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每个人看来都是这么的冷，冷到有点不知所措。但2018年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曾失去那点期盼。冷并非局限在某个地方。2018年冬季的雪下得尤其洒脱，长江沿岸、甚至温热的最南方，都飘起了厚厚的雪花。都说全球气温在缓慢上升，这场雪大概是对此的呼应。跑得太快，跌跤的概率也大；至热的时节，自然孕育了至冷的一刻。古人通过一部《易》书尽人生百态，自然轮回。物极必反，是因为人们会反思。当车轮飞快地转动，我们都会想一想，这速度是否会带来意外的结果？2018年，冬季寒冷，坐在书桌前，看到一排排书，像和多年的老友倾诉。我看到了反思的诚恳。
《宋案重审》，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经常被一些人当作历史八卦来探究。学术著作能做到雅俗共赏，是一种高境界。2018年似乎这已形成一股潮流。作者尚小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研究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宋教仁被刺案，仅仅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波折。但也正是这小波折，改变了历史进程。都说历史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推动的，宋案却绝非偶然。可能拘泥于刻板印象，过去人们对宋案的解释都停留在当时的人们的流行看法上，并没有做到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尚小明教授大概是一个很固执的人，非得把宋案的来龙去脉翻个底朝天。在梳理几乎所有可得相关史料的前提下，围绕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四个人两两之间的关系，先对这些关系的性质进行细致地梳理和推断，然后围绕宋案的发生过程、审判、各方反应、各方策略、各方结局等展开深入讨论。本书并没有像通常的著作或论文那样轻易下结论，而是揭示了涉事参与人面临复杂形势所采取的复杂行为。本书也没有像一些人习惯性地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很难用对错、正邪、黑白等简单二元思维对历史人物下定义。历史事件总是和个人行为叠加在一起。洪述祖的腐败行为和刺杀宋教仁、打击国民党的行为是交叠重合的；应夔丞的政治投机和他对当时袁世凯政府的忠诚同样也是交叠在一起的；而袁世凯和赵秉钧出于平衡各方利益，宏观把控中混杂着私心，同样让事件复杂化了，客观上助推了刺杀事件。读下来的一个额外感受就是，党争背后不过是利益冲突和妥协，而公私掺杂让个人行为有可能改变社会演进的轨迹。
和《宋案重审》类似，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同样展开了历史反思。作者是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作者基于丰富的史料再现了铁路的演变进程，但他并没有拘泥于铁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的琐碎事，而是突出了铁路的产生和演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以及病理学和哲学层面的意义。作者的核心观点是，铁路的兴起用时间替代了空间，空间被压缩成工业社会的一个个标准的结点，铁路只不过是不同空间之间的链接，铁路自身的人文和社会功能在消失。作者特别描述了火车站作为城市入口的符号意义。人们进出一个个车站，车站成为瞬间的记忆，而车站外的城市才是驻足之地。和传统的马车不同，坐着马车可以畅谈中欣赏沿途的山水草木，这是一趟审美的旅行，也是日常社会交往的自然延伸。而火车时代窗外风景飞逝，速度让不同空间瞬间叠加起来，旅途的意义淹没在时间的快速流逝中。铁路从独立的空间存在物退化为城市链接的附属物，铁路对现代人来说仅仅是出行的载体，不再是出行体验的环节本身。铁路的速度越快，铁路作为附属物的无意义就越强烈。特别是铁路的包厢设计和座位分级创造了新的阶级，速度不仅没有带来空间上的平等化，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铁路病理学也从不同视角展示出这种不平等。当然，从这本书中自然而然衍生出的一个话题就是，传统的乡村生活固然幸福，而现代社会自有其不同的情怀。我们是否必须对失去的历史进行怀念和向往？
《宋案重审》和《铁道之旅》是通过历史的反思来给当代人启迪。而《扫地出门》和《清算》则是通过对当代社会的反思来试图寻求未来的答案。有点出乎意料的是，这四本书都从学术著作跨界到文艺作品的行列，并荣登各类图书榜单。这也说明，现在的读者欣赏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的作者马修·德斯蒙德（Mathew Desmond）是社会学家，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他采取田野作业方法，真实记录了美国底层社会的代表性当事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围绕居住权这个核心问题，展示贫困家庭在居住场所获取和转换这一日常生活过程中，如何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贫困的深渊而难以自拔。作者描写了房主和租户之间的博弈，以及这博弈的背后美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法律保护人们的财产权，保护房屋租赁市场的契约关系。当房主把房子租给租户，租户按约缴纳房租，一旦租户欠缴房租，即属违约，房租通过解约来保障自身的权益。这个逻辑看起来天衣无缝。但面对特定租户群体，这个逻辑似乎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漏洞。假如租户归属贫困阶层，并非因为自身懒惰而贫困，仅仅生而贫穷，贫困家庭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权就无法得到保障。贫困家庭交不起房租是常见的事。其实房主可以通过降低房租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但这似乎做不到，因为租户的收入低，且非常不确定，即便低廉的房租也很难得到保障。此时，房主借助法律的力量采取驱逐策略，直接把欠租的租户赶出房子，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租户一旦被驱逐，在信用上就会有污点，从而在后面的租赁活动中，只能租住更差的房子，并成为更贫困的社会群体的一分子。这种恶性循环，实际上来自房主的理性选择和法治社会对契约和财产权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好制度也会办坏事。契约以及相关制度并没有考虑到贫困家庭的特定情形，当制度不完备时，以保护契约和财产权的名义行事，法治就会帮助到强势方，但同时无法对弱势方提供救济，从而客观上促使弱势方陷入代际不平等的陷阱里。一个人的贫困因制度的不完全性而演变成代际不平等，并进而演化出一个贫困的群体，导致代际固化，反过来阻碍社会的进步。尊重契约没错，保护财产权也没错，但任何制度都需要前提。制度的不完备性会导致单个制度安排即便再好，也可能会成为做坏事的帮凶。本书旨在展现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真实状态和微观基础。衍生出来的一点想法就是，公共政策需要帮助穷人获得尊重契约的前提条件。反贫困如何与契约社会的相关制度安排有机协调？作者没有深入讨论，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的话题。这本书对于转型的中国社会尤其具有参考意义。
作为人类学著作，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一书则采用了民族志这一不同的研究方法。《扫地出门》一书是通过对美国底层社会的田野调查来再现贫困的制度根源，《清算》一书则通过民族志的方法来展示华尔街这一独特的美国小社会，进而反思金融资本主义的诸多劣迹。Karen Ho（何柔宛）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她当年为了揭开华尔街的伪善面目，应聘去华尔街一家公司工作，其间经历了工作转换。利用工作的有利时机，何柔宛采集了丰富的一手素材。在对这些素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何柔宛发现，金融的作用和华尔街的地位可能并非得自它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恰恰相反，这些地位和作用很可能是金融从业者自己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金融从业者通过扮演精英角色，把复杂的专业知识作为护盾，利用普通人的理性不足和企业的信息匮乏，成功地建构出一个钢铁侠的英雄形象。而实际上，华尔街上的金融从业者只不过通过选人门槛、培训框架、文化塑造、精神传承、制度培育等一系列环节，打造出一个精英角色，并借助这角色来设租寻租、掠夺财富。看似钢铁侠，其实不过是一个打劫的。何柔宛在这本书中还揭示了全球化的不同性质。在她看来，全球化加剧了华尔街文化的传播，并形成全球性盲从，从而使得华尔街群体得以在全球范围套利、寻租和掠夺。在此过程中，华尔街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垄断优势来引领和改变规则，使之从属于自身的逐利行为。整本书读下来，可以看到作者何柔宛内心想表达的核心观点，即华尔街无非是一个贪婪群体的集合，它以金融的名义，借助市场这一载体来逐利，并不断制造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动荡。说到底，旧日荧屏上贪得无厌的银行家角色同样适用于华尔街的精英们。
如果说要推选2018年极具吸引力的经济学类学术著作，
《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绝对是首选。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中国经济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用一本并不厚的书写出了极为厚重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无论怎么看，这部著作都称得上18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有两个印象深刻的亮点：
一是不拘泥于中国史研究常见的刻板分类，而是根据充实的史料提炼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并依据这一特征进行分类，作者采用了世袭家长制、城邦制、庄园制、佃农制、市场经济等来定义中国古代的不同阶段，比较有说服力，也能得到史料的支持。
二是作者紧紧抓住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三大冲突主线：第一，土地制度和收入不平等的冲突；第二，私营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冲突；第三，家庭作为基础单位和等级制、垂直化治理的冲突。这三条冲突主线几乎既可以解释朝代更迭，又可以解释朝代更迭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读完这本书，有三个很有意思的体会：
其一，无论唐宋之前的土地国有，还是之后的土地私有，土地交易历朝历代都非常活跃。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一个土地市场，这个土地市场对历朝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可以看到，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土地是否国有并没有必然关系。万志英把古代的土地制度解释为多层次土地权利架构（复合权利安排），这种结构下，土地的产权细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每一项权利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都可以交易。从而即便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所有权固化，并不影响使用权以及其他权利的交易。这点古代的产权制度和土地市场甚至比现在高级。我们现在还在探讨土地自由流转问题，而古人早就通过产权制度创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古代这一权利安排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支持了这一学说的合理性。
其二，万志英认为，私营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非常活跃，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私营经济的活跃是古代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一套干预私营经济的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在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干预过度，朝代更迭就会发生；政府适度干预，朝代经济就会繁荣。这是历史呈现出的铁律。当代我们还在争论要不要市场经济、要不要政府干预，是不是比古人还要低级？
其三，中国古代围绕户籍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治理机制，户籍制度是历朝历代集权化的基础制度和治理前提。这就能理解为何户籍制度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形成典型的路径依赖？当今市场化改革必须要突破这一路径依赖的魔咒，才能实现真正的劳动力流动，也才能让市场真正走向一体化。
不过，万志英在书中对清代的市场经济作出了肯定，但我有一点不理解，假如清代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为何创新几乎停滞？我没能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掩卷而思，为何国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一部好的史学著作，理应建构出科学的逻辑来推断浩瀚史料中可能存在的某些因果关系，而不是拘泥于某些固有的刻板框架，寻找史料来证实该框架的正确性。近七十余年的国内史学研究很多都陷入了自证偏见中，充斥着证实主义的陈词滥调，也难怪许多作品缺乏学术价值。
胡适先生曾提倡做科学研究需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不敢怀疑，是不可能做出好学问的。罗伯特·D.卡普兰并没有打算写一部学术著作，他喜欢旅行，并在旅行过程中记录当地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人物的访谈。通过这些旅行记录，卡普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并试图推断美国可能的未来。这就是
《荒野帝国：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一书的真正寓意。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别致的游记，不如说是卡普兰在小心求证关于美国的各种流行论断。外人总是对美国抱有浪漫的幻想，所谓“美国梦”就是这幻想的最佳写照。而卡普兰显然怀疑这种流行思维。作者在旅行过程中，挖掘了两条极为关键的线索：
一是移民的快速增加和由此带来的种族新问题，以及移民结构变化与种族歧视之间的相互强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裂变。在作者看来，美国社会正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隔离和代际不平等，并由此导致美国梦碎。新移民对国家缺乏忠诚，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根基正在动摇。
二是城市开始在空间上裂变，呈现出碎片化和多中心化趋势。城市的存在意义在未来将趋弱，而碎片式的社区以及社区链接将成为新的地理空间分布。这种多中心化恰恰支持了诺奖得主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而奥斯特罗姆恰恰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家。这仅仅是巧合吗？有意思的是，作者也发现了移民趋势下的闪光点。所举的例子是橘郡和波特兰。橘郡拉美移民比例较高，亚洲移民也可观，黑人较少。这一移民结构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结构，使得不同种族移民之间得以形成合作机制，这是橘郡充满活力的根源。而波特兰则是亚裔占比较高，类似温哥华。亚裔带来了亚洲独特的威权治理传统，这一传统和美国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治理结构，倒也能克服美国传统固有的弊端。只是作者更倾向于橘郡的模式。
总体上，作者对美国保持谨慎乐观，并预见美国将逐步演化为国际化的国家，传统的民族国家将消亡，从而美国只有找到和此相适应的新的治理结构，才可能使其重新成为全球领导者。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作者对美国现状的焦虑，以及对美国未来的担忧。这种心态恰恰是美国社会当下真实社会心理的体现，保守主义的崛起、特兰普政府的战略和政策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蛛丝马迹。如作者所言，美国梦无非是一些人写给美国以外的人看的，并非美国人自己的经历。而美国以外的人都把美国梦当真了。事实上，美国社会的真实图景远比美国梦复杂，其中充斥着忧伤和绝望。这本书可以作为了解真实美国的读本，让做美国梦的人们清醒清醒。
最后想说几句。《扫地出门》《清算》以及《荒野帝国》都代表着美国社会的自我反思，这一反思并非近年才出现，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美国的经济还处于繁荣期时，睿智的学者就已经认识到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杰出的政治学家普特南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入剖析了美国社会变迁背后隐藏的严重问题，从《独自打保龄球》揭示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到
《我们的孩子》中所呈现的代际不平等和阶层固化，这些学术著作无不在警示人们，当市场化不受约束时，带来的财富增长对大多数人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财富所体现出的数字是别人的数字，并非自己的数字。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带来了社会隔离，进而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反过来会损害繁荣本身。从这些反思性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有益思考，如此才是阅读的高阶意义所在。一些人会说，人家是市场化过头了的反思，我们市场化才刚起步，没啥可比性。但这些人恰恰忘记了，正因为我们市场化刚起步，才有机会寻求一条更好的市场化路径。有教训可以汲取，有经验可以参考，为何还要拒绝这些经验教训？所谓后发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能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迪。祈愿新的一年，我们能看到渴望的进步！
（作者周业安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