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来科学大奖到科学探索奖：中国能拥有自己的诺贝尔奖吗？

2018年11月18日，中国首个世界级民间科学大奖“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举行本年度颁奖典礼，袁隆平等7位科学奖分享3个奖项，每项奖金100万美元。而就在不久前的11月9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腾讯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宣布，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与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设立“科学探索奖”，腾讯基金会将投入1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资助该奖项。而谈起科学奖项，就不能不提起国内颇为流行的诺贝尔奖，回顾这一百多年来科学奖项的历史，和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奖项的流行，或许能给今天的人们一些启示。

马化腾

众所周知，诺贝尔本人是一个有着明显历史学神话（myths，亦即带有宗教、民族、进步等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取向）色彩的科学家，他的炸药堪比牛顿的苹果，用胡适的话说是一个典型的“箭垛式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历史画笔将本不属于他的东西都归到了他的头上，这让其本身极具话题性，用今天互联网的话说，他自己就是个大IP，自带流量，十分有利于传播。何况他还是个有钱人，他的遗产在当时已占到瑞典年财政收入的17%，历史学的箭垛在经济学里叫马太效应，这笔收入被交个一个类似今天基金会的组织打理，每年抽取一部分费用作为诺贝尔奖奖金，而资本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加上较为严谨的评选，使得诺贝尔奖颇受学术界认可。

诺贝尔本人所处的19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作“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从英国兴起，伴随着的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世界。同一时期，还有几项不得不提的工作。一项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提出的计量法，特别是将计量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即人文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后面将看到它的巨大作用；一项是法拉第的讲座，用今天的话说即科学传播的诞生，在法拉第之前科学基本上停留在贵族的玩物的阶段，从法拉第开始，他不仅面向贵族讲解科学，也面向大众，这一项工作促进了科学在不同阶层的传播，也让富人意识到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逗乐的魔术，企业家讨论科学技术也由夺人眼球的话题逐步转向了对工业化的促进。这项工作在20世纪初最亮眼的果实之一就是实业化学家索尔维创办的索尔维会议，诺贝尔也是这种思潮下深受感染的一员。

科学技术在一战、二战得到了重分的体现（如一战的坦克、二战的原子弹等），二战后，各国都加大了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的重视，更不用说近代以来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中国。等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内科学某种意义上才算逐步正式与国际接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处都是思想萌芽的种子，甚至还有一种被称为“科学倒爷”的奇怪生物，即将国外的科学知识倒卖到国内的人，那时候对中国而言，一切新鲜事物都值得尝试。这时候科学史界有个叫赵红洲的学者，1995年在科技政策、科学管理、科学史的期刊上一连发表了若干篇大同小异的论文，《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中国不可淡漠诺贝尔奖》《中国科学不要忘记诺贝尔奖》，其内容基本一致，文章中说当时20-30岁的年轻人知道诺贝尔奖的只有21%，有些领导还说诺贝尔奖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让他很为中国科学担忧。

赵红洲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回到前面说的计量学了，我们都知道计量学的关键在于选取何种指标作为标准，这和今天的大数据本质是一致的。大数据本质上可以认为是计算机帮助下的计量学，深层数据发掘的本质其实就是计量指标的选择问题。赵红洲就是选择诺贝尔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标志，他通过分析诺贝尔奖（如得主的国籍等），得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论断，如二战前后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并且美国科学也在走下坡路，言下之意是中国需要抓住机会，成为下一个科学中心。这些结论在学界当然见仁见智，但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果我们在知网等中文搜索引擎中搜索，就会发现几乎就在赵红洲发表这些论文的同时，国内学术界对诺贝尔奖的讨论突然热了起来，随后诺贝尔奖也逐步从学术界进入公共舆论场，成为学术界、政府的一项重要指标。这一指标不仅中国在用，国外也在用，例如日本学界就提出21世纪上半叶日本要培养出50位诺贝尔奖得主，即平均一年一位，截至目前来看日本基本达标。

当时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这方面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而现在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诺贝尔奖这个指标。随着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以及中国经济和科学实力的发展，学术界早就开始反思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乃至开始反思唯论文论。

这当然不是说诺贝尔奖不重要，当大多数人都认可一个指标的时候，它自然变成了某种标准，这和企业、工业的标准是一样的，而掌握了标准即掌握了话语权。而科学看似普适的属性掩盖了这一点，其中的关节其实看看诺贝尔文学奖就一目了然了。中国一直在呼吁国内的自己的学术期刊，尤其是中文期刊，也是出于这类考虑。所以，成立各国自己的科学奖项，政府（从话语权角度）和企业（从自身发展和科学发展角度）都是极为乐意的，中国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场盛宴，且已经有了很多尝试，例如2016年成立的未来科学大奖。这些奖项的宣传稿里时常会看到中国版诺贝尔奖的字眼，其含义也是复杂而深刻的。

不过，奖金对科学促进本身而言却不是最为重要的。科学奖项的奖金相对于社会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整体支出而言几乎是九牛一毛，很多企业一年的研发经费远远超过诺贝尔奖的奖金，而科学史家早就对科学工作者做过研究，一方面名誉和荣誉，尤其是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是科学工作者最为看重的东西。索尔维会议几乎没有奖金，今天提起索尔维会议，尤其是第五届索尔维会议，没有人不高山仰止，套用梅贻琦的话说：“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奖项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奖项的评委或者评价标准本身就水平极低，评出来的奖项就会毫无说服力，即便有再多的奖金也只是资本家的自娱自乐。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同样是一项职业，研究者也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有基本的生存生产需要。最近一则流行的新闻就是十万年薪重庆天眼招不到科研人才，如果要说经济的直接作用，那么提高科学工作者的福利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比一个隔段时间才评一次的奖项更为有用。尤其重要的，现在兴起的很多奖项，为了维护其权威性，颁给的都是成名已久的大家，这不过是马太效应的又一体现，看起来对一线科技工作者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样因为马太效应，更多的科研工作者会投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等重磅奖项的科学领域，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发展。这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言说的场景，因为大家无法保证那些冷门的领域是否更为重要，这才是黑暗森林的本质，《三体2》里的章北海就为此杀害了数位航天界的前辈。

回到科学探索奖，据说这个奖项缘起于企业家马化腾与科学家饶毅的一次饭桌对谈。在这次谈话中，饶毅谈到国家对科学人才的需求与人员经费限制的矛盾，认真地向马化腾建议，发挥民间力量的优势，来支持青年科学家。无论这个“神话”是否属实，它都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国家对自然科学是大力支持并有较大需求的，但是人员经费受到限制当然也是实情。因此，马化腾设立这个奖项的举措看起来像一场国家动员，因为祖国需要，民间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这个责任，符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符合计量学的一些研究现实：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是有年轻人做出的，所以奖励年轻人是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投资回报率的，何况没有成名成家的年轻人是最需要资源奖励的。不过，大量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用大量资金来做基础研究，绝不能指望它产生立杆见影的作用，它更像是一个工具箱，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基础研究能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而等到需要再去发明就太晚了，这也是科学探索奖不要求回报的理由之一。

目前看来，未来科学奖等奖项主要奖励的也是成名成家的科学巨擘，这对他们而言无异于锦上添花；科学探索奖更注重奖励青年科学工作者，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也不必过于惊奇或抬高，毕竟企业资助科学研究的历史也不算短，国内外重大的民间科学奖项也基本可以看作企业对科学界的反哺，正如马化腾在公布奖项前已在某问答网站上提问未来的基础科学将如何改变互联网一样，科学的慈善（乃至慈善）本就是一门生意，只不过在大家心中生意似乎会贬损科学的无私性。相较于国家科学进步奖这样的政府奖项，民间的奖项没有了行政的背书，某种意义上在学术界不具备权威性，这和当前学术体制本身的原因有关，不能苛求企业去完成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但值得一提的是，新设立的科学奖项应该忘记对标诺贝尔奖这一目的，虽然这是最终目标，但只有手中无剑才能做到心中有剑，忘记标准才能超越标准，否则好高骛远容易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