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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骤雨｜帕斯捷尔纳克诞辰135周年

2025-02-11 12: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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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刘文飞

今天是帕斯捷尔纳克诞辰135周年。

135年前的今天，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这一天恰为普希金的忌日。他的名字，像永恒的星辰，跨越白银时代，悬挂在文学苍穹之上，照耀无数追寻诗意与真理的灵魂。

这位二十世纪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作家，一位用语言雕刻时间的匠人，在历史狂风中坚守内心的沉思者。他的诗歌，是冬的风雪与春的溪流交织而成的乐章，是现实与理想碰撞时迸发的火花。在他的笔下，世界是一场充满隐喻丛生的梦境，其隐喻互相组合叠加，不断推进，演变成一个个意象，扩大成一个个母题，甚至丰富成一个个庞大的“时空体”。

这个特别的日子，分享《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中的译者序。

译者序

1890 年 1 月 29 日（新历 2 月 10 日），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出生在莫斯科，这一天恰为普希金忌日。他的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著名画家，俄国美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教授，曾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创作插图；他的母亲罗莎莉娅是钢琴家，曾师从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帕斯捷尔纳克家经常高朋满座，列维坦、斯克里亚宾等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托尔斯泰曾专程来听帕斯捷尔纳克母亲举办的家庭钢琴演奏会。未来的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1901 年，帕斯捷尔纳克进入莫斯科第五古典学校，插班上了二年级，七年后，他以获金质奖章的优异成绩毕业，被保送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青少年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曾面临多种人生选择：起先是绘画，然后是音乐。他在中学和大学低年级时曾研习音乐，其音乐习作受到他们家的朋友、俄国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肯定，但帕斯捷尔纳克后来以自己听觉不敏锐为借口放弃了音乐。

1909 年，帕斯捷尔纳克转入莫斯科大学文史系哲学专业，决定研究哲学，并于 1912 年前往新康德主义哲学的重镇马堡大学哲学系进修，师从德国著名哲学家柯亨教授。在前往马堡之前，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开始了诗歌创作，并接近过白银时代的象征派，而在马堡大学研习哲学期间他意识到，对于破解生活之谜而言，诗歌可能是比哲学更好的工具，于是他最终把诗歌当作终身事业。在马堡，帕斯捷尔纳克向前来探望他的女友伊达·维索茨卡娅求婚，但遭到拒绝，他当时的心境后来在《马堡》一诗中得到再现。之后不久，他离开德国，经意大利回国。在德国马堡帕斯捷尔纳克当年住处的墙壁上，如今悬挂着一块纪念铜牌，上面镌刻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安全证书》中的一句话：“别了，哲学！”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离开马堡返回俄国、离开哲学返回诗歌时的一句心声。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在谈起父亲年轻时的选择时曾这样说道：“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青春是一连串成功的尝试，可他却意外地放弃了已获得的一切，其原因似乎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 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位传记作者后来也把这种“主动放弃”当成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主题”：“列车尚在全速行驶，就纵身跳下，抛开正在取得极大成功的那项事业；我们日后将看到，譬如在诗歌方面，一经掌握他所开创的方法，他立即调转方向，去征服另一块领地；刚成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就冲向史诗，刚成为公认的史诗作者，就转向散文；刚达到散文的巅峰，就开始向戏剧进发；刚认清当代，就深入历史；刚翻译莎士比亚，就预定了歌德……他对待哲学与音乐，也不例外：在青少年时代，这两种学习对他馈赠颇丰。”*

1913 年，帕斯捷尔纳克自莫斯科大学毕业，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发表诗作，与鲍勃罗夫、阿谢耶夫等人组成未来派诗人小组“离心机”，结识马雅可夫斯基，并相继出版两部诗集，即《云中双子星》（1913）和《超越街垒》（1916），从而成为白银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1915 年底，此前在莫斯科等地担任家庭教师的帕斯捷尔纳克应朋友之邀前往乌拉尔，在一家化工厂任职员，直到 1917 年初返回莫斯科。这一年多的乌拉尔生活给帕斯捷尔纳克留下深刻印象，当年的见闻和感受后被他当作情节写进多首诗歌和多部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自己真正的诗歌创作始于1917 年夏，即他写作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时，这部诗集在 1922 年出版，奠定了帕斯捷尔纳克在俄国诗坛的地位。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与画家叶夫根尼娅·卢里耶在莫斯科结婚，他们曾前往德国探亲，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和两个妹妹此时已移居德国。1923 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主题与变奏》在柏林出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斯捷尔纳克相继写出多部长诗，如《崇高的疾病》（1924—1928）、《斯佩克托尔斯基》（1923—1925）、《1905 年》（1925—1926）和《施密特中尉》（1926—1927）。

帕斯捷尔纳克与妻子叶夫根尼娅·卢里耶和儿子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

1929 年，帕斯捷尔纳克爱上钢琴家济娜伊达·涅高兹，济娜伊达是著名钢琴家亨利希·涅高兹的妻子。帕斯捷尔纳克爱上她后，两个家庭都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动荡，帕斯捷尔纳克曾在涅高兹家服下一瓶碘酒，试图自杀，幸亏济娜伊达及时抢救，他才保住性命，两人在 1931 年终成眷属。之后两人旅行格鲁吉亚，新的爱情促成新的诗歌创作高潮，帕斯捷尔纳克写出诗集《重生》（1932）。

在 1934 年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成为新成立的苏联作家协会首批百名会员之一，拿到了由高尔基签署的会员证；1935 年，他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与爱伦堡、巴别尔等人一同前往巴黎出席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1936 年，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金诺分到一幢别墅，这里成了他后来的主要住处。

就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苏维埃诗人”身份即将被塑造成形时，他却主动与官方文学和所处时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于是，关于他的诗“晦涩难懂”、关于他对现实“不够热情”之类的责难不时出现。1934 年，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不久，斯大林曾亲自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询问后者与曼德尔施塔姆是否为“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是否为“大师”，慌乱中的帕斯捷尔纳克给予了得体却含混的回答，他之后一直为此深感内疚。大清洗开始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变得硬朗起来，1937 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在作家们支持枪毙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公开信上署名，显示出“另类”身份，此后基本失去发表诗作的机会，于是他潜心于翻译，译出大量英、法、德语文学名著。由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歌德的《浮士德》，至今仍被视为翻译杰作。

卫国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留在莫斯科，其间曾去苏联作家的疏散地齐斯托波尔与家人团聚，也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前线，写下一组战地报道和“战争诗作”。1943 年底，在十余年的间歇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终于再度面世，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诗集《早班列车上》，即便在战时，这部初版收有 26 首短诗的诗集也迅速售罄。1945 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生前最后两部诗集《大地的辽阔》和《长短诗选》，之后便开始集中精力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45—1955）。

1946 年，帕斯捷尔纳克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遇见该刊女编辑伊文斯卡娅，两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始了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恋情。这是一段苦恋：受帕斯捷尔纳克牵连，伊文斯卡娅于1949 年被捕，坐牢四年多，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关照着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伊文斯卡娅于 1953 年获释后，两人走到一起，但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离开妻子，他一直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在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和诺贝尔奖事件而承受巨大压力时，伊文斯卡娅始终是他最珍贵的慰藉和依靠；帕斯捷尔纳克一去世，伊文斯卡娅又再度被捕，被关押八年，直到 1988 年才恢复名誉。

帕斯捷尔纳克与情人伊文斯卡娅

1955 年，经过十年潜心创作，《日瓦戈医生》终于完稿。帕斯捷尔纳克把这部小说同时投给《新世界》和《旗》两家杂志，《新世界》拒绝发表，并给作者写了一封长达数十页的退稿信，在这封落款时间为 1956 年 9 月的信中，阿加波夫、拉夫列尼约夫、费定、西蒙诺夫和克里维茨基五位编委联名写道：“不管这是多么令人痛心，我们在自己的信中不得不直言不讳。我们认为您这部长篇小说在表现革命、国内战争和革命后的年代上是极不公正的，历史上不客观，而且彻底违反民主精神，对人民的利益的种种认识也是背道而驰的。上述一切，总的说来，又都是由您的立场所决定的，您在自己的小说中企图证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人民和人类历史上不仅没有任何正面意义，而且相反，除了罪恶与不幸之外，它没有带来任何东西。我们几个人，和您的立场完全相反，因此认为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登您这部长篇小说根本不可能。”*无奈之下，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手稿交给意大利米兰的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小说于 1957 年 11 月在意大利米兰出版，此后又迅速被译成欧美十几种主要语言。

在小说发表次年的 10 月 23 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闻讯十分高兴，立即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拍去一份电文：“无限感激，感动，自豪，吃惊，惭愧。”但是，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最终在苏联国内掀起一场针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全民声讨运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批判文章和群众来信，帕斯捷尔纳克被斥为“叛徒”“诽谤者”“犹大”“走狗”。1958 年 10 月 25日，苏联作协召开理事会，到会的 45 位作家一致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表示愤怒，甚至提议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同日，《文学报》刊出编辑部文章《国际反动势力的挑衅行为》；10 月 26 日，《真理报》发表批判文章《围绕一株文学杂草的反动宣传喧嚣》；10 月 29 日，苏联共青团书记谢米恰斯内在纪念苏联共青团成立 40 周年大会上出口辱骂帕斯捷尔纳克，并暗示他若出境领奖，将再无回家之路；10 月 31 日，苏联作家协会召开专门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协，并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国籍。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帕斯捷尔纳克被迫作出妥协，10 月 29 日，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皇家学院拍去这样一份电报：“考虑到您们这个奖对我所属的社会所代表的意义，我必须拒绝这项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请不要因为我的自愿拒绝而不悦。”*帕斯捷尔纳克还直接致信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拒绝诺贝尔奖，条件是让他留在苏联国内，此信后在《真理报》上刊出。帕斯捷尔纳克在这封信中写道：“我生在俄罗斯，我的生活和工作与它休戚相关。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与它分割开来。不管我有怎样的过错和迷误，我都未能料到自己竟然会被卷入西方围绕我的名字所掀起的政治风波。意识到这一点，我向瑞典科学院告知了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的决定。到祖国之外的地方去，对于我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取这一极端措施。”*

11 月 5 日，帕斯捷尔纳克又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他在这份声明的最后写道：“在这疾风骤雨般的一周间，我并未受到迫害，我的生命、自由和所有的一切均未遭到威胁。我想再次强调，我的所有举动皆属自愿。我身边的好友均熟知，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我扭曲灵魂或违背良心。这一次也不例外。多余地确认一下，即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做任何事，在写下这份声明时，我怀着一颗自由的心，怀着对公众的未来和我本人的未来的光明信念，怀着对我所处的时代和我周围的人而感到的自豪。我相信，我能在我的内心找到力量，以重建我善良的名声和受到损害的同志们的信赖。”

这份声明其实被修改过，伊文斯卡娅被迫与当时的苏共中央文化部长波利卡尔波夫一同修改了这份声明，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带着这封改写过的信去见鲍里亚*，信里的词句几乎都是他的原话，可却与他当初的意思大相径庭——他只是摆了摆手。他累了。他想终结这种特殊处境。”*但即便在这封“被修改过的”声明中，我们依然不难感觉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作家的权利和尊严的捍卫。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当年还是之后，人们都将《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的出版和获诺贝尔奖这两件事紧紧捆绑在一起，殊不知在这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少数几位健在的俄国白银时代大诗人，已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在 1958 年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其理由是：“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歌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他对伟大的俄国史诗小说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说，“表彰”对象首先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成就，之后才提及他对史诗小说传统的“继承”，而且并未特意点明《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原本可以像20 世纪苏联和东欧一些“持不同政见作家”那样出国领奖，然后拿着诺贝尔奖的奖金或其他奖金、奖学金等在西方吃香喝辣，利用他“牺牲者”的身份坐收渔利，但是，他最终还是在故土和诺贝尔奖之间做出了选择。这轰动一时的“诺贝尔奖事件”让帕斯捷尔纳克耿耿于怀，心力交瘁，他写作的《诺贝尔奖》一诗体现了他当时的心境：

我是被围捕的野兽。

远处有人、自由和灯火，

我身后却是追捕声，

我没有逃走的路！

密林，池塘的边缘，

砍伐的云杉原木。

四周的路全被切断。

随它去吧，我不在乎。

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我是凶手还是恶棍？

我竟迫使整个世界

来哭泣我美丽的祖国。

但行将就木的我，

相信那样一个时辰：

善的精神必将战胜

强大的卑鄙和怨恨。

这首写于 1959 年 1 月的诗后流传出境，于 2 月11 日在英国《每日邮报》上刊出，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因此召见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后者此举是叛国行为，并宣布禁止后者再与外国人见面。帕斯捷尔纳克幽居于佩列捷尔金诺，但是，在人生的打击过后，在家人和伊文斯卡娅的关照下，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他很快恢复了创作力量，继续写诗，完成了他自 1956 年开始写作的组诗《天放晴时》。

1960 年 5 月 30 日，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肺癌在佩列捷尔金诺的家中去世，葬礼在 6 月 2 日举行，数以千计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读者从城里赶来，长长的送葬队伍跟在诗人的灵柩后面，蜿蜒在帕斯捷尔纳克家的别墅和佩列捷尔金诺墓地之间那片开阔的原野上。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中短篇小说、两部自传、五部长诗和十余部译作，但他创作的重心仍是抒情诗，先后出版九部诗集。这些抒情诗集像一条珠串，把帕斯捷尔纳克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诗歌创作联结为一个整体；它们又像九个色块，共同组合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斑斓图画。

1913 年，帕斯捷尔纳克推出第一部诗集《云中双子星》。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评论家也认为这部诗集中的诗并非皆为成熟之作，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多次修改其中的诗作，这表明了诗人对自己最早一批抒情诗作的眷念和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这第一批诗作其实奠定了他的诗歌风格，将这部诗集中的诗作与他后来的诗作相比，似乎也看不出过于醒目的差异。这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二月》（1912）后来几乎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任何一部诗歌合集的开篇之作：

二月。笔蘸墨水就想哭！

号啕着书写二月，

当轰鸣的泥浆

点燃黑色的春天。

雇辆马车。六十戈比，

穿越钟声和车轮声，

奔向大雨如注处，

雨声盖过墨水和泪水。

像烧焦的鸭梨，

几千只乌鸦从树上

坠落水洼，眼底

被注入干枯的忧伤。

雪融化的地方发黑，

风被叫喊打磨，

诗句号啕着写成，

越是偶然，就越真实。

1917 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第二部诗集《超越街垒》，其中的许多诗作其实引自其第一部诗集，但这部诗集的名称却不胫而走，它不仅是关于当时时代的一种形象概括，同时也构成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人生态度的一种隐喻。在十年后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曾这样归纳《超越街垒》的内容：“开端是灰色、北方、城市、散文、革命来临前的预感……各种语体相互混杂。”*

当然，让帕斯捷尔纳克赢得广泛诗名的，还是他的第三部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1922）。其中的诗写于俄国的历史动荡时期，可这些诗作却令人惊奇地充满宁静和欢欣，对叶莲娜·维诺格拉德的爱恋，与俄国大自然的亲近，使得诗人在残酷的年代唱出了一曲生活的赞歌。诗人在主题诗作《生活是我的姐妹》（1922）中写道：“生活是我的姐妹，如今在汛期，/ 她像春雨在众人身上撞伤，/ 但戴首饰的人高傲地抱怨，/ 像燕麦地的蛇客气地蜇咬。”

关于“生活是我的姐妹”这句话的来历，研究者们有着不同的发现，比如圣方济各曾称自然万物为“姐妹”，他曾给他的“小鸟妹妹”布道；俄国象征派诗人亚历山大·杜勃罗留波夫一首未发表的诗作就以此为题；帕斯捷尔纳克喜爱的法国诗人魏尔伦也有过“你的生活是你的姐妹”的诗句。但是，帕斯捷尔纳克最终使“姐妹”成了一个关于生活的整体隐喻，人们能在这个隐喻中体会到诗人对于生活的亲切和关爱。雅各布森曾说，《生活是我的姐妹》这一题目是无法译成德语的，因为德语中的“生活”（das Leben）一词为中性而非阴性，因此无法被称为“姐妹”*。雅各布森的这个说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意识到帕斯捷尔纳克这行名句所蕴藏的隐喻内涵。

1922 年 6 月，出国寻夫的茨维塔耶娃在逗留柏林期间收到帕斯捷尔纳克寄赠的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她读后十分赞赏，写下一篇题为《光的骤雨》的书评，她以一位杰出诗人的敏锐洞察力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特征做出了形象的概括：

《生活是我的姐妹》！我经受住了整本书，从第一次击打到最后一次击打，我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张开双臂，让每个关节都嘎嘎作响。我置身于这部诗集，就像置身于一场骤雨。一场骤雨：整个天空都对准脑袋，垂直地落下，真正的骤雨，倾斜的骤雨，穿透，穿堂风，光线和雨水的争论，你什么都别说了：既然已经置身雨中，你就成长吧！

光的骤雨。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大诗人。他现在大于所有人：多数人停留在过去，一些人属于当下，只有他一人属于未来。*

“光的骤雨”，这的确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一个美妙隐喻。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在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转向历史题材的长诗和散文写作，直到 1930 年代初才相继出版两部诗集，《历年诗抄》（1931）是旧作选本，《重生》（1932）是一部新诗集。后一部诗集的题目曾被当时的诗歌评论家解读为诗人对其所处“巨变”时代的诗歌呼应，但是其写作动机实为帕斯捷尔纳克对济娜伊达·涅高兹的热恋，以及格鲁吉亚主题在诗人创作中的渗透。“重生”，当然也暗示着诗人在返回诗歌。1943 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诗集《早班列车上》，这部在二战正酣时面世的诗集与《生活是我的姐妹》很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世界的安详和宁静与外部世界的动荡和震撼构成了独特的对比，其中由 12 首短诗构成的组诗《佩列捷尔金诺》，是诗人为他生活其间的莫斯科郊区小镇留下的如画诗篇。

1945 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但《日瓦戈医生》毕竟是一部由诗人写作的诗性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用假托为小说主人公日瓦戈所作的 25 首诗构成小说的最后一章，这组《尤里·日瓦戈的诗》也应该被视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独特诗集。

在《日瓦戈医生》完成后，帕斯捷尔纳克又回过头来写诗，《天放晴时》（1956—1959）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后一部诗集，也是他最后一部完整的作品。晚年的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深陷诺贝尔奖事件的旋涡，但在与伊文斯卡娅温暖的夕阳恋中，在与以佩列捷尔金诺为代表的俄国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中，他似乎获得了某种向死而生的欣悦和释然。组诗《天放晴时》作为帕斯捷尔纳克晚年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人生思考之结晶，为诗人的整个抒情诗创作、整个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是组诗中的主题诗作《天放晴时》：

硕大的湖像一只盘子，

云朵聚集在湖畔，

那巨大的白色堆积，

如同冷酷的冰川。

随着光照的更替，

森林变换着色调，

时而燃烧，时而披上

烟尘似的黑袍。

当绵延的雨季过去，

湛蓝在云间闪亮，

突围的天空多么喜庆，

草地充满欢畅！

吹拂远方的风静了，

阳光洒向大地。

树叶绿得透明，

像拼画的彩色玻璃。

在教堂窗边的壁画上，

神父，修士，沙皇，

戴着闪烁的失眠之冠，

就这样朝外把永恒张望。

这大地的辽阔，

如同教堂的内部；

窗旁，我时而能听到

合唱曲遥远的回响。

自然，世界，宇宙的密室，

我将久久地服务于你，

置身隐秘的颤抖，

噙着幸福的泪滴。

此诗写于 1956 年，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 66 岁，已经历过一次差点让他送命的中风（1952 年），他完成了《日瓦戈医生》的写作，也基本理顺“大别墅”（妻子和儿子的家）和“小别墅”（伊文斯卡娅的家）之间的关系，他在再次经受了茨维塔耶娃所言的“光的骤雨”之后，似乎迎来了“天放晴时”的时节。这首诗是一首山水诗，由七小节构成，诗行很短，用词简洁，韵脚干净利落，显示出帕斯捷尔纳克晚年诗作那种返璞归真的意蕴。诗的标题具有多重含义，既指大自然的雨过天晴，也可能暗示社会生活的变化，更是在隐喻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这首诗充满多个大小比喻，如湖像盘子、白云像冰川、烟尘像黑袍、树叶像彩色玻璃等等，但所有这些比喻全都服务于一个总的比喻，即“这大地的辽阔，/ 如同教堂的内部”，辽阔的大地居然只是一座教堂的“内部”，那么，这座教堂应该就是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小节第一行的总体比喻：“自然，世界，宇宙的密室”。森林是教堂，自然是教堂，宇宙也是一座大教堂——这一隐喻让诗人“颤抖”，令他“落泪”，因为他体会到了与周围整个世界的精神关联，他感觉到了他可以与万物一起欢乐、一起受难的权利和使命。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之一，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价值或曰意义也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中存在着一套别具一格的隐喻系统。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素以“难懂”著称，在中国也曾被视为“朦胧诗”，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诗大多具有奇特的隐喻、多义的意象和复杂的语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复杂的句法和满载的意义与抒情主人公情绪的明澈和抒情诗主题的单纯往往构成强烈对比，而这两者间的串联者就是无处不在的隐喻。与大多数善用隐喻的诗人不同，帕斯捷尔纳克的隐喻不是单独的而是组合的，叠加的，贯穿的，不断推进的；与此相适应，帕斯捷尔纳克的隐喻往往不单单是一个词，或一句诗，而是一段诗，甚至整首诗。在俄语诗歌中，同样具有此种风格的还有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或许还有后来的布罗茨基。这些组合隐喻会演变成一个个意象，扩大成一个个母题，甚至丰富成一个个“时空体”，德米特里·贝科夫在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中，就曾归纳出这样六个“时空体”，即“莫斯科”“佩列捷尔金诺”“南方”“高加索”“欧洲”“乌拉尔”。*

其次，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充满亲近自然、感悟人生的主题内涵。1965 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被列入著名的“诗人丛书”出版，西尼亚夫斯基在为此书所作的长篇序言中写道：“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的中心地位属于大自然。这些诗作的内容超出了寻常的风景描绘。帕斯捷尔纳克在叙述春天和冬天、雨水和黎明的同时，也在叙述另一种自然，即生活本身和世界的存在，也在诉说他对生活的信仰。我们觉得，生活在他的诗中居于首要位置，并构成其诗歌的精神基础。在他的阐释中，生活成为某种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东西，是渗透一切的元素，是最为崇高的奇迹。”*

对自然的拥抱，对生活的参悟，的确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两个最突出的主题，而这两者的相互抱合，更是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意义内核。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往往是隐在的，而大自然却时常扮演主角，成为主体，具有面容和性格，具有行动和感受的能力，诗中的山水因而也成为了“思想着的画面”。置身于大自然，诗人思考现实的生活、人的使命和世界的本质，试图在具体和普遍、偶然和必然、瞬间和永恒、生活和存在之间发现关联，这又使他的抒情诗成了真正的“哲学诗歌”。第三，帕斯捷尔纳克是白银时代诗歌经验的集大成者。帕斯捷尔纳克爱上诗歌并开始写作诗歌的年代，恰逢俄国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诗歌时代。他比以象征派诗人为主体的白银时代第一批诗人要年幼一些，却几乎是白银时代诗人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他最初接近的是以别雷为代表的后期象征派和马雅可夫斯基为首领的未来派，可他却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白银时代极为罕见的独立于诗歌流派之外的大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对白银时代各种诗歌流派的开放性，他的诗中有象征派诗歌的音乐性，也有阿克梅派诗歌的造型感；有未来派诗歌的语言实验，也有新农民诗歌对自然的亲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似乎就是俄国白银时代诗歌传统的化身，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白银时代诗歌之子。

最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是 20 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旗帜。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纵贯 20世纪俄语诗歌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到 20 世纪下半叶，他和阿赫马托娃*成为白银时代大诗人中仅有的两位依然留在苏联并坚持写诗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一种强大的诗歌传统的延续，无论就创作时间之久、创作精力之强而言，还是就诗歌风格的独特和诗歌成就的卓著而言，帕斯捷尔纳克都是20 世纪俄语诗人中的佼佼者。

帕斯捷尔纳克悲剧性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也折射出 20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俄国文化的历史命运，他在《日瓦戈医生》中展示出的 20 世纪俄国

知识分子之命运，几乎就是他本人的一幅历史自画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自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文化价值，在几十年的创作历史中，无论社会风气和美学趣味如何变化，帕斯捷尔纳克始终忠于自我的感觉，忠于诗歌的价值，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恰恰表现为对生活真理的忠诚。总体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就像曼德尔施塔姆对阿克梅主义所下的定义那样，也是一种“对世界文化的眷念”。

这本《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中的诗作译自俄文版《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译者译出俄文版中的所有抒情诗，但未选其中的五部长诗，即《崇高的疾病》《1905 年》《施密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曙光》。为更清晰地体现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创作的过程和全貌，译者并未完全遵循俄文版《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的结构，而将帕斯捷尔纳克的九部诗集按出版时间的顺序排列，并将帕斯捷尔纳克未收入诗集的诗作全都列入最后一辑，即“未曾收入诗集的诗作”，此辑中的百余首诗均以写作年代为序排列。这里的四百余首抒情诗，应该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创作的全部了。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素以难懂、难译著称，在此次翻译他全部抒情诗的过程中，译者对他的抒情诗的确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也采用了一些与之前的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汉译有所不同的译法，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同行和读者的审阅和鉴定。由衷希望能得到指正！

刘文飞

2021 年 8 月 28 日于京西近山居

注释*

1. Пастернак Е. 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9. С. 64.

2. 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3 页。

3.《1957 年〈新世界〉杂志五名编委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见鲍·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年，第 202 页。

4. 鲍·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年，第 204 页。

5. 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884 页。

6. 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鲍里斯的爱称。

7. Ивинская О.В. Годы с Борисом Пастернаком. В плену времени. М.: Либрис. 1992. С. 326–327.

8. 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