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辅华评《首届国会》︱“吵”出来的政府、“让”出来的宪法

一百年前的今天，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当年的政治精英在轰轰烈烈地举行第二届国会选举，而此前的第一届国会已于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被强行解散。回顾两届国会召开历程，除了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几部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员选举法之外，实际政治成果寥寥无几。第一届国会又称“民初国会”，短短五年，屡经袁世凯等政治势力的解散，又屡次复会；而第二届国会的选举过程则被皖系军阀操控，因此又称“安福国会”。两年之后，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同年安福国会解散。从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召开至1920年安福国会解散，其间国会屡经解散、复会，由此可见民初政局之动荡。

第一届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后，曾于1916年8月复会。此次国会复会的议题是制宪。各方人物异常活跃，各个政治集团讨价还价，国会已然成为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场所。会议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以国民党议员张继、居正等人为代表的“商榷系”成为针锋相对的政治力量，两大派系的背后势力分别是皖系段祺瑞与黎元洪。

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总统、内阁和国会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方面。关于前一方面，商榷系意在扩大总统和国会的权力，钳制段祺瑞把持的国务院权力，研究系则力主加强国务院权力；而在后一方面上，两派也是针锋相对，商榷系主张各省省长民选，各省有权制定省宪，而研究系则反对省长民选和各省制宪，力主加强中央集权，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

研究系与商榷系争论异常激烈，到最后相持不下，竟大打出手，酿成殴斗丑闻，第二年又爆发了“府院之争”，同年，张勋复辟，解散了第一届国会。

当年的读书人和略具政治常识的普通民众对民初国会的期待非常之高，期待国会的召开能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的运转、政策的具体实施、民主共和理念的实践开先河、树典范，然而，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以美国国会为蓝本建立的民国国会，除了沦为派系斗争的剧场之外，并未给后世留下任何可效仿、参考的民主政治实践和民主精神，也未能使襁褓中的民国免于战乱纷争，反而加剧了南北冲突和派系分裂。

这不得不引起国人深思：同样是“吵”是“争”，为何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能够“吵”出一部宪法？为何这部“吵”出来的宪法日后能够充满生机？美国首届国会为何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具成效的一届国会”？他们的明争暗斗如何发展为美国走向强盛的制度保障？首届国会的各利益集团如何谈判，如何达成一致，如何做出让步？稳步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现代中国，可以从美国建国精英身上汲取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身处荒原”

目前国内有关美国史的通俗历史读物，多关注美国辉煌的建国历程，分析讲述美国国会历史的书不多见，专门用一部著作分析美国首届国会历史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首届国会恰恰深刻影响了日后美国的政治文化。若想深入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首届国会是绕不开的关键主题。

《首届国会》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博德维奇（Fergus M. Bordewich），他花费数年时间，埋首国会图书馆浩繁的档案资料，还利用华盛顿大学收集的几乎全部已知的第一届国会议员撰写的文件以及国会辩论的官方记录，撰写了这本详细记述美国历史上首届国会召开全过程、全面呈现其成就的历史著作。

博德维奇十分擅长讲故事，他认为在严格基于史实的基础上，把故事讲好是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故事一开头，他便简要勾勒了首届国会召开前夕风雨飘摇的局势，生动描绘了不同立场、不同地域的建国精英的担忧和疑虑。正如博德维奇所说，“1789年3月的美国，某种程度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想、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现实”。制宪会议虽然成功召开，但此时宪法尚未落实，强有力的政治机制有待建立，否则1787联邦宪法终究是一纸空文。十三个州虽然获得了独立，但1789年尚有两个州仍未批准宪法，而批准宪法的十一个州风俗各异、信念差异极大，从南到北，从佐治亚州到马萨诸塞州，共一千两百英里左右；从东到西，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则有五百英里左右。面对如此广袤的地域、如此稀疏分散的人口，如何将名义上统一的国家建构为真正的美利坚合众国？难怪后来当选美国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的一位朋友给他写信感叹道：“如今的美国，地域辽阔、人口分散，加之礼仪和信念方面差异极大，很难把这样的国家融合成一个整体。”

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隔阂深重，不仅南北方有着重重矛盾，就连相互毗邻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之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不调和。被后世誉为美国宪政基石的1787年联邦宪法，在当时的反对宪法者看来 “不过是让一些一般原则形成了文字而已”，警告人们这部宪法是为暴政铺路，不久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将不复存在。

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总统制、三权分立机制、有组织的政党、多数派和少数派领袖、固定的议事日程，等等，在当时统统遥遥无期，模糊不清。1786-1787年秋冬之际爆发的谢斯起义，更是让国会议员开始怀疑共和政体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怀疑直接民主、自由集会和言论自由暴露出的危险。弗吉尼亚参议院理查德·亨利·李告诉华盛顿，谢斯起义似乎证明了“不受约束的人类，不利于政府的管理”，精英统治与民主政治之间也需要一场博弈。

更大的威胁来自联邦政府窘迫的财政状况。独立战争期间，政府大量举债，深陷债务泥潭，欠下两百万美元的超息利息。高额债务催生了货币和期票贬值问题，有些贬值高达四十比一。国家和政府的全部未支付债务最终证实为七千四百万美元。没有一个国会议员知道，如何处理这笔庞大的债务。此外，混乱的金融状况也令美国前景堪忧。货币体系混乱不堪，令旅行者和商人苦不堪言。各州自行发行货币，西班牙、法国、英国货币同时在市面上流通。

州权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南方种植园主与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东部与西部、宪法支持者与反宪法者之间、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矛盾重重，利益错综复杂。如此情景下，新政府该如何运作？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们身处荒原，前方没有任何引领的足迹。”

冲突与妥协

博德维奇花费大量笔墨，重点描写、呈现了首届国会曲折复杂的会议进程，生动展现了多位建国精英的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叙事紧凑，向读者讲述了美国政治体制构建的曲折故事。

1789年3月至1791年，首届国会历时三年，共召开三次会议，在此期间，国会议员之间展开了漫长的讨价还价。首届国会上弥漫的吵扰声与联邦大楼外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黏着在夏日闷热潮湿的空气上，令人焦灼，而寒冬里会议进程的停滞不前，又令屋子里瑟瑟发抖的议员心生绝望，几度认为这个国家即将解体……

谦逊宽容的华盛顿，雄辩实干的麦迪逊，头脑精密、富有卓识的汉密尔顿，性情刚烈、信奉共和的格里，坚定的反联邦主义者麦克莱，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个性、秉持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的建国者展开了漫长的讨价还价，他们纵横于各利益团体之间，极尽游说能事，尽显政治风采，将政治智慧与政治手腕运用得炉火纯青，虽偶有私心，但仍将公众利益与宪法的崇高性置于私利之上。最终，在一片混乱与分歧中，各利益团体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权利法案》《联邦税收法案》《司法法》《国家银行法案》相继签署，宪政运作机制在无序中循序渐进。

在《首届国会》里，读者不但能看到多元团体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讨价还价，看到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杰斐逊等建国精英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斡旋，也能看到他们个人对这份差事流露出的真实感受。

参加第一届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共九十五名，是一个多元而又个性化的群体。首届国会一次会议，深受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小个子詹姆斯·麦迪逊的影响，他常常引导辩论，以卓越的领导才干和雄辩的演说能力掌控了立法机构，受到众议院上下的尊重。对漫长而枯燥的审议工作，多数议员还是可以适应的，而少部分则缺乏耐心适应新工作，麦迪逊说：“能尽心尽力地干好这个苦差事的人并不多。”而失去耐心的马萨诸塞州年轻议员埃姆斯则嘲笑同事们“让人困倦”的工作方式和“斤斤计较”的工作态度。

博德维奇着力呈现首届国会议员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是有深意的，意在彰显冲突背后的妥协精神。compromise一词在《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中的含义是“相互争论、互有分歧的两个及以上的团体或个人，为达成协议，各自放弃部分要求，做出让步”。中文里“妥协”一词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恰当，合适”，词性为形容词，《老残游记》第八回讲道：“桌椅几案，布置极为妥协。”第二个意思是“停当；完毕”，词性是副词，《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讲：“（元春）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叙其优劣。”第三个意思跟英文中的compromise意思相近，“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细细品味，中英释义虽然均含有“让步”的意思，但中文强调“让步”的目的是避免冲突和争执，以求和谐，而英文明确强调妥协让步的目的是达成协议，避免冲突激化，不是消极地息事宁人，而是要积极地建设一个新方案，通过调整，解决问题。冲突和争执可以避免一时，但总还会爆发，更有可能导致再次爆发的冲突愈发猛烈，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传统中国极少用到“妥协”的第三个意思，如果要讲“让步”或调和的意思，也是用“中庸”一词，而第三个意思更多地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一步步走向革命的产物，而“妥协”也由一个中性词逐渐被不断激进的革命派用来攻击对手“软弱”“不够坚定”“有投降的倾向”，具有了负面含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在政论文章和历史教材中屡见不鲜，似乎已成定论。从“妥协”含义的创新和不断窄化，可以窥见近代中国一步步走向暴力流血革命的思想过程。

然而，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妥协”是一个褒义词，至少也是一个中性词，被看作西方民主的基石。王希教授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增订版）一书中提出：“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深化了传统共和思想的内涵。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共和政体不是要求和追求社会意见与意志的同一性，而是允许多种意见和意志在一种有秩序的体制下妥协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115页）英国历史充满浓厚的妥协传统，因而英国也是能将传统与变革巧妙、艺术地融会贯通的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英国人承袭了典型的喜欢妥协的传统，在社会问题上，他们考虑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美国哲学家卡尔·科恩认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是民主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雷蒙·阿隆也指出，民主政体要维持仅有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妥协的尊重与认同。

博德维奇笔下的美国建国者并不逃避政治利益的冲突，也坦然承认各自代表的利益有别，他们并不畏惧达成创造性的妥协，为了达成共识，他们甘愿做出部分牺牲。“我驾舟行驶在联邦的汪洋之上，努力让她驶向预定的航向”，特拉华的联邦主义者约翰瓦伊宁说，“只要它能满载价值连城的货物安然无恙地抵达彼岸，我将不会为沿线经过激流险滩时失去一小部分索具而伤感，那是为顺利抵达彼岸必须付出的代价”。历史学家鲍林梅尔恰如其分地表示，“宪法的成功，与其说源于其在设计上的完美无缺，不如说是得益于华盛顿等人做出的牺牲”，以及普通民众的坚守，他们在当时做出决定时，不仅考虑个人利益，还考虑对未来的影响。

人性与历史进程的曲折反复

尽管这些建国者富有远见卓识，但正如他们深谙人性的自利倾向，博德维奇也借定都问题，充分展现了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私心。汉密尔顿金融提案和《国家银行法案》的通过，不得不感激总统华盛顿和国会之间的暗暗博弈。国会用修改《首都选址法》换来了总统对《国家银行法案》的支持，自此，前景美好的资本主义再一次战胜了农业经济，而华盛顿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地产由此增值了十倍。“谁也不愿公开指责圣明的华盛顿是完全出于私利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然而，很多人仍然大为惊愕，私下表达了沮丧和失望。”在道德和利益面前，他们更笃信利益博弈，而不愿将个体看作怀有崇高道德感的圣人。此外，博德维奇在书中也多次提及道德、宗教与现实政治、多元利益之间的分歧，展现了国会议员的思想在农业思维与现代商业思维之间的过渡。

博德维奇的历史写作虽妙趣横生，但仍不失客观理性。他在书末强调，美国民主政体的建立、民主精神的实践是一个渐进、反复的过程，充满艰难曲折，当时的建国者更多地是践行英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而对于卢梭宣扬的主权在民思想并无多少实践。美国“第一届国会……建立的不是民主政体，那需要经过漫长的演化慢慢形成。18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的从政人员，包括乔治·华盛顿，都认为管理政府是有钱有势之人的特权”。

阅读本书时，也需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妥协的前提和基础是双方政治实力均衡，能够彼此抗衡，一方没有绝对优势压倒或消灭另一方，或是碍于政治环境和政治风气，强大一方对于弱势一方会做出不涉及原则的政治妥协和让步。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关系的变动，妥协的现实基础和条件难以维系时，双方则诉诸暴力，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则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如何处理原则与妥协的关系，是考验一个民族政治智慧的历史和现实难题。

人类的政治实体有边界，但政治智慧无边界。历史上中美关系有合作亦有冲突，但不论目前时局如何，潜入历史的深处，深刻了解西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方能更好地理解现在，运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