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800多头猪的北川养猪户：与幸存的世界一起活下去

作者：德川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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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的时候，龚兴兰正在北川县城的大礼堂参加青年创业大赛的表彰大会，心里还在盘算着要给家里的小猪崽买保险。

2个月前，她和丈夫李松刚贷了一笔款，买了1000头小猪，跻身北川县禹里乡生猪养殖大户。那时，站在刚建成的3000多平米木头猪栏前，李松突然表现得忧心忡忡，他问妻子：“我们是不是要给猪崽买个保险嘛？”

两人对保险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是李松前段时间从报纸上看来的。那几天他在家老念叨，这些小崽是半辈子的积蓄，买个保险能安心些……说了好几次，龚兴兰就打算，等自己去北川开会那天，顺便到农村信用合作社打听打听上保险的事。

那天是5月12日，2008年。

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龚兴兰的记忆出现了空白，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逃到外面的。直到灰烟散去，她才看见四周惨烈的场景，像是世界末日来临。县城四面皆环山，山上的泥石流、石头和树木正裹着整栋的房子，轰隆隆地往下滑。

那一天，北川县城遭遇了灭顶之灾。县城里到处是废墟，几十栋楼互相嵌着，套在了一起，缝隙中露出人的手和脚。过了许久，活着的人才陆续从废墟上站起来，目光茫然地四处眺望。

龚兴兰说自己一点也不害怕，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人都麻木了。她开始走了起来，但不知道往哪里去，有一个军人碰到了她两次，看到她迷迷糊糊的样子，有些急了，问：“你怎么还不走？我命令你出城去找你的家人。”龚兴兰说：“我不走，废墟里到处都是哭喊声，我怎么能走？”

在北川县城里，她救了两个伤员：一个女人受了内伤，但神志清醒，躺在地上哭天喊地，龚兴兰就从旁边倒塌的建筑里拆下一块门板当作担架，和几个路人一起抬着她走；还有一个年轻人膝盖以下的双脚齐断，鲜血直流，大家找来铁丝、绳子，把他的大腿伤口扎紧。一路上，年轻人已经叫不出痛了，一直紧紧地握着龚兴兰的手说：“姐姐莫丢下我。”

他们从尸堆上、废墟上、余震中滚落的大石上爬过，来到北川中学，看到了第一个救护点。那片空地上已经黑麻麻地挤满了人。那场面就像屠宰场，地上横七竖八的都是尸体，有的学生已逃到了走廊上，结果墙塌了；有的从五楼往下跳，摔死了；许多学生，还保持着奔跑的姿势……龚兴兰放下伤员后，就和众人一起用手刨北川中学的废墟，砖、砂、水泥在剧烈的震动中分离了，她用手将砂土一捧一捧地往外倒，废墟深处传来呼救声：“叔叔阿姨快来救我”她就在外面喊：“我们一定来救你”。

后来她救下的两个伤员，在北川中学门口先后被救护车接走了。紧紧拉着她手的年轻人，第二天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另一个伤势较轻的女人活了下来，这些年来，龚兴兰一直没打听到她的名字：“当时她一路走一路叫，可能是内脏伤着了，疼得很，我又不晓得，就非常烦躁，跟她说：‘你不要叫了，我们家人都没找到，都在想办法救你。你忍住，我就一定把你抬出去。’她就不叫了，抓着门板的边沿直打颤。后来我总是想到这一幕，有时候就想，再去看看她。”

直到晚上，龚兴兰才倒在地上。震后这大半天里，她没吃一口饭，仅喝了几口水。山里的夜晚本来就冷，这时又飘起了细雨，残破的建筑在广场上投下巨大的阴影，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围成一个又一个圈，背对背取暖。

“好冷哦。”时隔多年，龚兴兰仍然对那一夜的寒冷刻骨铭心。绝望情绪在活着的人中间传染，有个人低低地哭了起来，随即哭声此起彼伏。

天色微亮的时候，有辆面包车开了过来，开车的人认出了她：“龚姐，你还坐在这儿哭？赶紧跟着我出城找你家人去。”那是2008年的5月13日，震后第一天。

2

龚兴兰第二天中午才走出北川县城，一出山，手机就响了，那一头是她弟弟：“姐姐呀，总算把你的电话打通了，听说禹里乡都乱成一锅饺子啦！”

她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天，直到听见“禹里乡”三个字，心里才像被抓挠似的难受起来，她的神智突然被唤回来了：“我家人全在禹里乡，哎呀，这么一想，可把我哭惨了。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活下来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一家五口人。我给家里打电话，打不通。我就跟周围人说，我要回去，马上回到家里去，我要和他们一起活下来。”

她朝着禹里乡的方向动身了。面包车开不进大山，她就靠双脚走，路塌了，她就翻山，许多险峻之地，都要借着绳子爬过去。一路上，她遇见好几个从禹里乡出来去北川县城找自己娃娃的人，大家点一点头，打听几句，就分开，默不作声地继续赶路。回家的那段路，龚兴兰不吃不喝地走了14个小时。后来，一路跟着走的人里，有两个没了。又累又饿，路上又没有吃的，累死了。有人看她是个女的，也叫她别走了，他们说，我们到了乡里跟李松说你还活着。她回答说不：“我一定要回家看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当龚兴兰到达禹里乡时，她已经累得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了，她手足并用地挪到猪场边上，远远地看到3000平米的木结构猪栏已经垮完了。但她不死心，爬得更近时，她看到了地上散落的石棉瓦、木头和砖，小猪从垃圾里面钻了出来。龚兴兰和丈夫数了数，地震后，他们还剩400多头猪。

那一刻，她泪水直流，是高兴的：“我能不高兴嘛？在北川，我看到什么都毁了。而我回到家里，看到我老公、儿子、女儿、老太婆和老太公，一家人都在，这群猪也还在。我就想，哎呀，还有希望，我们要吃饭、造房子，我们还要把家园重建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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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邻居们一起清理猪场的建筑垃圾，又拆了农场的蔬菜大棚，用这些材料造起了临时的防震棚。粮食被集中起来，由几个老人管着，他们每天做两顿稀饭，供农场里一百多个人吃。龚兴兰想到家里有存粮，就让丈夫捐出来，李松说：“你没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捐掉了大部分粮食，只给家里人留了200斤。”龚兴兰想了想，让他再捐150斤：“我们还有喂猪的玉米，还有那么多猪，实在不行了还能杀猪，用猪肉煮玉米吃。”

5月14日，当龚兴兰趴在猪栏前百感交集时，北川城还在薪火接力地救援伤者。后来，这座悲怆之城，包括龚兴兰的养猪场，最终也没能从这场地震中存活下来。然而，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书写。当灾难像飓风一样刮过这片土地时，这些最普通的人，却像柔弱而坚韧的蒲苇，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从未折断过。当他们从灾难中回过神来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意识到，他们要继续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5月22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川县城，在城外的一块高地上说：“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新北川。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他讲话的地方正是禹里乡，而龚兴兰，那时正站在离温总理不远的地方。

4

地震后一个多星期里，在乡民的帮助下，龚兴兰将猪场清理了出来。然而险情再次发生，地震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堰塞湖，湖水以每天两三米的速度疯狂上涨，眼看就要淹没禹里乡。村民们在政府的组织下向高地撤退，李松和龚兴兰决定带着家里的猪一起走。

龚兴兰说：“后来媒体报道我，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说我是为了保障灾区的物资。其实，我舍不得这些猪，一大半是因为私心。这些猪是我们夫妻全部的积蓄，凭啥说丢就丢了。我最多想过，要是老百姓没东西吃了，还能杀猪吃，我的爱心只有那么一点点。”

就在她准备赶着猪往山上撤退的时候，一架直升飞机突然降落在禹里乡，温总理从直升飞机上走了下来。那时，温总理跟群众握手，龚兴兰也伸过手去握了一下，短短几秒钟里，龚兴兰哭得一塌糊涂：“那几天我没洗澡，手上都是猪粪，没想过会和总理握手……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心里特别的感动，想到总理来关心我们那么小的一个地方，突然就有了信心。”

5月24日，禹里乡完全被洪水淹没了。大部分老百姓都按照政府指定的路线撤离了，可龚兴兰为了保全自己的猪，选择了一个地势相对较低但路途近的山头。在那里，剩余的两百多头猪被他们赶到了一个废弃的鱼塘里。

他们在那里坚守了半个多月。白天，夫妇俩用一大口锅，煮玉米和莲花白喂猪。晚上，他们就睡在一辆破卡车的底盘下。随着水位越涨越高，龚兴兰和丈夫独守的山头渐渐成为了孤岛。夜里害怕到极点时，他们会向着对面的山头喊话，但从未得到过回应。

保住猪群成为了夫妻俩唯一的信念：“我们想，一定要留下这些猪，如果老百姓没吃的了，还有这群猪，如果老百姓有吃的，我们还能把猪拿去卖钱。”

6月9日，洪水退去后，龚兴兰的猪还剩下172头。夫妇俩带着猪回到了禹里乡，在大部分人还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着手恢复猪场的建设。然而，又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接踵而至：4个月后，由于暴雨，北川部分山体发生滑坡，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泥石流。用来建设猪场的木材被泥石流冲走了，李松将猪群赶到一座烂楼房里以后，给在外面买猪的龚兴兰打电话，劝她放弃。

泥石流把这对夫妻重建家园的信念摧毁了，龚兴兰说，“4个月来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每天都在为这群猪操心着，每天就凭着一种意志坚持。可是做什么都没有结果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

9月28日，她开始低价处理自己的猪。那时，北川的农民们依然没有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恢复生产。龚兴兰叫卖的价格是当时物价的一半，母猪和小猪很快被当地的农户抢购一空。在这次大地震中，龚兴兰不顾一切代价保留下来的猪，成了北川农民们新生活开始的象征。后来，这些散落在北川周边的农户家中的母猪，很快产下了仔，这些不久后上市的商品猪，成为了当时灾区非常珍贵的物资。

11月，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查通过了北川新县城选址方案。当时的一份基础民调显示，95.29%的民众同意异地重建，在选址意向方面，88.55%的人趋向于平原。新城选址定于安昌镇的东南方，那一大片平地将成为北川人的新家乡。

那是2008年的深秋了，北川已经封城。无论遭受过怎样的创伤，生活已渐趋平静，就像一度因地震骤然停止的钟，重新开始了运转，所有的美好、苦难、快乐和悲伤，又将在新的生活中展开。

5

2009年3月，龚兴兰带着卖猪得来的21万元，加上6万元地震补贴、40余万元存款、20余万元卖房的房款，又借了10万元，凑够100万元，在安昌镇和黄土镇之间的一座山头上，重新建起一个大型生态养猪场。

她重头再来的决心，是在老北川县城里悼念朋友们时升起的：“我想，那么大的灾难我都活下来了，说明什么？农场没了，不要紧，只要我有理想有目标，就还有重头再来的机会。我要再找个地方，重新把我的猪场建起来。”

新猪场破土动工时，她站在山头往下望，脚下11平方公里的平原上，正绵延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这里距老县城24公里，地势平坦，安昌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的北川人将要在这片平坦广阔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

2013年，我跟随一个羌族少年，前往北川寻找一种特别的腊肠时，认识了龚兴兰。少年要找的腊肉，肉材取自农家人饲养了一年的猪肉，切绞成丁，拌以盐、花椒、大米、花生，腌制一周左右后，再挂到火拢上熏烤个把月。北川人指点着我们去找龚兴兰，说若是赶巧，能够在她家里吃到最好的北川腊肠。

时值春天，蜂蝶乱舞，鸡犬相闻。川地四处盛放着油菜花，我们仿佛是踏着一条金黄的路，辗转着找到了她的养猪场。龚兴兰笑盈盈地开了门，她刚洗完头，一手握着梳子，梳着湿漉漉的头发。听闻来意，她把我们迎进客厅，说吃过饭再说。

菜式很简单，腊肉、炒鸡蛋、凉拌野菜、腊猪蹄汤，她的丈夫李松开了个罐子，里面是黄白色的蜂蜜。她向我们展示着新生活一般骄傲地说：“鸡蛋是早上捡的，昨天摘了一巢蜂蜜，那蜜蜂是自个儿飞来我家的，腊肠是用自己家猪肉灌的……”

那时，是汶川地震后的第5年。被视为“励志典型”的龚兴兰，在头两年里，曾接受过许多荣誉，然而从地震后的第三年起，她就不愿意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愿意再受表彰了：“别人看着北川城，都是光鲜的一面。可是，这里的生活不仅仅是这样的。有些人提及我，总是说我是靠着政府补贴在吃饭。可是谁又想过，这些年来我每天大清早起来，洗个澡就要往猪场里钻。养猪这个活，又苦又脏又累，有多少人肯做？所以，到了现在，我再也不要那些荣誉了，我承担不起，我只想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比如这些猪的饲料里，我就是不放添加剂。我的员工会跟我说，龚姐，你这是做公益。我说，不，这些踏踏实实养出来的猪，我以后是要卖大价钱的。”

如果伤不切肤，谁都不知道有多痛。在这春夏之交，山路旁无人照管的土地上，到处盛放着金色的油菜花。沿着这条金黄的道路走到24公里外，抵达以北川为名的另一座城里，时间仿佛固化在地震发生时的那一刻：房屋以永恒不变的角度倾斜着，破损的汽车保持着当初倾翻的样子，风声呜呜地穿过空无一人的断垣残壁……悲伤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屏障，隐约地撼动着我，这种悲伤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一个北川女子的故事，因为她诠释了生活本身是如此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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