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钦︱大萧条：经济学家知道和不知道的

通常有人要我谈论一下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这类话题的时候，我本能上都是拒绝的。

或许是因为浸淫far away和long ago的东西太久，逐渐产生一种思维惯性，觉得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情无法说得清，因为缺少必要的信息。

然而现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谈一谈一件发生于九十年前的事件——1929年的大萧条。我不仅是本能上，而且出于职业素养，更加地拒绝。

这是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事件之一。

之所以无法解释清楚，倒不是由于经济学家偷懒，有关这场改变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事件，经济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我们不是没有解释，相反，我们有太多的解释，却依然得不到确定的结论。因为当年这场大萧条实际上引出了经济学的两大“未解之谜”：资本与货币理论。

不过在思考了十分钟后，我改变了主意，还是想勉力描述一下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因为当下国内学界对那场大萧条存在太多陈旧、矛盾甚至是错误的认知，而且这些误解在最近几年中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在公共舆论中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我们对现实经济中资本、货币与金融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理解。

再次强调，我只是做一些粗略的描述而已，不做解释。

经济学家的误识

几年前我参与了学院博士研究生考试的命题工作，其中有一门科目和思想史有关，因为现在这门科目不再考，所以我可以说一说。当时在题库中我特意加了两道和大萧条有关的题目，大意为：（一）罗斯福实行新政的理论依据，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二）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写道“政府应当干预经济”。

印象里，历年考试中好像只有一位同学答对两道题中的一道。

正确答案是：（一）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无关；（二）凯恩斯从未在《通论》里写过“政府应当干预经济”这样的表述。

什么？罗斯福新政跟凯恩斯没关系？凯恩斯没有主张政府干预？

没错。自从2008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围绕着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还是“重新复活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不断地重复着上述误识。有时候我真怀疑传播这些“都市传说”（urban legend）的经济学大佬们是否真的读过《通论》或是了解过1930年代的美国究竟发生过什么。

第一个是事实问题，经济学家们虽然普遍历史不太好，但在这个信息时代即便是经济学门外汉也只需点点手机或是敲敲鼠标就能从万能的互联网中获得相关历史知识。罗斯福的新政开始于1933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当罗斯福的白宫幕僚着手救市的时候，凯恩斯的大作还没有出版，又如何依据《通论》中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相反，倒是罗斯福于1933年上台后立刻实施了美元贬值，该措施获得了凯恩斯的赞许，认为这是可以使全球经济得以复苏的有效手段。

当然喜欢钻研的读者或许会问：尽管《通论》的出版晚于新政的实施，但是凯恩斯大约从1932年就开始写作《通论》，有没有可能那时候凯恩斯就曾向罗斯福提出过类似的政策建议？

答案是没可能。凯恩斯第一次见罗斯福是1934年，而且据记载当时凯恩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罗斯福的手上，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因为凯恩斯有一个小癖好：沉迷手相。以致会面结束后罗斯福对凯恩斯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印象。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如何理解凯恩斯的思想。凯恩斯主张过政府干预经济吗？在很多场合他都说过类似的话。在《通论》中他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吗？他有暗含这类意思的观点。那么怎么能说凯恩斯在《通论》里没有写“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呢？因为这句话他确实没有写。

凯恩斯在《通论》里给出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于第二十二章，大致为如下六点：

（一）“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

（二）“对经济周期的正确治疗方法并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萧条状态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状态之中”；

（三）“真正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方法来提高消费倾向，从而，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

（四）“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我也支持各种增加消费倾向的政策”；

（五）“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难证实囊括绝大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六）“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332、335、337、391、392页）。

如果仅从文本判断，从上述观点中确实可以引申出政府干预的含义，但是倘若因此而将凯恩斯等同于后来持政府干预论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即以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们，那么就是对凯恩斯的严重误解。而在当今的学术圈，无论对凯恩斯支持还是反对，这样的误解非常普遍。

其实如果了解凯恩斯的思想背景，就会明白凯恩斯绝对不会是一名政府干预论者，至少不是那种主张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占领经济制高点的政府干预论者。严格来说，凯恩斯所主张的，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系内的一名角色——而且是相当关键的一名角色，应当积极承担起自己在经济领域的责任来。

和流行的误解相反，《通论》里的凯恩斯并不十分“信任”政府。因为首先在凯恩斯原初的需求不足理论模型中，是不包含“政府支出”这一变量的，这是哈佛经济学家的“功劳”，所以凯恩斯没有提出运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其次，凯恩斯原初模型中影响总需求的关键变量只有“消费”和“投资”，但是消费倾向是长期的社会历史经验下演化生成的心理变量，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彻底改变，政府能做的只有引导；而投资取决于利率，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即人们愿意持有货币的偏好，这又是一个主观变量，它指向的是人们的预期，如果人们普遍对未来持有一种悲观心理，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这时政府的货币政策也会失效。如此一来，在面临严重的大萧条时，政府真正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很有限。

所以凯恩斯在《通论》中的政策建议才会如此的“模棱两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政府”或者“国家”这样的字眼，他并不希望别人误解自己的主张——尽管可能事与愿违，不希望英国成为希特勒的德国或是斯大林的苏联。作为一名坚定的休谟主义者，凯恩斯坚持的始终是典型的英式自由理念、英式个人主义立场和英式市场经济理念，“但无论如何，如果能去掉个人主义的缺点和滥用，那么，它仍然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其意义为：和其他任何制度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范围。它也是生活多样化的最好保障，因为，生活多样化恰恰来自被扩大了的选择范围”（《通论》，393页）。

目前国内对大萧条的基本认知，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皆存在不少偏差。职业经济学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读者了。所以接下来我想先简单地陈述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再来讨论面对大萧条现象，经济学家提供了什么样的理论。

事实

依照《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有关大萧条的历史概述，可以将大萧条期间的关键事件按时间序列整理如下：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震荡；

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签署实施；

1930年12月，“第一次银行危机”，通货紧缩；

1931年夏季到秋季，奥地利实行货币管制，德国实行货币管制，英格兰银行放弃金本位；

1931年10月，联邦储备委员提高利率以维持美元币值，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降低到大萧条期间最低水平；

1932年1月22日，《金融复兴公司法案》（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Act）签署实施，成立金融复兴公司；

1932年2月，参议院通过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of 1932），重申维持金本位制；

1932年3月至6月，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低利率，但仅实行了几个月便放弃；

1933年3月，罗斯福就职第三天宣布银行休假日（Bank Holiday），同时对所有外汇和黄金出口采取控制；

1933年第二季度，第一次新政——即“百日新政”——开始，总统获得确定黄金价格的权力，罗斯福政府开始实行美元贬值方案；

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AA）签署实施，允许政府控制农产品产量，通过限制产量的方式提高农产品价格；

1933年6月16日，《农业信用法案》（Farm Credit Act of 1933）签署实施，使农业经营者可以从地区和国家银行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

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正式签署实施，出台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降低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

1933年6月16日，《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NIRA）签署实施，成立国家复兴局，该法案的目的是提高就业，提高工人工资；

1935年初，第二次新政开始；

1935年初，最高法院裁定NIRA和AAA违宪；

1935年7月6日，《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签署实施，标志着大量政府管制机构的出现；

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签署，新政第二阶段的关注焦点转向个人收入的分配；

1937年，美国经济再次转入萧条。

根据上述时间线，有关大萧条的事实需要澄清如下四点。

首先，通常被称作“1929年的大萧条”，并非发生于1929年。我们先来看几张图。

从以上三幅图可以发现，基于人均收入、工业产值、农产品价格这些核心指标，大萧条真正显现的时刻至少是1930年之后，确切来说是1930年末到1931年初的时候。并且从各国人均收入比较来看，美国进入萧条的时间反而相对来说是较晚的。而1929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1930年上半年为止，美国经济形势整体仍处于繁荣状态。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虽然真正的萧条出现在1930年之后，但是其肇端于1929年那场华尔街股灾，即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以及黑色星期五，其中尤以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最为著名，在这一天中股市成交量创新高（一直到1968年这个记录才被打破），但道指仍然以暴跌百分之十二告终，一天之内整个市场蒸发一百四十亿美元。

在众多解释大萧条的竞争性理论中，股市崩盘论的历史最为悠久，它与另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理论关系密切，即批判现代性理论，因而也最为深入人心。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它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一种观点。就像经济学家经常列举的一个反证，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从各项特征性指标来看这场股灾和1929年极为相似，但是却并未引发整体经济的大萧条。

如图四所示，实际上1929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严格来说还只是限于金融市场的一次波动，并且之后市场很快就做出反应，1930年初的股市甚至有复苏的迹象。真正让华尔街陷入崩溃的时间点要迟至1930年12月，即第一次银行危机。然而此时，金融市场的崩盘实际上是整体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结果，而非原因。

因此如果要追寻大萧条的肇端，1929年不是起点，更有资格的候选日期恐怕还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那次会后，凯恩斯辞去了财政部的职务，并写下了《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这本小册子恐怕是凯恩斯流传最广的作品，作为对比，《通论》则是他最令人费解的作品。许多人认为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因为他在这本小书中率先预见到了十年后的大萧条和二十年后的世界大战。不过这样的观点恐怕是对凯恩斯的过誉，至少凯恩斯也没预料到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盘——在那次金融震荡中，他的净资产损失四分之三。

不过，凯恩斯确实敏锐地觉察到了，《凡尔赛和约》（1919）所确立的战后金融秩序是极其不稳定的，不仅会危及和约各国的经济秩序，还会发生连锁反应，引发政治危机。从这方面而言，将1930年代大萧条的起点，定在1919年更为合适。

其次，贸易保护与大萧条的关系。持自由贸易论的学者会将大萧条的起点定于1930年6月17日，因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实行。贸易保护不仅致使美国的进出口降幅高达百分之五十，而且引发全球贸易市场的崩溃。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三分之二。

根据标准的宏观理论，如果认为关税壁垒会引发经济衰退，那么其传导机制必然首先是出口需求下降，然后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其消极影响，致使国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然而1929年美国的出口额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七左右；1930-1931年，出口下降幅度仅仅是1929年GNP的百分之一点五。相应地，1929-1931年，GNP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十五。即便考虑到所有可能的乘数效应，仅仅是出口需求的下降也不会导致国民收入如此大的降幅。所以贸易保护确实可能与大萧条有关，但不应当是关键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

第三，罗斯福新政是否拯救了美国经济。支持政府干预论的学者通常主张，至少就美国来说，罗斯福的新政结束了大萧条。和股市崩盘论一样，这也是众多有关大萧条的著名“传说”之一，因为新政的实际影响，是颇令人怀疑的。

如图一和图五所示，收入指标的高速增长是支持新政有利论和经济复苏论最为重要的证据。确实，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从1933年到1937年，美国的GNP增长了三分之一，由此可以认为美国经济大约从1935年就开始复苏。但是如果换作工业产值指标的话（图二），1933年跌到谷底，随后就大幅上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1933年时美国经济就已经复苏了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另一个指标：失业率。

失业率指标显示的完全是别样的图景，如图六所示，整个1930年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从来没有低于过百分之十。实际上当时除了希特勒的德国，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是两位数。以失业率指标来衡量的话，新政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事实上新政在收入方面的刺激作用仅仅维持到1937年，之后其负面效果便开始显现，从图五中便可以发现1937年后的一次小衰退，图六所示的失业率更是在1937年又大幅提高。所有的政策都是有成本的，从第二次新政开始，罗斯福政府便要支付新政增加的成本。可以预料，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恐怕也会和胡佛一样狼狈不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罗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国经济。

最后需要澄清的，则是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1963）中所列出的“事实”。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此书是论述大萧条的“圣经”，每逢经济遭遇衰退或是有衰退的迹象，我们便需要重温此书。

此书确实很畅销，从1963年出版以来，已经更新到第五版。此书的基本观点是应用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米塞斯的货币理论，结合大萧条期间的历史材料，分析大萧条的成因：并非是由于不受管制的市场失控导致大萧条，相反是由于胡佛政府的胡乱干预，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关键原因；大萧条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于前期通货膨胀性政策刺激的结果；解决大萧条的唯一方法是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不进行任何干预，让市场自行出清过剩的产能。

必须承认我曾经也一度很推崇上述观点。然而要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在这本书中为了证明米塞斯理论的有效性，在做出预判的前提下有倾向性地选取和分析历史材料。这不仅不能证明米塞斯是对的，相反使后世学者对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产生了怀疑。

事实是，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确实没有做好，但问题不是出在其过度干预，或是采取了货币贬值等通货膨胀措施，而是过于墨守成规。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的主导政策是消极的通货紧缩政策——坚持金本位，这正是奥地利学派所主张的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却是恶化了经济情势。

早在1928年，美联储就开始警惕股票市场的过度繁荣，并采取了一些紧缩性措施，例如在1928年1月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黄金外流，在1929年2月开始限制“投机性”贷款，并且还在8月允许银行提高贴现率。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影响就是打击了市场信心，道指从9月就开始有下跌的趋势，到10月更是发展为恐慌性抛售。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深层次来看，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确实是由于之前数年通货膨胀性政策刺激所累积下来的恶果；但其直接的导火索则是通货紧缩性政策的不适当干预所致。

可是即便如此，当时的胡佛政府仍然有能力将股市崩盘的影响仅限于金融领域，或者是缓解即将到来的大萧条。这一点从纽约联储早期应对股市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美联储于1932年实施货币扩张政策后产生的影响中就能看出端倪。这些措施不仅缓和了股市大跌的影响，而且使得美国经济在1932年还具有了一丝复苏的苗头。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当华尔街股市崩盘时，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将会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萧条，美联储谴责纽约联储的越级行为，依然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当1931年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崩溃，导致连锁反应时，美联储最初还是期望能够顶住国际压力，结果是工业产值下降到大萧条期间的最低点；1932年美联储终于开始转变态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伴随而来的利率降低威胁到了国内银行已经不稳定的偿付能力，并且法国、英国都不希望看到美元贬值，在国内外压力下，胡佛政府短暂的扩张政策匆匆废止。随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罗斯福上台后立刻宣布银行休假日，银行休假日实际上标志着胡佛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

反过来，备受奥派学者指责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应对大萧条时确有“奇效”，事实上到了1933年，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中，几乎所有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的发达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那么这又是否说明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理论是错误的呢？其实也不尽然。

理论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科在这场大萧条中是受益者。因为其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源自凯恩斯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源自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有关货币理论的争论。

早期经济学从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马歇尔的新古典，一直存在两大缺陷。

第一，对“资本”缺乏合理的解释。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经济体发展是资本推动型，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之前，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纪，即法国学者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给出的解释，资本是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的“多余的价值”（《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五十八节）。马克思就认为在他之前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清楚资本究竟是什么，因而将他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取名为《资本论》。但实际上，直到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经济学还是无法说清资本的逻辑。

第二，忽视货币。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基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虽然有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休谟等思想超前的学者质疑过货币数量论的解释力，但他们的观点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以后才被承认（休谟要更惨些，一直到现在，国内外主流的思想史著作里依然错误地将他称为“货币数量论者”）。按照洛克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就是和全部贸易成比例的世界上全部货币的数量”（《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47页）。古典经济学继承了这一观点，李嘉图进军经济学界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基于货币数量论重申金本位制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论”观点：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货币本身不创造价值；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会影响价格水平；因此在货币政策上最重要的是保持币值稳定；为此应当实行金本位制。货币中性论对经济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货币性质的探讨仍停留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基础上，即货币起源于交易，货币主要担负着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四大职能。

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重视货币问题，并意识到资本、货币和经济周期三者是内在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此时有两位先驱者，费雪（Irving Fisher）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费雪秉承的是现代版本的货币数量论，他是个非常聪敏且精于理论的学者，他的利息理论将资本和货币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解释。但是大萧条让费雪身败名裂。因为就在华尔街股灾到来之前的10月16日，他还在报纸上刊文对股市作乐观估计。结果，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他百万家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不能支付住房抵押贷款，被耶鲁强制退休；去世时还有大笔债务未能偿还。而货币数量论也同费雪一起一蹶不振，直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再度重提。

更为重要的则是维克塞尔，他的自然利率理论首度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指出货币市场中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不一致，是导致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从而打破了货币中性论和“古典二分法”（即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二分，互不影响）。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皆受到维克塞尔的影响。

早期货币经济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微观基础，因而难以将货币理论和主流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米塞斯率先打破了这一理论僵局。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杰作《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该书的英文版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即《货币与信用理论》。

古典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即庞巴维克（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的“迂回生产过程”理论，是没有货币的。但米塞斯认为货币很重要，必须在“迂回生产过程”中加入货币，才能解释清楚现实中的资本运作的逻辑，这也是他与自己的老师（庞巴维克）之间最大的分歧。米塞斯的做法是创造了一种货币效用论，即从主观效用入手解释货币的本质，一种依附于商品效用的间接效用：货币的效用来自于商品的效用；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价值，支撑货币的购买力——即价格水平；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本质上是需要货币所能代表的商品（按：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与奥地利学派商榷货币理论的文章，说货币效用论无法解释为何货币没有普通商品那种“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其实就是没有理解货币的效用是一种间接效用）。

米塞斯的理论奠定了货币的微观基础，进而结合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他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概括而言就是：

（一）货币本身确实如李嘉图等古典学者所言，不创造价值；

（二）但货币不是完全中性的，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生产过程发挥作用；

（三）当新增货币注入经济体时，因为其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政府、银行、原材料所有者），并不会立刻出现通货膨胀；

（四）此时通过扩大再生产，会促成通货膨胀式繁荣，但是这种扩张性政策无法持久，因为资金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的上游产业（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投资品生产会相对过多，消费品生产则相对过少，最终导致生产结构的扭曲；

（五）当新增货币从生产过程的上游产业逐步流通到下游产业（消费品生产企业），遍及整个经济体时，通货膨胀就会出现；

（六）但此时由于生产结构的扭曲、价格水平的上涨，产能过剩，需求却不足，萧条便会随之而来；

（七）这样一切因前期繁荣而获得利益都会随之而被抵消；

（八）对政府来说，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对其是有利的（因为它永远是最早获得新增货币并由此牟利的那一方），但这只会让危机加深；

（九）这类因人为干预所导致的经济周期实质上是一种财富转移过程——转移到生产过程上游产业的所有者手中，最大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

（十）因此应对萧条的正确做法是坚持金本位制，限制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能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出清过剩产能，恢复良性的生产结构。

从理论层面而言，米塞斯的逻辑是相当漂亮的，而且在现实中他也是最早预见到大萧条来临的经济学家。早在1924年，他就称维也纳信贷银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会面临一场大崩溃。1929年时，还有人为米塞斯在信贷银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被他拒绝了。果不其然，1931年大危机时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

因为米塞斯对于经济危机出色的洞察力，所以《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一开始并不被人认可的著作（凯恩斯倒是对这本书表达了赞许之词，但是米塞斯认为凯恩斯没看懂）在1930年代时反而突然流行起来。这也是奥地利学派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当时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不远千里赶赴维也纳旁听米塞斯的研讨班，并邀请米塞斯去英国讲学。但是米塞斯没有去，代替他远赴英伦的，是后来名气更盛于他的哈耶克。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在英国传播米塞斯的理论，并提出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由此引发了与凯恩斯之间的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的主角虽是哈耶克和凯恩斯，但实质上是米塞斯和凯恩斯两人的货币理论之争。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一方面是继承自他的老师马歇尔，即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一方面则是受到维克塞尔的经济周期理论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则是休谟的《人性论》所赋予他特有的主观分析方法。

和米塞斯从微观角度入手分析货币的研究理路不同，凯恩斯更多地是从宏观角度入手。特别在《通论》中，他更为关心的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的书名取自爱因斯坦的名篇《广义相对论下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17）。没错，凯恩斯当年对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能像爱因斯坦的作品一样在经济学界引发一场大爆炸，为此他还特地降低了该书的售价，希望能有更多人来购买。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个拼多多版的“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宏观经济学基础。

因为《通论》实在太晦涩难解了，称其为凯恩斯最难懂的著作也不为过。时至今日，凯恩斯在其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表述的观点仍未能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如果要简单概括《通论》的理论逻辑，大致是如下七点：

（一）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

（二）达不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表明支出不足；

（三）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支出更为消极，倾向于随着收入变化而变化；

（四）收入的变化是投资的变化造成的，并以放大的形式反映出来；

（五）投资支出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决定；

（六）利率反映了公众对以现金形式持有资产的偏好；

（七）不足的支出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增加。

仔细比较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两人之间“神似而形异”：他们都反对货币中性论，反对古典二分法，强调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相互影响；他们都强调货币需求以及伴随而来的投资波动是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他们都从主观角度来解释货币需求。从思想传承角度来说，二人的货币理论皆受维克塞尔的影响，而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又受到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的影响，可说是师出同门。

但是在应对现实大萧条的具体措施上，二人分化为两派。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气宗”，强调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不适当的政策干预扭曲了生产结构所致，所以要根治大萧条，解决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必须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只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恶化经济情势；凯恩斯则属于“剑宗”，既然问题已经发生，那么就应当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放任不管，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起挽救经济的责任，像哈耶克等人注重长期影响的观点即便没有错，但也没有用：“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如果只是告诉我们，当暴雨过去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将自己的任务也设定得太容易、太无用了。”（《货币改革论》英文版，2013年，65页）

用形象些的比喻来解释，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普通感冒而非流感），米塞斯-哈耶克的建议是让身体的免疫机制发挥作用，恢复健康，多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不要胡乱吃药；凯恩斯的建议是立刻吃药，即便这些感冒药治标不治本，但是能够缓解症状那也是好的。凯恩斯的理由是，万一还没等免疫机制反应过来人就病死了怎么办；而米塞斯-哈耶克的质疑是吃药会上瘾，反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

那么哪一派的理论胜出呢？

其实没有赢家。

理论与现实的距离

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经济思想史在记录这场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争论时，通常结论是凯恩斯大获全胜。然而这类布劳格（Mark Blaug）式的、带有偏见的观点其实很有问题。

确实，193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观点，更确切地说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经历了数年大萧条所带来的痛苦之后，政府救市论不仅占据了公共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也占据了民主投票的制高点：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感冒药没什么好处还有副作用，但绝大多数人感冒了都会吃点药，否则鼻塞、咳嗽、发烧实在难受，更何况当时的民众已经难受了好多年。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是凯恩斯主义最佳的试验田，二战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胜利。

这时不仅是哈耶克，整个奥地利学派都淡出了主流理论的视野。因为纳粹侵占奥地利，米塞斯不得不远走美国。哈耶克更是由于写了另外一本批评国家干预政策的名著而境况惨淡，且由于家庭因素，战后亦到了美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学术圈，两人甚至连找一份体面的教职都相当困难。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哈耶克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不无嘲讽地说：凯恩斯死了，但是他活在人们的心中；我还活着，但是在许多人心里我已经死了。

不过凯恩斯主义者的胜利并没有风光太久。就像米塞斯曾预言的，这类打鸡血式的政府干预方案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不可持续，它会使得原本已经扭曲的生产结构加倍扭曲，让经济周期性波动变得更加频繁，之后为了加强“药效”，政府只能采取更为普遍、力度更强的干预，效果反而越来越差。更何况凯恩斯主义者不是凯恩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更像是一群工程师而非学者，他们用一种粗糙的机械论观点看待人类社会，期望社会能够像他们的数理模型那样精确运转。结果便是随着战争结束，战后秩序的重建，国家干预政策的弊端逐步显现。到了1970年代，像希克斯爵士（Sir John Richard Hicks）这些思想深刻的学者，开始重提奥地利学派当年的观点。而哈耶克也终于“王者归来”，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塞斯在哈耶克获奖的前一年离世）。

现在我们得以站在较远的位置重新审视当年那场争论，便会发现，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内核相似，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需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致。

米塞斯身处一战之后的奥地利。奥地利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农业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且非常依赖于对外贸易。《凡尔赛和约》之后，面对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战后经济萧条的压力，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货币贬值，结果是奥地利经历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整体经济结构处于崩溃的边缘。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对这段经历印象极为深刻，他们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现实基础上的。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特别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对社会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且因为奥地利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国际金融体系的平衡——在当时主要是金本位制——至关重要，因此米塞斯才会主张以通货紧缩、坚持金本位来解决经济危机。事实上在处理奥地利战后经济问题时，他正是如此做的，并且最终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

而凯恩斯面对的境况则完全不同，他的《通论》与其说是应对大萧条，不如说是解决“英国病”问题，即二十世纪初英国所经历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状态。英国的经济环境不同于奥地利，它是工业国，金融市场发达，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而非被动依赖，同时它也没有战争赔款的负担，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因此对凯恩斯来说，他更关注的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在《通论》中提出的核心思想，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其实就是“英国优先”。

和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凯恩斯所秉持的主观主义方法使得他既不信任财政政策也不相信然货币政策，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能够在一种不确定的经济情势下克服需求不足的倾向：“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具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确实，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生活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甚至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通论》，256页）

然而理论永远是落后于现实的。货币效用论本质上仍然属于前工业时代的一种货币理论，其强调货币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属性，但是却忽视了在当代社会中货币最为关键的角色，其实并非交易媒介，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发挥影响。凯恩斯由于他在金融市场的实践经验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也未能完全解释清楚金融市场内在的运作机制究竟是如何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在他之后如弗里德曼、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人，尝试从“第一次银行危机”着手解释，即金融市场的崩溃，信贷紧缩，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增加，传导到实体经济，工业衰退，引起总需求的持续下降，大萧条发生；而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则反过来，认为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主要是农业、矿业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生产者减产，消费需求下降，通货紧缩，引发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下降，最终导致大萧条。但是无论哪一条解释理路，实际上都有缺陷，我们仍无法确认，当年人们的恐慌性预期是如何从金融市场弥漫到实体经济的，我们也无法解释，总需求的持续下降为何在整体经济指标都还不错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信贷紧缩、价格下跌这些现象，都只是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复杂的传导机制中的部分环节而已。

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时，人们发现经济学家没有能力去解释。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特别是在互联网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改变了货币形态及其影响机制，和1929年时的金融市场相比，当下数字货币的扩张是指数级别的。而国内公众舆论对货币现象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黄金白银层面，这种观念与现实相脱节的状态本就是让人忧虑的事实。

最后再次回顾大萧条的历史。我们所能确知的是：

（一）总体需求的下降，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低迷确实是一个特征性指标，预示着大萧条的来临，但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到消费需求的长期下降，再到工业生产的不景气，其间的传导机制我们不甚清楚；

（二）过度管制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同样危险，政府的不作为和任意作为都会挑战市场信心，进而引发恐慌性情绪，危及市场稳定；

（三）民众的预期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因此当民众对未来持有悲观情绪时，政策的突然改变——无论是干预还是不干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胡佛政府的失败在于其不敢逾雷池一步，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源自其一系列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因为无论是货币贬值还是国家干预，在当时的美国都是非常“新奇”的措施，它们改变了公众的预期，因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但是这种戏剧性效果持续时间有限，从长期来看，发生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结构的失衡。

所以如果要说从大萧条的历史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我只能说：如果我们观察到消费低迷、工业指数不景气、金融市场的过度监管或者不监管以及生产结构失衡四者同时出现，那么可以预料凛冬已至、长夜漫漫。

但仅此而已。在有关资本和货币的经济理论缺乏进一步创新式发展之前，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多。

有经济学家声称，金融市场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其关乎人性——资本和货币的本质是人类欲望的外在延伸，人性过于复杂。我觉得这是废话。

真正问题是，自萨缪尔森以降，接受主流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就越来越远离人性的思考。当下经济学“匠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反复搜集数据、打磨数据、处理数据，找到那个能够左右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变量，以此验证复杂数理模型的现实有效性。

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的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并假设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于：一旦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的假设条件不能成立，那末，它就会失去其说服力和权威性……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通论》，309页）

1934年，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大萧条为背景，写下了她的杰作《东方快车谋杀案》。或许正和这部小说的情节一样，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从来不是某一个经济变量所促成的结果。凶手有很多个，而那被谋杀的，正是人性永无止境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