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口述 | 我不是个罪人，我只是个病人

文 | 牛强

编辑 | 王迪

北方的清晨，天儿总是特别干燥寒冷。天边刚灰蒙蒙有点光，吴建军就冲着楼道大喊一声，“起床！该喝药了！”

几分钟后，一扇扇学生宿舍的不锈钢铁门被陆续打开，吴建军和睡眼朦胧的孩子们端起水杯，打开五颜六色的药盒，将药丸吞进嘴里，仰头咽下。

对普通人来说，平凡的一天开始了，对他们而言却又是新生的一天。

以下为吴建军口述：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叫吴建军，朋友们都喊我老吴，孩子们也会叫我吴叔，今年四十二岁，山西朔州人。八年前，我来到这所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学校担任生活老师，负责孩子们的一日三餐，也会帮忙做点杂活。

为啥就得上了这个病？

我妻子15岁时卖过血。村里人会有外地人过来买血，她家里穷，靠卖血能换一笔不少的钱，却因此染上了这个病。这件事我以前浑然不知。几年后，家里亲戚介绍认识了我们认识，我和她结婚生子，一直没察觉出什么异样。

直到2007年冬天，我的二儿子出生后一直低烧不退，化验血时才发现染上了这个病，他没多久就因为身体抵抗力太差离开人世了。

那段时间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没有钱治病，借遍了身边所有亲戚朋友的钱，可是过了一个多礼拜，我的妻子因为受不了打击，也提前发病离开了我。

这个病接连带走了我的妻儿，我和大儿子得了病也无处可去。听说临汾有家医院收治艾滋病人，处理完妻儿的后事，我就带上大儿子投奔于此。

医院给我们开了一个特殊病房，里面住的都是艾滋病人，每年都会有几个人发病离开，也会有新的病人住进来。因为没钱看病，我求院长说，我年轻时当过兵，能做保安看个门。院长也是个好人，收留了我，还有我那可怜的大儿子。

当时，我有过死的想法。

有天晚上儿子在我身边玩积木，我看他那么天真可爱，除了要吃药，和正常人也没有两样，不自觉地就对儿子说，爸爸有一天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你自己要好好活着。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儿子对我说，爸爸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这句话就像一颗子弹打到我内心里，我说，不对，好死不如赖活着。

小黑的故事

在这所学校，这些儿童从小就被订上“艾滋病”这个标签。很多儿童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即使父母依然健在，也几年没有来看过孩子了，把孩子送来或许就意味着遗弃。

这么多孩子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黑。今年春节后的一天，一大早我就接到校长电话，说是有个从云南坐火车来的家长送孩子来学校了，让我接收一下。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对父子，瘦小的父亲手里牵着一个七八岁大的男孩，两人分别拉着一个破旧的大行李箱和哆啦A梦小行李箱。父亲的表情腼腆又躲闪，直觉告诉我，这又是一个会被父母抛弃的艾滋病儿童。这么多年，我听过太多父母扔下孩子，再也没来看过孩子的故事了。

和他父亲聊天得知，小黑的母亲感染艾滋病后接受不了事实，离家出走，小黑的父亲娶了新的妻子，继母经常把小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哭闹都不理不睬。在当地的小学，家长和老师联名上书，拒绝让小黑继续和其他小孩一起读书。迫不得已，小黑的父亲通过当地政府的帮助，找到了这所学校，打算让小黑在这里读书。

小黑住的也是上下铺，一个小小的书桌，上面放着一些志愿者送来的文具。一些橡皮泥玩具随意摆放在地上，应该是同宿舍的孩子刚刚玩还没来得及收拾。

“不要哭，为了学习，为了自己以后生存，坚强点。”我一边安顿小黑的床铺，一边安慰一直低头啜泣的小黑。送来小黑，他的父亲就要回云南老家了，而这一别，下次见面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小黑的父亲再婚后，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也许是他的父亲被逼无奈，无言面对当地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一个对于彼此都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一个三十来岁的农民，蹲在房间的角落里，低头啜泣。第一次出远门，没想到却是和自己最亲的骨肉告别，那一刻，我想到了几年前的自己，只不过那时候的我比他更难。社会对于我们艾滋病人的宽容，还远远未达到能够让我们可以相安无事的出现在他们身边的程度，甚至我们的家人也望而止步。

我担心的还是成了事实，第二天天没亮，小黑的父亲一个人从学校走到了市里，不辞而别，他还会不会回来接孩子，或许只有时间可以告诉答案。

一根夹钱的镊子

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一些抗战题材的电影，总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当兵服役的经历，都说影视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在2011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最爱》：同为艾滋病人的赵得意和商琴琴置办结婚用品，赵得意去村头的小卖部买东西，老板拿起一个小小的镊子夹起赵得意递给他的钱，然后迅速算好账，把零钱再用镊子递回给赵得意。

2010年，顾长卫导演曾经来过学校，我向他讲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想到我的这段经历在电影中也有镜头给表现出来。

几乎每个艾滋病人都经历过这些。当时村里的小卖部，不了解这个病的情况下，你递给他钱，他就拿镊子从那一夹，放在钱兜子里，他帮你找钱的时候，又从那拿上镊子然后送给你。当时找钱的时候我就纳闷他怎么会这样呢？同样是钱，为什么拿别人的钱不用镊子？为什么一拿我的钱，就要用镊子夹呢？其实来这里慢慢的就感受到了，因为你是病人。

冷漠的确造成了伤害，但有时候现实也能让我取暖。每天上午10点半，我会蹬上三轮车出去买菜，村头的那家蔬菜店，老板已经和我很熟了，从来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递给他钱，他也会自然的接过来，然后给我找零，我再也没有看到“镊子”，即使别人知道我的病情，也没有说就对我不一样。

孩子们抵抗力差，要多吃点肉补充营养，冰箱里写的牛肉看起来不太新鲜，我问老板，牛肉是多会儿（什么时候）的？我害怕孩子们吃的不新鲜，会生病，现在这些孩子啊，都不好好吃饭，我不让他们喝饮料，就偷偷背着我喝，吃的都是垃圾食品。给孩子们做饭要当成给自己的孩子做饭一样，孩子们是无辜的，他们应该被呵护。

亲人们，你们还好吗？

我现在住在一个十平米左右大的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台十几寸的小电视机，还有一个木质的衣柜。 

窗台上摆放着很多花草植物，是我平时养的花。花盆之中摆着的有个相框，里面有我大儿子，他是个笑得很青春灿烂的小伙子，二十来岁，现在在外地上学，为了不受到周围同学的歧视，我向他们学校隐瞒了儿子的病情。

每当夜深人静时候，我总会控制不住自己，拿出妻儿的老照片看看，说不想家，那是假的。因为身患艾滋病，我被全村人排挤过，甚至逼得我离开了老家，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了，七八十岁的老母亲现在还过得好吗？我不知道。

今年清明节，我就在学校门口，给逝去的妻儿烧了点纸钱。家乡在我们心中已经是回不去的地方。从小就要教育这些孩子们，别忘了本。

记得去年年底，我因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住院，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还是院长叫了救护车送我去的急诊。凌晨四点多，护士给我打解毒针，打到我心疼的哎呀，我对护士说，你这是给猪打针了？当时弄得自己都清醒了，我跟护士说你就像前面那些女护士一样温柔点，但那个护士说了一句话，要是像前面那些护士一样，用刀捅你你也不知道，我忽然明白，能感到疼痛说明自己还活着。

我不是个罪人，我只是个病人

患病这么多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废人，在学校里，我一天都闲不下来，养花、扫院、修建树枝，我总会主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生命在于运动，别人能干多，我能干少，哪怕是做不了重体力的活，我也绝不愿意当一个废人。我告诉自己，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别人更看不起你。

即使现在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人对艾滋病患者摘掉有色眼镜，努力去正视我们，但我心中的创伤，还是难以愈合。

一次，有个志愿者看望我们，正好赶上饭点，我就留他一起吃饭，主食是我最拿手的正宗山西刀削面。橱柜里的一次性碗筷用完了，我满学校找一次性碗筷，志愿者说不介意，但是这是多年来留下来的习惯，我不想让别人因为害怕而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进食。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只有三种：性接触、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和我们一起吃饭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2017年夏天，我们这里有个大学在做普及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活动，我受邀去做演讲，虽然提前准备了好久演讲稿，但是在上台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紧张，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大学生们，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病一旦查出来，说白了那都已经是晚期了，这个病不是当时得了就会发病的，也许七八年，也许十来年，就突然发作了。在我没得这个病的时候，我的亲戚朋友们，都在我家大吃大喝，他们也不害怕我，为什么我都勇敢地告诉他们，我得了这个病了，他们却都一下子就远离我了呢？

有句话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我情不自禁地重复出来：我不是一个罪人，我只是一个病人。

为保护隐私，本文均为化名

【作者简介】

牛强，一个记者，喜欢非虚构写作，更喜欢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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