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现代媒介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权力运作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加拿大学人哈罗德·伊尼斯在其著作《帝国与传播》中的一则论断，对于晚近中国史研究，似颇有启示意义。传播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一旦与权力结合，成为政治操作与社会治理的有机手段，其影响难于估量。自中国被裹挟进入世界以来，传播方式与网络便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引入而日新月异。于是乎，西潮拍岸，风气大开，人心丕变，政治因之改易，媒介于其中的无形造化之功，恐怕不可小觑。那么究竟现代媒介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执政者或反抗者如何利用媒介传播更好地掌控或争夺权力？进而言之，围绕诸问题则须深入探讨近代中国权力与媒介间复杂诡异的互动关联。此应是学界力图剖析的重要课题。

然揆诸学界，虽就政治与传媒相关议题的文章颇多，但囿于笔者目力，尚未见到有代表性的专题论著问世。近日拿到马建标兄的新作《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一气读罢，脑中感想良多。不妨于第一时间拉杂记下，权当阅读心得，供诸君参考。

马建标著《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就整体而言，建标兄新作首先呈现出脉络纵贯与面向多元之特色。正如后记中所讲，近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是拜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赐。自19世纪以降，近代传播技术随着列强的殖民扩张和各国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向世界各地铺张而来，中国亦不能幸免。按此断限，近代中国“传播史”的开端，便不能套用学界主流所认定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模式，而只能遵循传播史的“全球史时间”，这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自觉。由之，该书从19世纪初年的马礼逊来华始，至后五四时代北洋新锐吴佩孚崛起终，时段纵贯近一百二十载，初步为读者勾勒出近代中国因媒介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权力变迁与观念嬗变的图景。

历时弥久，所涉必定宏富。建标兄于书中言及的议题，确也证明近代中国传播史的面向堪称多元。该书内容既有外来传教士马礼逊的宗教传播、落魄士子洪秀全的基层动员实践、梁启超等流亡者的海外媒体运作；也有晚清显宦盛宣怀凭依现代电报系统所构建的媒介帝国、清末险恶政潮中敌对派系间利用新式媒体进行的权谋博弈、民初商务印书馆借助现代印刷技术编制权势网络的努力；更有袁世凯隐居彰德时对自己“洹上渔翁”形象的刻意塑造、吴佩孚五四前后有意打造个人“爱国者”角色的实操、一战期间列宁主义、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国人之因应。以上政治事件或因新媒介而起，或借新媒介而兴，可谓千江万河，同归大海，近代中国政治与传播，该课题值得挖掘的空间着实广阔。

具体到书中内容，则是典型个案与求异敏感兼得。综观该书七章，不少篇目让人阅后不禁叫绝。如就以往史籍一笔带过的袁世凯洹上垂钓之细节，作者认为其中大有文章可作，先是考证出垂钓图合影拍摄于1910年底，接着将该事件置于或明或暗的清末复杂局势之中审视，揭示出袁世凯愈是将自己塑造成超然世外的渔翁形象，愈是说明他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毕竟“由外患所体现出来的‘洋权’，从内乱所彰显的‘绅权’，与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所遥控的北洋派‘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而对这一权势格局起到稳定作用的，就是袁世凯”。此个案恰是近代传媒与权力互动的典型。

与此同时，作者以其独特的学术嗅觉，发现问题，深加阐释，常给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觉。如《权力、媒介和舆论》一章，建标兄透过吴佩孚爱国北洋军人的形象，意识到其自我身份的转型，除却“他塑”外，恐“自塑”的分量更重些。吴氏正是成功运用电报媒介，迎合彼时中国大众对于日本的反感和对统一的渴望，刻意给自己塑造了“爱国者”的公共形象。借此在考察五四前后吴氏政治权势的抬升与转移，他虽然“官方身份与他拥有的实际政治影响力极不对等，他的政治影响力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师长身份所代表的政治权限”，但其“利用电报媒介的宣传”，使得偏居一隅的湖南衡阳“成为举国关注的政治新中心”，便显得合乎情理。这亦是作者只眼独具、求新求异之所在。

拓荒之作，自有些仍可完善之处。据笔者愚见，首先既然是以传播学作为理论框架来解释近代中国，那么理应于开篇就该框架基本内涵、适用边界、研究对象做一具体交代，本书在该方面用力略显单薄。其次，作为一本欲打通百余年近代中国传播与政治关联的作品，除却在时限上对每个阶段皆有顾及外，尚需用一主题线索来串联各章内容，如此犹如丝绳串玉珠，方可浑然一体。本书主线清晰可辨，美中不足之处，或许在于作者未在书中将其明示并加以阐释，不免令人略感意犹未尽。由此延伸，部分章节所择取之个案，如赵烈文、孙中山等史例，其典型性是否足够，与全书逻辑主线是否一致，仍值斟酌。

走笔至此，笔者尚有一个萦系于心多年的想法愿在此分享。众所周知，传统帝国的民众主要依靠人际传播维系社会交往与各种关系。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行为。它主要借助面对面的交谈、讨论等直接途径和一方寄给一方信函、著作等间接途径来完成。人际传播的优势在于可用双重手段使受众的全部感官得到刺激，并且其信息交流性强，反馈也快速便捷；然而其劣势亦很明显，即单靠个人传播的方式毕竟覆盖面较窄，局限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较之人际传播，以书籍、杂志和报纸为组成部分的文字传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借助印刷媒介，可以大规模地复制和传递信息，从而高效率地传播文化。

近代以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其特点愈加突出：第一，报纸成本低廉，制作方便，该种优势，是书刊所无法比拟的；第二，报纸承载的信息量大，且能传递深度信息；第三，报纸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强，且易于保存，就受众而言，报纸由于印刷在纸上，故读者可以据个人需要控制阅读速度，选择阅读时间、地点和内容，人人可以本着自己的习惯、兴趣和能力去加以选择。因此，一种政治思想主张若想迅速传播、让大众了解其内容主旨，报纸无疑是最佳的一种途径。

改良派、革命党在清末的传播过程中，正借报刊业兴盛之东风，故其学说宣传较为便利，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当中。就在清末新式政治思想扬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往往由海外借助报刊传入国内的新思想，真正要成为青年们的“脑中锐器”，又需要通过人际传播的途径，姑且可称之为新媒介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交叠现象。

不妨以梁启超为例。书中作者已言及，梁氏“是19世纪后期中国士绅群体中率先把现代传播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公共事业去实行的人。因此，他的第一个职业身份就是现代媒体的传播者，用传播来宣扬他的民族国家观念。梁启超以士绅身份从事传播，开启了中国近代大众传播的政治化先河”。毫无疑问，作为现代传播的领头羊，梁氏藉其常带魔力之笔锋，将近代先进理念输入到年轻人头脑中。套用句时髦话，梁启超之雄浑文章，可以令“佛系青年”读过后秒变为“爱国青年”。这在当时众人回忆录里多有体现。如胡适就承认“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无独有偶，浙江学子夏丏尊知道“卢梭、罗兰夫人、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丛报》的介绍，在我们的心胸里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摇笔即来的文章的套语了”。

这种影响力在当时青年学子群体中非常普遍。蒋梦麟也回忆《新民丛报》的“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可知梁文影响了清末几代人。

然而，当时无论是《清议报》还是《新民丛报》，俱为清廷大力查禁的出版品。时人虽借助诸多渠道私带回国，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国人阅读梁文及其他刊物多是采用私下传阅、个人抄写甚至口耳相传的方式，这就意味着新式思想的引入与改良或革命话语权的转移曾经因政治压力和舆论管控，似乎采用了报刊传播与半私密或私密的人际传播并举的交叠模式。换言之，在新式知识群体的观念塑造过程中，或有一段颇为隐秘微妙的阶段。该议题关乎阅读史、新闻史、传播史，亦涉及社会主流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其背后不乏不同力量就权力与媒介的交锋与暗战，个中缘由，颇值探究。

以上建议，实有些吹毛求疵。建标兄才思之敏，笔锋之健，常令吾同辈学友赞叹。如今其新作问世，可见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近代中国政治与传播，将是其研究之重点，期待佳作频出。当然人文学科往往比的是功力与积淀，好比足球选手，中后场队员的职业生涯大多要长于前场。惟愿建标兄继续沉潜深耕，能如王阳明先生所言“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

我们要做史学界的齐祖和布冯，而非锋线杀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