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反抗的青年最终会回家

昨天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了一件令我诧异的事。她的一位亲戚，似乎是她姐姐的兄弟，要修房子，母亲知道后决定筹出一万块钱，帮助那位亲戚。

我诧异于母亲的这个决定，因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在我没有自力更生前，供我上学的学费都是攒出来的。一万对母亲而言，是个大数目。况且，仅仅是一位亲戚修房子，她便筹措出一万，将来下一位、再下一位亲戚有事要钱，又当如何？

我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家长，日常生活中，她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小心维持着和亲戚们的往来。每当我放假回家，她也希望我等后生，能够腾出时间登门拜访叔叔阿姨，我和一些亲戚的联系，基本靠母亲牵线，这条线飘在风中，细微易断，说不准将来一搬迁、一换号码，旧的联系方式都只存在父母的电话簿里，也就很难寻回那条线了。

母亲认为帮助亲戚天经地义，更何况这位亲戚生活拮据，自己掏不出足够的钱来，她作为同宗族的人，不能视而不见。而我反省我的诧异，或许这种诧异源于我粗浅的生活经验。在我的生活中，亲戚存在但浮于表层，我一年会随父母拜访他们一两次，他们会记得我是父亲母亲的儿子，但仅仅如此。我们的经济来往局限于过年的红包，话语沟通也只有面对面的一两次。明明血缘关系在那里，密切程度却还不如远在北方的大学同学。

我所经历的生活，除了权贵子弟、酒肉朋友，还有那些保留浓厚的宗族观念的友人之外，青年人资助亲戚一大笔钱又不求回报，已经成为不多见的新闻。当然，这也和青年人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青年人对借钱这件事本身的看法。

比如我，我对借钱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如果是知己好友，对方遇到难处自己尽一点微薄之力，自然理所当然。但如果是一万以上的资金，囿于我的经济状况，我也会掂量踌躇。如果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远房亲戚，或者萍水相逢的泛泛之交，借出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就会很犯难。想来自己不是屠狗辈，到底没有多仗义，别人管我要钱，我内心就会冒出一股声音，告诫我注意风险。

和同辈人闲聊，难免聊到这些交往的琐碎，由此知道我非孤例。借钱如此，希望别人送钱的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甭说借钱，对于我们这一代，帮忙都成为要深思熟虑的事。要不要帮一个人，还会衡量自己的时间成本、风险得失，那种二话不说只道没问题的仗义很难有了。因为个人非常重视保护自己，个体意识逐渐越过集体意识，所以想问题，先思考“我自己能得到什么”，而非“集体能因此得到什么”，但像我的母亲一样的长辈，她可能照顾集体更多些，宗族在她眼中就是一个关怀个体的集体，宗族哺育她，承载她的记忆和亲情，她对宗族这个集体和集体内的个人关照，自然理所当然。

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孰轻孰重，我无意探讨，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双方的此消彼长，和对我们看一件事的出发点的改变，是我关心的。母亲讲的话让我思考:她们那一代人紧密的亲戚关系靠的并不仅仅是口号和说教，还有实打实的物质帮扶。母亲资助过的亲戚不只是这一家，每次资助她都不会说“借”，而是一种“帮忙”。母亲出现困难，亲戚也会资助她，一样，理由仍是“帮忙”。亲戚之间达成内心自明的默契，你不必问，我不必求，心领神会间，血缘的纽带越来越牢靠。而那些无法领会这种精神的人，违背潜在默契的亲戚，就需要承担宗族内不利的风评和边缘化的处境。

由此，同一宗族内的人成为母亲最信任的他者，这种信任不独体现于生活中，还有曾经的事业合作里。经济往来、商业合作最看重的实际上不是能力，而是你之于我有没有默契，你是不是让我信任，给予我安全感。同一宗族的人被同一套话语体系笼罩，并且被大大小小的纽带牵连着，用土话说，便更能通一气，所以涉及经济利益的事，母亲也就更放心自家人。

知道这一层关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情在中国的商业往来中悬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经济与人情含混不清，你来我往，人情有时甚至盖过规则。即便来到我们这一代，人情仍然是无处不在的空气，化不开、解不掉，如果要成为世俗社会的赢家，似乎都需懂得把握人情，在不同关系中游刃有余。不过，随着宗族观念在青年人中的渐渐淡化，我们在经济往来中赖以托付的对象，也许要从广大的亲戚群收缩到我们的父母叔叔、兄弟姐妹，并更多去经营我们和多年同学、知己发小的关系，因为他们的靠谱程度相对较高。

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要那么看重和亲戚的来往？她说社会上最靠得住的还是亲戚，多和一位疏通好关系，以后多一个照应。而且，她是一个看注重自己的源流的人，她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同根的人又有谁，和他们保持联系，她有一种安全感。在她这个年纪，很难再像年轻人一样天南地北地闯荡，社交圈子也很难扩展了，多保持和一个亲戚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排解她的孤独感。她常年生活在城市，但希望最终回到农村，我小时候不理解她这个想法，在城市生活地好好的，吃住条件都比农村好，为什么还要回去？她不以为然，她很看重落叶归根，就算在城市生活多久，她都感觉那只是一个暂时的“客居之所”，城市虽好，终非吾乡，所以她要回去，等到她的孩子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她就可以放心了。

我的母亲所信赖的宗族，可以说是一个集体，集体中的成员以血缘关系作为合作的纽带。母亲认为支援集体和集体的成员理所当然，她一生都不会反对这个集体，因为在她眼里这毫无必要，有的时候，集体做出什么决定，她自己也会和别人一样，支持这个决定。但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没有对集体那么温和。

在我周遭的青年人，他们对集体都保持一份怀疑情绪，哪怕正处在某个集体中，也并非事事顺从，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反抗宣告自己对集体崇拜的拒绝。

青年人有意思地打破对集体的崇拜，学会跳出前人给出的框架，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这让青年人对集体潜在的“暴行”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权益更有警觉性地去捍卫，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部分青年人开始主动割裂自己与集体的联系，抗拒加入集体、抗拒建立社会联系、抗拒与别人产生人情或利益的往来。尽管现实中他们仍然不得不去建立这些联系、进行这般往来，但他们保留自己内心的抵触情绪。这种反抗心态，颇有点像巴金小说《家》之中的少爷觉慧。

觉慧受“五四”新思想的感染，对家有一种反思和抗争情绪，他觉得家是一个“狭小的笼”、“埋葬青年理想和幸福的坟墓”，和典型的新青年一样，他不愿意像兄长一般与家达成妥协，而是“自己把幸福拿过来”，凡事都与家长对着干，最终决心从家庭中出走。

但觉慧这种凡事都与家长抵抗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内心深处对家的依赖。他生活的全部意义投射在反抗家这个集体上面，如果家一旦消失，或者就像结尾，他从家里出走，反抗也就彻底消解了。那么，他将如何寻找自己的意义？他的生命的支点又在哪里？如果追求自由的冲动被误以为必须建立在反抗集体之上，一旦集体瓦解，自由失去借力的依靠，就会让追求自由的个体遭受虚无与孤独的困惑，甚至让他们重建一个集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并非只有绝对的皈依和反抗，无论选择哪一方，都在默认个人的主体性要求助于集体，个人成为集体的寄生虫。但个人完全可以跳脱出这层关系，在与集体的弹性互动中达到和谐。

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担忧：“个体解放很容易导致“无能和焦虑这样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因一时的冲动而放弃自己的个性，并通过完全把自己湮没在外部世界之中而克服孤独感和无能感。”今天的青年人担忧自己成为世界的无根之水，担忧没有房子，更害怕老无所依，可他们却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淡化甚至切断和集体的联系，主动成为一位孤独的个体，这到底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还是因集体的恐惧而产生的单纯逆反？

这种逆反的危险在于纯粹的反抗不会是他们行为的最终节点，当青年人被虚无感和孤独感笼罩，深深体会到独自一人的无助，他们也许会误以为加入集体、信奉集体，甚至对集体意志的缴械（交出自己决定的权利）是解决他们一切困惑的灵丹妙药。这种潜在的皈依和最初的反抗其实只是一面硬币的正反面。事实上，个体自由不需要建立在对集体的逆反上，我们和集体保持关系并不意味着牺牲自由。

存在一种集体——尊重每个个体的个人权益，并不强迫个人必须遵从集体的每一个意志。缔结集体的方式不是强迫性的，也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我们内部的成员们达成默契，制定出自己的契约或通过不成文的默契形成集体。身处集体中的个人，可以随心情出出入入，可以与集体的核心保持弹性的空间。现代社会中，这种集体正在越来越多。

我们的孤独感也许源于内心的不安与无助，我们也许终将只有很少人能够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归曾经跳出的生活方式，并将这种“反抗→回归”作为生活的绝对规律。如果你信奉那规律，你或许并非认清生活，而只是误解了自由的真谛。

本文发自公众号“宗城的小黑屋”，作者简介：宗城，青年撰稿人、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