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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在中东｜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与中东国家体制的诞生

文/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译/庄沐杨

2018-11-14 14:58

来源：半岛电视台英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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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标志着土耳其和中东地区剧变的开启。

1922年凯末尔在Sekariae率军与希腊人作战，图片来自Getty。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但中东除外。

一战的经历被随后的冲突和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论所掩盖，它的遗产则在战争已然成为历史之后继续在欧洲回响着。如今中东世界再度陷入政局动荡带来的阵痛，并经历了几十年的区域和国际危机，许多问题其实也源自一战结束后各界做出的决定，且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非常复杂，尽管不会很快地显现出来，但无疑非常重要。

直到1989年，分裂的欧洲的历史道路还很有可能被引向另外一条平行的时空线上，在几代欧洲人之中，二战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并将使得人们很难对这一仍将让人产生共鸣的历史事件保持一定的历史距离（historical distance）。

一战在中东战场——包括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今天的伊拉克，还有土耳其——终结于1918年10月30日，在爱琴海的一艘战舰上，英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官员签署了《穆德洛斯停战协定》（Armistice of Mudros）。

时任英国驻巴格达民事专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回忆起行将结束的敌对状态是如何促使他“尽一切努力……在终战哨声响起之前，尽可能地在底格里斯河谋求更大的利益。”

也因此，被普遍认为（并且的确如此）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富饶油田的核心城市摩苏尔城，在1918年11月10日被攻占。这个日子本是一战欧洲战场终战的前一天，但在中东，这已经是《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署十一天之后的事情了，这也标志着针对战果的角力将从战时延续到和平时代。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城里人来人往的广场，该地区曾为奥斯曼帝国领土，于1918年10月接受英国军事管治。图片来自Getty。

1919年6月28日（也是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并挑起战争的“萨拉热窝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协约国与战败的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是战后和会上产生的最有名的一项成果，但其他四项条约其实也是为了解决不同地区的冲突而制定的。

这些条约包括：1919年9月10日同奥地利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订的《纳伊条约》（Treaty of Neuilly），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以及1920年8月10日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色弗尔条约》（Treaty of Sevres），该条约在随后被与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6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所取代。

《色弗尔条约》的内容包括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并规定了其作为政治实体在战后的性质。除了增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对可能获取某种有条件的独立形式的希望之外，该条约还对伊斯坦布尔方面提出了严苛的政治和经济条款。

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分别在安纳托利亚的南部、西部和中部分得地盘，希腊还在色雷斯一带占有相当大的一块领土。这些举措事实上把奥斯曼帝国从欧洲的版图上驱赶了出去，同时伊斯坦布尔自1918年11月12日起也沦为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共同占领的地盘。

《色弗尔条约》的达成前后花费了逾16个月之久。自1919年春夏之交的巴黎和会开始，谈判不断进行，先后经历了1920年（2月12至14日）的伦敦会谈和（4月19至26日的）圣雷莫会谈。除了对奥斯曼帝国施以严厉的处罚之外，战胜国之间还需要调和他们在战时各有不同的需求。

战胜国之间的协商内容包括1915至1917年间达成的隐晦的战时承诺——1915至1916年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Hussein-McMahon correspondence），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以及1917年的《鲍尔弗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这些承诺在1918年甫一见光，就埋下了仇恨和冲突的种子，并且也揭露出战胜国间的帝国主义属性与明争暗斗的本质。

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热情高涨，并且在强硬的土耳其军事与民族主义联盟扫除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残余之后，战时的盟友们试图通过在该地区制定并分配各自的管理权利，以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

土耳其将军、政治家凯末尔检阅独立战争期间与希腊人作战的部队。图片来自Getty。

结果，现代中东的地理界线就此形成，尽管受到了来自当地公众和政治势力的反对。不过，《色弗尔条约》上的墨迹还没干透，该条约就被当地风云突变的局势所淘汰了。

早在1919年，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就开始动摇，1920年埃及爆发了反对英国继续在当地维持战时管治权力的起义，而伊拉克也出现全国范围的反英斗争运动。与此同时，战后协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则出现了地方性和国际性规定间的激烈对抗，这导致了本为旧时盟友的英法两国的对立，冲突之激烈最终演变为法国派兵占领叙利亚，并最终让大阿拉伯主义成为叙利亚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并且在伊拉克和约旦，而非叙利亚本土，建立起哈希姆王国（Hashemite Kingdoms）。

在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地盘上，指挥了著名的加里波利之战的凯末尔领导着土耳其国民运动（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并且在愤怒和屈辱的国民感情的煽动下，声势日渐浩大，并组织起针对占领国的政治与军事抵抗。起初在该国范围内只是作为松散的保护伞存在的民族主义团体，如今迅速地壮大为反对战后占领国的统一运动。

一系列会议在1919年下半年召开，土耳其举国上下的政治代表们借此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1920年的3月，在《色弗尔条约》的条款接受最终审议之前，土耳其国民运动正式同奥斯曼帝国切割开来，并在安卡拉建立起了自己的议会：大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于4月23日，当天协约国们正好在圣雷莫，准备就分配中东地区治权起草文件。

1920年10月，土耳其国民运动和奥斯曼当局的关系无可挽回地破裂了。彼时，法国、希腊以及亚美尼亚军队均在土耳其各地与大国民议会麾下的军队战斗。

1920年11月，凯末尔的军队打败了亚美尼亚人，并且在1921年3月，土耳其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将亚美尼亚残余的领土归为苏联治下的共和国，两个“失去的”奥斯曼帝国省份，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汉（Ardahan）则被归还给了土耳其。随着土耳其大获全胜，协约国所扶持的库尔德人独立势力也逐渐消失。

1921年，法军在经历与土耳其民族分子的冲突，并遭受严重的军力和财产损失之后，从土耳其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Cilicia）撤出。希腊军队为了实现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的Megali Idea（远大理想）而战，并在最初穿过安纳托利亚，一路逼近安卡拉。不过在1922年8月，凯末尔的反击重创了希腊军队，并把他们赶回到沿海城市士麦那（Smyrna，今称伊兹密尔，Izmir）。

士麦那在9月被夺回，当地的希腊和亚美尼亚居民被迫逃离，因为各大势力对当地局势已经无法做出有效干预。

士麦那当地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被凯末尔的军队驱逐出该地。图片来自Getty。

这场希土战争除了解决了土耳其和希腊的现代领土划定之外（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被迫互相交换，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另一个影响就是让英国战时的首相劳合·乔治下台，他的自由党在1915年之后依然和保守党保持着盟友关系。

劳合·乔治的下台发生在1922年10月的查纳克危机（Chanak Crisis）之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惨败，使得凯末尔有机会挥师北上伊斯坦布尔。为了防止伊斯坦布尔落入凯末尔手中，伦敦的劳合·乔治当局呼吁大英帝国及其盟友坚守住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亚洲区域海岸的查纳克。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让英国蒙羞，只有新西兰响应了这一战斗号召，法国和意大利都拒绝了劳合·乔治的要求。对乔治当局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他被迫卸任首相一职，并且使得他的自由党彻底地告别政坛。

劳合·乔治的骤然下台称得上是战争年代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色弗尔条约》被证明不再适用之后，于1923年7月被《洛桑条约》取代。

《洛桑条约》扩大了各国对土耳其新政权的承认力度，作为对土耳其新政权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原有的“非土耳其地区”（non-Turkish regions）领土主张的回应。协约国军队也（在1923年9月）中止对伊斯坦布尔的驻军，同年10月29日，也是今天土耳其的国庆日这一天，安卡拉被宣布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

1924年3月，在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带领下的新土耳其政府正式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后者也是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残留，此后土耳其开启了建设现代的、世俗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进程。

也因此，一战对于现代中东的形成来说十分重要。它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并为国家体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尽管最初是作为强制措施加以施行），直到今天国家体制依然广泛存在于当地。

当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借助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发动群众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外来者”们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一战争遗产也重塑了当地的政治图景。《赛克斯-皮科协定》和《鲍尔弗宣言》依然会被提及，似乎它们对于当代的纠纷也有调解参考价值，也无怪乎ISIS的军队在2014年铲除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哨所时，会宣称他们是在荡平一战前后由西方人强加于此的疆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