崖中间夹着一层白骨，当地人称是宋夏战争的遗骸。往北约七公里的火家集古城，就是宋天禧元年（1017）修建的羊牧隆城，庆历三年（1043）又改名隆德寨，现仍有回字形城墙遗址，外城南北长650米，东西宽420米，残高3至6米，城内散见宋代瓷片，现在是区文保单位。至于好水川的东口，今天的好水乡，未必是这次战争发生地，但宋军很可能路经或屯兵于此，当地的好水桥上也立碑记述这次战役。

好水川之战发生时，范仲淹一直在延州。本来韩琦反复要求与范仲淹合击夏军，范仲淹坚决不允。在对夏战略上，范仲淹与韩琦发生了严重分歧，即使主帅派范仲淹的好友尹洙前往劝说，范仲淹也不为所动，还连上三表，强调主动进攻之危险，被尹洙认为“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尹洙豪言，大敌当前，胜败当置之度外，结果好水川大败，数千阵亡将士家属拥到韩琦帐前哭泣，范仲淹轻声叹息，这种时候，谁还敢说能把胜败置之度外呢。

好水川（摄于2015年5月3日）

趁着好水川的胜利，李元昊开始试探和平。范仲淹考虑到李元昊新胜，议和时机并不成熟，如上报朝廷，宋朝可能因为懊恼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于是冒着政治风险，私下给李元昊寄信，语重心长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李元昊回了范仲淹一封信，措词傲慢，坚持要当皇帝。范仲淹觉得朝廷见到此信会陷入尴尬，便把信烧了。当时有位参知政事说范仲淹如此处置当斩，倒是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说他忠心可嘉。结果，范仲淹降职，调知耀州（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不久徙知庆州（甘肃庆阳市），继续执行他筑城御守的策略。韩琦则对好水川之败负领导责任，也降职调知秦州（甘肃天水市）。

1042年九月，李元昊再次发动进攻，声称目标是镇戎军（在宁夏固原市），宋军派葛怀敏御敌。葛怀敏行至养马城，分兵守卫镇戎军。待敌趋近，又命分兵趋定川寨迎战。从养马场到定川寨，是从一片平原进入山谷，葛怀敏或许认为进入山谷口的定川寨会比较安全，结果被夏军包围。夏军毁路拆桥、绝断水源，葛怀敏下令出寨突围，结果进退失据，被夏军歼灭，葛怀敏等十六将皆遇害。战后夏军直抵渭州（甘肃平凉市）掳掠，范仲淹自庆州驰援不及，此情此景，应该很适合发出一声“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慨。

据说，葛怀敏屯兵的养马城，就是今天固原市区西不足5公里、中河乡庙湾村的大营古城，是镇戎军主要的军马放养地。大营古城的围墙至今保存相当完整，面积14万平方米，辽阔宏伟，今天已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不过大营城东侧的大营河，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恶臭难近，在此寻访还是从西侧进入比较有利健康。

大营古城（养马场）（摄于2015年5月4日）

大营城往西十公里山谷口、中河乡红崖村上店子水库东侧，便是宋代的定川寨。定川寨依山势而建，面积21万余平方米，城墙残破严重，南墙立有“上店子古城址”的市文保单位碑。

上店子（定川寨）古城址（摄于2015年5月4日）

定川寨战报传至朝廷，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范仲淹积极防御策略开始受到重视。韩琦与范仲淹同心协力，建立起对夏的稳固防御体系，遂有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李元昊无计可施，议和条件至此成熟。1043年，宋夏议和成，吕夷简罢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这时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庆历新政也即将开启。

三、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这年宋仁宗开天章阁（宋真宗纪念图书馆），并征求行政改革方案，范仲淹应诏疏奏，提出十项要点。宋仁宗据此陆续实行新政，其中以州县皆立学最具成效，其他各项举措均遭抵制，并有结党之讥。第二年，宋仁宗当面与范仲淹讨论结党的问题，范仲淹以“君子结党于国家何害”答之。这时西北前线尚有忧患，范仲淹自请出镇，路经郑州，与故相吕夷简相见。吕夷简告诉范仲淹，经略西北战事，没有比在朝廷更方便的位置，你在陷于政治危机之际离开都城，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回到朝廷主持新政了，“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

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陕西彬县），仍在西北前线。十一月，便改知邓州（今属河南）。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足足有3年时间（1046-1048），从后世影响的角度讲，他在这里最重要的事迹，是营建了花洲书院，并在书院的春风堂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邓州市的花洲书院是国家4A级景区，景区内仍有范公祠。1049年，61岁的范仲淹移知杭州。3年后又移知颍州，行至徐州时病卒，葬于洛阳。洛阳范仲淹墓是全国文保单位，宋仁宗撰额、欧阳修撰写的“褒贤之碑”（神道碑）至今竖在洛阳东南15公里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南侧的范仲淹家族墓园内，墓园中除范仲淹墓，还有范母谢氏、长子纯佑、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及孙辈的陵墓。

范仲淹最后的任所在杭州，曾经也有范公祠，但今天已很难寻觅范仲淹的纪念物了。让范仲淹流芳百世的壮举之一，与仲兄仲温在苏州创办苏氏义庄以赈宗族，是他在杭州时做成的事情。范仲淹身世崎岖，生于正定（或说徐州），长在山东邹平，读书于河南商丘，家族在苏州，卒于徐州而葬于洛阳。虽然范仲淹是一代名臣，威镇延州而名垂开封，但真正让他成为宋朝人物第一的，还是教学与义庄两件官场以外的事情，商丘应天书院与苏州天平山，因此也应成为寻访范仲淹的重中之重。

商丘市重建的应天书院（摄于2017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