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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忆改革开放40年:大河解冻,一个时代开始奔涌

2018-12-18 17: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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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冯骥才先生的文学生涯恰与改革开放同步。40年前的今天,他的第一本小说《义和拳》出版不久,新写完的“伤痕文学”作品《铺花的歧路》能否出版正在争议之中。从文化界、思想界的解冻,到轰轰烈烈的新时期文学,继而义无反顾跳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之中,冯骥才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始终把个人的选择与时代紧紧相连,40年如一日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到来时,我们特地从冯骥才先生的非虚构文学《凌汛》中,选摘出一章分享给您。就让冯先生的文字,把我们带回40年前,带回改革开放之初时代的大河刚刚解冻的那一刻。

(本文选自《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第九章,原标题为《文代会后离开了朝内大街》)

到了这年秋天,在人文社接到了来自天津的通知,说我做为天津文艺界的代表之一参加11月份北京举行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据说将有3000文艺家聚集在京。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种超大规模的“全会”,所认识的文艺家不多;而我的代表名额又没有被放在作家协会内,因为天津当时的老作家多,如孙犁、方纪、袁静、孙振、鲍昌、杨润身、柳溪、鲁藜等,年轻作家代表仅有两个名额是蒋子龙和世界语诗人苏阿芒。苏阿芒是一位精通世界语的才子,文革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抓起来。这罪名等同奸细,十分可怕,在牢狱里边受尽折磨,身心俱残,平反出来后,不仅行动不便,连句整话也说不成了。叫他参加会是要还他以尊严。我被放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中,做为民间文学的代表。当时天津还没有民研会,却有一个民间文学的代表名额。由于我的小说《义和拳》、《神灯》都与民间文化相关,便将民间文学的代表名额给了我。现在想起来,冥冥中似乎我和民间文化真的有缘。二十二年后(2001)我竟做了中国民协的主席,开始了自己人生后期与其命运死死的纠结。

然而当我走进这个会场上一看,全是生脸,台上灯光里一排排,台下黑压压一大片,没有一个熟人。后来才知道台上坐着的除周扬外,还有钟敬文、顾颉刚、贾芝这些重要的人物。老舍先生文革中含冤而死,郭沫若也在头一年辞世,不然都会在台上。

开会间,我稍坐一会儿就悄悄溜到作协的会场。那里毕竟认识的人多,不认识的一经介绍也就亲切地相识相谈。比如在开会前一进门就见几个人正在说说笑笑,中间有王蒙,由他介绍,这几个人是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全是早闻其名、未曾谋面的人物。此外,还有徐迟、鲁彦舟、宗福先、马烽、苏叔阳、李准、叶君健、陈登科、张洁等等。张洁穿一件深蓝色风衣,带着灵气,我喜欢她清新的文字,而且这文字像她酷爱的契诃夫那样干净,清透,充满艺术感觉。在什么地方认识的李陀记不清了。李陀有点络腮胡子,挺阳刚,很健谈与雄辩,后来与他们都成好友,与他们之间的往来与故事都在以后的几年了。

作协这边会议的兴奋点是作家们的演讲。王蒙、白桦、蒋子龙等人的演讲,把会议不断推向高潮。白桦是诗人,讲话时激情四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全国赢得极大反响,在自己的家乡却陷入重重困境中。记得他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好像是“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话音一落,立即得到全体作家支持的掌声。

在这里,我感到精神的空间和自由度愈来愈大。

那时的会议管理也很宽松。我到作协这边会场来,没人拦我。大家知道我是《铺花的歧路》和《雕花烟斗》的作者,对我挺欢迎,似乎我就是这边的代表;只是到了协会进行小组讨论时,我就自动撤回了。

这样,我这个“编制外”的代表便很快融入到“编制内”。会上作协这边还传出个笑话说,这次作协为文代会提供了三个怪人:冯骥才——个子最高,中杰英——个子最矮,何达(香港诗人)——最耐寒,十一月还穿个短裤,而且是惹眼的白短裤。

文代会现场的作协代表。前排右起:徐迟、陈荒煤;前排左起:吴强、孔罗荪、冯牧;二排左起:艾青、陈登科、雷加、李何林

四次文代会是文艺家时隔十多年的一次大聚会大重逢。多年不曾相见,音讯断绝,生死难料,各中的苦辣辛酸惟有自知;此刻忽然相聚,便成了会议内外处处可见的情感冲动的感人景象。作家方纪就住在我的隔壁,他文革受尽摧残,天性易怒,患了中风,行走困难,右手不能执笔,说话最多只能三个字。会议期间不断有人来看他,每逢此时他便会激动地发出“好——好噢!”、“就是——是——嘛!”的高声,这声音时不时隔墙传进我屋。我为他高兴,也为他悲伤。方纪的散文很有激情,文字很美,也有意境;他对书画也有很好的悟性。他的《桂林山水》、《李可染画集序》写得颇有才情。文革后去看他,人已偏瘫,言语困难;他用拐杖捅捅床下叫我看。我撩开床单只见一个小破皮箱,没有扣别,一看便是当年的“抄家物资”,我给他拉出来打开一看,只有可怜的薄薄的五本小书:《来访者》、《挥手之间》、《不连续的故事》等,这就是他全部作品了。记得邓友梅对我说,他第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五十年代一位相识的日本作家,与他年龄相仿。时隔二十年,那人居然已出版了一小书架的作品,叫他吃惊,他当时却连一本集子还没有出版,荒唐的生活夺去了多少有才华的人的青春乃至生命。

这次大会最震动人心的是阳翰笙宣读的“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致哀”书。他念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每个名字念出来都像熄灭大会堂穹顶上的一盏明灯。那名单好像有一百多位吧。我至今还记得有老舍、郭小川、闻捷、赵树里、阳朔、田汉、傅雷、董秋斯、萧也牧、柳青、邵荃麟、罗广斌、周立波、冯雪峰、马连良、裘盛戎、周信芳、盖叫天、言慧珠、尚小云、马可、顾圣婴、郑律成、崔嵬、上官云珠、焦菊隐、袁牧之、竺水招、严凤英、韩俊卿、贺天健、陈半丁、丰子恺、董希文、潘天寿、魏鹤龄、翟白音、顾而己、李少春、叶盛兰、孙维世、何其芳、沈尹默、荀慧生、远千里、魏金枝、万籁天、高百岁、冯喆、王式廓、芦芒、王老九、连阔如……还有的虽已辞世却依然被抄家批判和倍受凌辱的齐白石、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徐悲鸿、傅抱石、洪深、陈之佛、常宝堃等等。那个名单远不止于此。如果没有文革,这些艺术家都活着,多少杰出的作品会涌现出来,中国当代文化又会是种什么样的景象?反过来说,如果文革不结束,台下的人便会一批批进入这个受难者的名单。

阳翰笙说“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一切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然后他说“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默哀!”那一刻,三千名代表全站起来肃立,黑压压一片,刚刚过去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又把我的心笼罩。人类历史上何时出现过如此大肆践踏与残害作家艺术家——真善与文明的歌者?那么——还有什么比纠正生活的荒谬更重要?在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作家都知道自己的笔该写什么?

这次大会最强烈鼓舞人心的是邓小平那句著名的话:“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他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记得。对他这句话的回应是全场近一分钟的潮水般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是我几十年里听到的最长、最响、用心鼓起来的掌声。

那天从人大会堂走出来,真有一个时代开始的感觉。

冯骥才先生在文代会的照片,左为邓友梅,右为福庚和费礼文

那时候是一种什么创作状态呢?有件小事至今仍然记得:一天施光南带着一个朋友来人文社看我。他已经从天津歌舞团调到中央乐团来了。他那首唱起来叫人欢乐也叫人流泪的《祝酒歌》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国人之歌”。我请他到东四一家二楼上的小馆吃饭,边吃边聊,愈聊愈尽兴。我激动地谈起我的“非常时代”的写作计划。施光南是浑身带着灵气、时时冒着旋律的人。那天他谈的最多的是他正在写的歌剧《屈原》。他时时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站起身离开座位来来回回走几步,再坐下来,一顿饭他这样起身七八次,人有发光的感觉,好像音乐的精灵在他身上作怪发狂。我们都处在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艺术状态。

文代会后,文学的大河不知不觉流转了。伤痕文学悄悄退去,代之而起的是改革文学的大潮。或许因为整个社会的关注转向经济生活的改变,或许来自一种人为的导向,或许由于伤痕文学将十年的积郁挥洒一尽之后,走向了更深的反思。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些书信体的文章如《写人生》(给严文井)、《下一步踏向何处?》(给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倾向》(给吴若增)、《小说观念要变》(给李陀)等,与熟识的作家讨论要从伤痕文学和问题小说走出来的愿望。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文革这一荒诞历史的追究与诘问,不管是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里,还是口述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写作中。现在,回头去看这段文学的历史:做为新时期文学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切确的时间是1977至1979,正为我在人文社这段时间所亲历。

与严文井通信

此后,1979年冬天吧,我便把写作的窝儿彻底挪回天津。一是因为在津的工作和居所都已平定,我有一些写作计划要静下来想;一是因为那两年我过于兴奋、紧张、写作过多,大病了一场,必需回到家里缓一缓节奏。人文社与我的关系依然密切,严文井、韦君宜两位前辈和不少文坛朋友关切我的身体。严文井特意给我写过一封信。好友谌容、张洁、郑万隆等人都跑到天津看望我。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爬上我的阁楼,肩上扛一个西瓜,脑袋冒着汗。他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派我来看你,我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来呀,就在车站给你买个瓜。”然后他说:“我叫刘恒”。

这个憨厚的年轻人就是今天这个大作家刘恒。这个感动我的细节大概刘恒早忘了,我还记着。

那时代人和人、作家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一种今天回想起来十分怀念的纯洁的关系。

我还记得离开朝内大街彻底搬回天津时的一点细节。我用线网兜提着一个搪瓷脸盆。一般衣服书籍前些次都捎回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脸盆,一个带把儿的漱口杯。我在里边放上好大一捆人文社的稿纸。先去韦君宜那里道个别,敲了半天韦君宜办公室的门也没敲开,她不在,都都从走廊上跑来说她妈妈开会去了。我从兜里掏出烟来,从中拿出烟卷插在上衣口袋里,将空烟盒给了他做为纪念。他存烟标,爱烟盒如命。当天晩上景峰约我去他家吃饺子,然后返津。那时景峰和他爱人小刘对朋友最殷实、阔绰的款待,就是请到他们家吃一顿用香油调的韮菜猪肉馅的饺子。那天,从社里出来,我把网兜挂在他自行车的车把上。景峰说:“给你稿费了,干啥还拿我们社这么多稿纸?太财迷。”我说:“我用惯你们五百字的大稿纸了。四边的空儿大,好加字。”景峰笑道:“说你财迷还强词夺理。”我也笑。我确实爱用人文社这种绿格的大稿纸,一直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每到快用光了,去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时候就到社里去取。什么原因使我对人文社的稿纸也如此的依赖呢?

那天晚上,我在他家着实吃了顿饺子,又说说笑笑聊一会儿,然后提着东西上路,景峰送我从红星胡同拐往北小街的街口,那情景挺像从老家出门干事,兄长送行。是呵,这一刻可是我在人文社长长的两年生活的一个句号。这句号里边包含着我人生重要转折,还有所经历的时代的转折。

1979年为自己的小说《啊!》做的封面设计

离开人文社最初两年,我每去北京还习惯地去住人文社。我不习惯住旅店,一次去京参加谌容家一个小聚会——那次认识的张贤亮。他为了一首小诗《大风歌》,二十二年五次入狱,出来后不习惯坐着;那天见他时,他靠墙蹲在地上抽烟。大家笑他在牢里蹲惯了,“恶习”难改。当夜我住在东四大街金鱼胡同口的一家小店,一屋七人,多人打鼾,听了一夜的鼾声大合唱,直到天亮也没合眼。心想,下次还得去朝内大街166号,还是在那里睡得安稳。

后来一次我专门去北京国家美术馆去看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下午到人文社已无床位,景峰叫我等到下班后在小说北组编辑部用八把椅子给我拼了一张“床”,抱两床被子铺在上边。椅子高矮不一,我居然也睡着了,但我睡觉时好“打把势”,半夜一蹬,椅子散开,人掉在地上。

这便是我在人文社“生活”的最后一个细节。

冯骥才先生文化自述五十年系列
新书《漩涡里: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1990-2013》现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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