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的物世界

编者按：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物品的身影。可以说，我们的所有活动都跟物品有关。鲍德里亚试图对种类繁多的物品加以区分，并勾勒出一个物品的层级与体系。鲍德里亚认为，现代家具代表一种系列，而古旧物品或者极其昂贵的奢侈品则代表模范。普通人因为居住空间有限，只能选择可随意折叠、拆卸的现代系列家具，而只有少数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笨重、华丽的实木古典家具。

系列与模范的区分实际上是人的阶层的区分，是普通人和富人的区分，也是一种符号和语言。对于那些资金有限又想占有奢侈品的人来说，分期付款或者信用贷款则是一种福音。过去先积攒财富，再购买奢侈品的模式被抛弃了，靠预期收入先行占有奢侈品的做法广为流行。当下，无所不在的广告依靠关心人的情怀推销各种模范、品牌。物品变成了一种消费能力的符号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出于自由选择的购买因为消耗了未来预期的收入和生命而使人变得不自由。于是，人们生产物品、消费物品，最终却被物品所奴役，被物品背后的资本所奴役。

试想，是否有可能将人类制造的繁多物品进行分类？有如草木虫鱼一般，区别为热带性、冰河性；标识其突变类型，或面临绝种的品种？在都市文明里，一代一代的产品，机器或新奇无用的玩意儿，层层袭来，前仆后继，相互取代的节奏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人反而变成一个特别稳定的种属。细思之下，其实这种增倍繁衍的现象，和自然界无可尽数的种类相比，并不显得特别出奇。然而，自然界的种种生物的鉴别分类，人已经做到了。甚且，在有系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代，人类也通过百科全书的方式，将各种实用物品及其相关技术，进行详尽的分类记载。自此之后，平衡的状态就中断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这里我们且不提生产机器）不断地繁衍，各种需要也一直增加。制造界不断地加速它们的生死周期，人的语汇便显得不足以应付。有可能对这种朝生暮死的物世界进行分类，进而完成一个描述体系吗？然而，分类标准的数目可能就会和要被分类的物品数目不相上下：大小、功能化程度（物和其自身的客观功能间关系）、与物相关的手势动作（丰富或贫乏，传统与否）、外形、寿命、在一天里出现的时刻（是否间断地出现，以及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否）、它所作用的物质（对于咖啡研磨机，这一点很明显；但如果是镜子、收音机、汽车呢？然而，所有的物品都作用并转化某种东西）、使用时排他性或社会化程度（个人的、家庭的、公众的或是与此无关），等等。事实上，对物这样一个持续突变及扩展的集合而言，以上这些分类法都显得武断琐碎，比选择 abc 字母顺序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圣艾蒂安市武器制造厂目录》（Catalogue de la Manufacture d’ Armes de Saint-Etienne），虽然在结构上有问题，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次分类的可能，然而这份目录只是针对可以用功能区分的物品进行分类：每一件物品代表一种功能，其分类常是微细而不规则的、毫无建构意义系统的企图。 在一个比较高级的层次，可以发现西格弗里德·基第翁（Siegfried Giedion，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1948）的作品同时是物品功能性、形式及结构性的历史演变分析，也是一篇技术物品的史诗，并且能标明和技术沿革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然而却不回应人对物的真实生活体验问题，及物如何回应功能性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的问题，最后它也不能分析和［物的］功能相牵绊又相抵触的究竟是何种心智结构，也就是不能圆满回答我们对物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是建立在何种文化的、亚文化的或超文化的系统上（système culturel， infra-ou transculturel）。以上便是我们这本书所要提出的问题。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通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

对于这个物的结构语义系统（système“ parlé”）的研究，也就是对物所安设的一套或多或少合理一致的意义构成系统的研究，必须假设在物的结构语义系统之外，有一个可与其分离的层次。此层次的结构更为严谨，甚至将超越物的功能性描述范围，这个层次便是科技层次。

这里定义的科技层次是抽象产物：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物的科技现实可谓毫无意识。然而此一抽象性却是基本的现实：科技主导着环境的重大变革。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essentiel），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inessentiel）。对于物的心理或社会论述都会不断回推到一个更紧密一致，并且与个人或集体论述皆无关的层次，也就是说，物的科技语言结构（langue）。我们必须要从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才能理解为何物会被生产及消费、被拥有及被个性化（personnalisés）。

因此，在研究之初，界定物的理性层次，也就是物的客观科技结构化过程，这个工作是十分要紧的。我们可以拿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1958）所讨论的汽油引擎作例子：

目前技术条件下的汽油引擎里，由于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每一重要零件都和其他零件紧紧相扣，使得每一零件都显得无可取代……比如汽缸盖以其形式及金属材质，和其他爆炸循环的元素相互作用关系，制造出火花塞电极所需要的温度；而反过来，这个产生出来的温度，又作用到点火及整个爆炸过程。

现今的汽油引擎是具体的，老式的汽油引擎则是抽象的。老式的汽油引擎里，每一个单元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作用，之后便［退隐一边］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老式的汽油引擎里的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彼此并不认识……如此技术物可说有一种原始形式——即抽象形式——其中每一个理论或物质单位都被当作一个绝对本位来处理，其功能也因此必须是在封闭系统里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结构，我们可将之称为每一个组合零件的防御结构：比如内

燃机的汽缸盖上布满了散热板。这些散热板便似由外部强加在汽缸及理论的汽缸盖上，而且仅具有一个功能，即帮助冷却。近来的汽缸便不同了，其中的散热板除了机械上的功能外，还可以像一排加强肋一样，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的冲撞变形……两个功能已经变得难分难解：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折中，而是各部分的相伴相随及合同协力：加了肋条的汽缸盖可以因此修薄，其厚度的减少又可加速冷却；于是这个散热板 / 肋条的双重结构，便可以用令人满意的综合方式来同时完成过去相分离的两个功能：它用超越的方式来进行整合……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构比它前一代结构更为具体，同时符合技术物品的客观进步：因为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而不是在相冲突的要求中寻找妥协。甚至，在这个由抽象迈向具体的步骤中，技术物可说是倾向于发展一个完全一致而且完全统一的系统。（第 25—26 页） 

这样的分析是本质性的：它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从来不存于具体生活经验、从来不可能在实践中认知的一致性元素。科技向我们诉说物的一部严谨历史，其中，功能的冲突在更广阔的结构中得到辩证性的解决。每一系统演变朝向一个更好的整合，每一结构完成的系统，其中位置的变化，及每个功能整合的过程，都会产生新的意义，也就是说，独立于改造系统者的一种客观效力：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类似于语言结构的抽象层次（langue），因此我们可以类比语言学中的音素（phonèmes），将这些简单的技术元素称为“技术元”（technèmes）——以有别于真正的物——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演化便是在它们的排列变化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设想技术的结构研究，探讨“技术元”如何具体地组成高复杂度的技术物，也可以在简单的技术集合——有别于真正的物——研究其相互组合的句法（syntaxe），也可以研究种种物品和组合间的意义。

然而，严格地说，这样的学问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实验室的研究及高科技的进展，比如航空工程、太空科技、航海科技、运输大卡车及其他高度发展的机器等。在这些领域里，技术发展的急迫需要深刻地凸显结构要求，而其集体的、非个人化的特性也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完全消耗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但仍然保留低程度的技术地位（水冷却、内燃机动力等），航空工业就相反，因为它被迫必须发展最具体的技术，以符合功能上的考虑（安全、速度、效率）。在这类情况中，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的。

我们可以梦想，对技术元和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进行一种无遗漏的描述，便足以完全说尽真实物品构成的世界：然而，这只是一种梦想。因此，这种对待技术元的方式就像真正的天文学家对待星星那样。诚如柏拉图所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真正的天文学研究来使灵魂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通过问题来研究，就像我们在几何学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要去管布满繁星的天空了。” （La République， Ⅰ， Ⅶ）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会马上在物品真实生活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实上遇到困难，这个现实在物品的感官物质性之外，形成了一个有约束性的整体，并使得科技体系的合理一致性持续受到改变和干扰。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便是这种干扰：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即使这些模型的基本真理提供了我们对物体的直接体验不断涌现的基础。

我们的实用物品都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有关，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日常生活的环境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普遍来说，许多物品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相互隔离，是人依他的需要，使它们共存在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这样的体系，经济性低、一致性也不高，就好比汽油引擎的古老结构：局部的、有时互不相干的或相互掣肘的功能的组合。同时，当前的倾向是完全不再解决此一不谐调状态，而是用新的物品来回应接续而来的需要。如此便造成以下的结果：每一个被加在别的物品之上的事物，可以完成它自己的功能，但对全体则是一种阻碍，有时候呢，它既帮助又阻碍它自己的功能。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connotation）还会增加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inessentiel）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essentiel）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

举一个例子吧：在一个咖啡研磨机中，“本质必要的”和结构性的部分，因此也就是最具体客观的部分，是它的电动引擎，是发电厂提供的能量，是能量生产和转换的律则——但因为与特定个人的需要相联而成为比较不客观的部分，正好是它作为咖啡研磨机的本身——一点也不客观，因此非属本质必要的部分，在于它是绿色长方形，或是粉红色梯形。一个同样的结构，比如电动引擎，可分化成为各种功能：功能的差异化本身已经是二次度的［层次］了［也就是在这里，它堕落于趣味发明（gadget）的不一致性之中］。同一个功能—物（objet-fonction）本身又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形式，这时我们是在“个性化”（personnalisation）和形式引申意义（connotation formelle）的领域里，也就是在非本质必要者的领域里。然而，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之所以不同的地方，便在于非本质必要的部分，不再留给偶然或个人的执行来处理，而是由生产体制来进行系统化的处理，而生产体制便是通过这一点（以及时尚的普遍排列组合）来维持它自己的目的性。

也就是因为这种错综盘缠的复杂过程，使得技术领域自主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对物的领域进行结构分析的可能性和语言领域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排除纯粹的技术物品（因为作为主体，我们和它们从无关联），我们便可观察到两个层次的存在，那便是客观本义（dénotation）和引申意义（connotation）层次（通过后者，物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这两个层次，在目前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中，并不像语言学中的语言结构（langue）和言语使用（parole）一样，可以截然划分。 科技层次并没有结构自主性，就好像“言语事实”（les faits de parole）［在这里是作为使用言语的物品（objet“ parlé”）］在一个物分析中，并没有比它们在语言事实分析中那么大的重要性。如果说，发出卷舌或浓浊的 r 音，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不会改变任何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引申意义不会干扰本义的结构，物品的引申义义则会明显地加重和改变技术的结构。和语言结构不同的是，科技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与字元（monèmes）和音素（phonèmes）相反，技术元处于持续的演变状态。然而，由于科技体系，通过它的不断革命，便是如此地融入于“说出”它的实用物品的时间之中（语言结构也是如此，但程度小得多了）——由于此一体系的目的在于宰制世界和满足欲望，与以沟通为目的的语言相比，它比较具体、比较难以脱离实践——最后，由于科技严格地依赖科技研究的社会条件，因此也就依赖生产和消费的全面体制，而语言结构一点也没有受到这种外在约束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物的体系和语言结构的体系相反，如果要科学地去描述它，只有，在同一个行动中，把它当作一种由实践体系持续干扰技术体系的结果。唯一能够说明其真相的，并非技术的合理一致的体系，而是实践对技术的影响模式，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技术被实践卡住（enrayage）的模式。一言道尽，物的体系的描述，一定要伴随着体系实践的意识形态批评。在科技的层次，并没有矛盾，有的只是意义。但人文科学只能是意义和反意义的科学：一个合理一致的科技体系如何扩散于一个不一致的实践体系之中，物品的“语言结构”如何被“说出”，以至于使得此一“言语使用”（或说是语言体系和言语使用的中间物）的体系足以阻塞语言结构？最后，要问的不是物的体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究竟位于何处？

本文摘选自《物体系》，作者：[法] 让·鲍德里亚，译者：林志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