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除了拥挤，还有铁路那头期盼父母归家的留守儿童

中国的春运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在返乡大潮中，农民工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群体。他们辛苦劳作了一年，期盼着回到家中和亲人团聚。在铁路这头是拥挤的人潮，而在铁路的那头，还有无数留守儿童期盼的目光。他们期盼了一年，终于可以和爸爸妈妈们相聚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腾飞，而在故事的另一面是大量被留在了老家的老人和儿童，以及他们年复一年对春节的期盼。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留守老人和他们的困境，这一期我们接着带你走进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我国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谁在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困难？

 1.我国有多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群体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一个重要背景是其规模巨大。中国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基于不同统计口径估算的结果会有差异。我们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在我国农村地区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务工的0-17周岁的留守儿童规模达到4051万人（见图1）[1]。

图1 2015年全国儿童构成（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7 年。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受流动影响的儿童构成与 2010 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2015 年城镇留守儿童规模快速增加（见图2）。早期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留守儿童也常常被等同于农村留守儿童。随着近十年来城镇人口参与流动者越来越多，城镇留守儿童从不为人知迅速增加到 2015 年的 2826 万人，已占到全部留守儿童的 41.1%。然而，迄今中国有关留守儿童的制度设计几乎都是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政府应该着手开展针对城镇留守儿童的制度设计。

图2 流动及留守儿童数量及构成，2000-2015 年（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7 年。

2.农村留守儿童都在哪里？ 

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村留守儿童都在哪里？虽说留守儿童遍布各地，他们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口流出大省（见图3），比如仅河南省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就高达562万人，和新加坡人口规模差不多。四川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也很大，超过400万人，预料之中。可能让你意想不到的，广东的农村留守儿童也很高，超过300万人，毕竟广东省内不同地方的经济差距很大，省内流动空前活跃。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重庆的农村留守儿童可以说最普遍，农村儿童中接近一半是留守，占比居各省市之首。此外，湖北、安徽、贵州、湖南、广西等各省的农村留守儿童也比较多。

图3 分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2015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7 年。

3. 谁在照顾留守儿童？ 

祖父母是留守儿童特别是低龄留守儿童的主要照料者。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例，26.3%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后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30.3%的儿童与父母中的一方以及祖父母一起生活。此外，农村留守儿童中，12.5%与其他成年人一起居住，还有 10.3%单独留守或与其他儿童一起居住，他们的安全、健康、生活和学习状况令人堪忧。

图4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抚养类型

数据来源：根据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计算

4.  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究竟有什么影响？

大家对于留守儿童的讨论常常聚焦于“亲子分离”问题。没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对留守儿童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对于留守儿童的讨论比较一致地偏向于“悲观派”，常常将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遭到系统性破坏，其身心健康、学习和社会化等都面临许多问题。基于西方的实证研究发现，离异和分居家庭的儿童在认知发展和性格养成上面临更多障碍。从形式上看，留守儿童的居住和抚养方式类似于西方的单亲家庭，父母外出后，留守儿童缺乏辅导和监管，需要做更多的家务活甚至是农活，挤占他们的学习时间。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悲观派的观点（陶然&周敏慧,2012；Meng & Yamauchi, 2017）。关于墨西哥和菲律宾等人口迁出大国的留守儿童研究也有许多类似的结论，这进一步让许多人相信，父母迁移对留守子女的影响是负面的（Cortes，2015）。

留守经历的不利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成年后的人生。北大学者张丹丹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与犯罪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与就业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外，留守经历还可能对其成年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困惑，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失去了观摩父母相处、学习如何在婚姻中成长和做父母的机会，这可能也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长期影响。

不过，后来有一些实证研究有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称为“乐观派”。有人认为，中国父母和子女间的互动不同于西方，不应该直接将西方亲子分离影响的研究结论直接移植应用到中国留守儿童群体。乐观派认为父母迁移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从而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比如，我们基于人口普查的分析就发现留守儿童的入学率高于父母没有外出的农村儿童。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外出移民较多，迁移汇款占本国GDP的比例很高，研究者也发现迁移汇款对这些地区的留守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Edwards&Ureta，2003； Bredl，2011）。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除了乐观派和悲观派外，也有学者的研究结论属于中间派。比如Xu和Xie（2015）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没有发现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等指标造成显著影响。

悲观派和乐观派观察到结果其实是硬币的两面，父母外出打工对于留守子女的影响有利有弊，最终净的影响是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即使正向的力量盖过了负向的力量，我们也不要过于乐观，或许这个积极的效果还可以更大。

5. 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有哪些？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困境究竟有哪些？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了总结。

首先是儿童入学困境。这与农村地区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关系密切。根据我们2011年做过的一项大型调查，在湖南、广西、贵州、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省的700多个行政村中，仅47.6%的村庄有完小，31%的村庄曾经拥有的小学被撤并了。分享一个我们今年寒假到云南西部的一个偏远村庄做调查的见闻，村子里面的8个自然村曾经都有教学点，大约从2003年开始教学点陆续被撤，全村孩子只能集中到村委会旁边的一所初小，最远的家校距离大约有15公里，通勤距离远成为农村偏远地区孩子们就学面临的困境，全村57名从学前班到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全部都需要寄宿。

第二是儿童随迁困境。让孩子做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其中利弊和情感的权衡取舍，是每个流动父母面临的考验和煎熬。我们考察过城市的民工子弟学校，也考察过农村留守儿童就读的学校，总的感觉是——即便进入办学条件较差的民工子弟学校，从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角度来讲，做一个流动儿童还是要比留守儿童更好，这已被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然而，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子女实际上只能留守在农村。

我们可以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看做一个整体——都是流动人口的孩子，在这些孩子中流动儿童约占三分之一，这大致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比例。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低这个事实比较无奈，我国户籍制度这几年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在儿童入学和升学方面，城市户籍制度的隔阂仍然存在，在现有体制下，考虑到孩子的照料、入学、升学等困难和高额成本，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的高流动性，大多数流动父母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

第三是父母返乡困境。促进流动父母返乡就业，这可以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现象。我们到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不乏返乡创业成功的佼佼者。但是返乡创业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要让大规模的流动父母返乡就业，比较困难。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这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个人，也关系到流动家庭、以及整个国家的长远兴盛。此前有政府文件提出了对应措施——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要减少留守儿童只有两条路：第一让儿童进城，第二让流动人口返乡。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当让我们无法让大规模的流动父母回乡时，则只有一个选择——帮助流动父母带更多孩子进城，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在城市生活，于儿童、于家庭、于国家，这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城市中的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每一个普通人，是否真的做好准备去接纳这些流动家庭和流动孩子呢？

[1]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此次摸底排查公布数据显示全 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摸底排查中使用的留守儿童口径为 “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不同于文中所使用的留守儿童的统计口径，即“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7 年。网址：http://www.unicef.cn/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26&id=42421415     

[2]. 陶然,周敏慧. 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新发现与政策含义.管理世界, 2012;8:68-77.

[3]. 吕利丹. 留守儿童的困境观察[J]. 社会治理,2016(06):93-97.

[4]. 吕利丹, 王非. 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基本事实与解释[J]. 人口研究, 2017, 41(6):45-57.

[5]. 澎湃新闻，《北大学者张丹丹：调研监狱“留守儿童”，我想探究犯罪背后》。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2741

[6]. Bredl S.2011.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The case of Hait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31(2): 162-168.

[7]. Cortes P. 2015.The Feminization of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World Development 65:62-78.

[8].  Edwards A C, Ureta M. 2003.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2): 429-461.

[9].  Lidan Lyu, Yu Chen. Parental migration and young migrants’ wages in urban China: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 Urban Studies.

[10]. Meng X, Yamauchi C. Children of Migrants: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J]. Demography, 2017, 54(5):1677-1714.

[11]. Xu H, Yu X. 2015. The Causal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37-44.

[12]. Yang D.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28): 591-630.

本期作者：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 

图文编辑：杜姗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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