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从“承认的遗忘”到“错误承认”

霍耐特在《物化——一个旧观念的新考察》中吸收了海德格尔“存在遗忘”的观念，从而能够从一个全新视角去分析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把物化理解为“承认的遗忘”，即人与人本来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感同身受的承认关系，但人们却遗忘了这种关系，不把其他人当作人，而当作物。卢卡奇在批判物化的时候，预设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原始的承认关系；而霍耐特则认为，虽然卢卡奇作了预设，但他思想中存在着错误，把对象化与物化等同起来了。对霍耐特来说，对象化是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物化却是具有政治伦理意义的社会现象。霍耐特对卢卡奇的批评，不过是重复了人们之前的批评以及卢卡奇本人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批评。而霍耐特对卢卡奇的批评却显示出，他否认物化得以产生的社会因素：人们在市场交易中只是对象化，而不是物化。而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把自己作为交易对象，就如同把自己当作物一样来出售，因此，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物化现象或者“承认的遗忘”现象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去理解。然而，霍耐特却把承认的遗忘看作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后果，即这种意识形态让人忘记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承认。他不承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产生承认遗忘现象的根源。如果他承认这一点，那么他就会吸收他的学术前辈阿多诺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错误承认”现象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造成了“承认的遗忘”，而且导致了“错误承认”的普遍出现——为了获得其他人承认，人们采取一种同一性逻辑；虽然也试图显示个性，但却是虚假的个性，如同穿不同时装而争取他人承认一样，而且还会否定自己的身体来争取他人承认。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霍耐特不愿意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不愿意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角度去分析承认的遗忘，就不可能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错误承认”现象。

本文原题《从“承认的遗忘”到“错误承认”——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的霍耐特物化分析》，转载自《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他的长篇论文《物化——一个旧观念的新考察》中，重新思考卢卡奇（G. Lukács，1885—1971）所提出的“物化”概念，从人的生存状态去理解“物化”，把物化理解为“承认的遗忘”。这无疑打开了承认理论的一个全新视野。这个视野，与他在《为承认而斗争》《自由的权利》等著作中所考察的“承认”有很大的不同。本来，这个新的“承认”（recognition）概念使他有可能脱离“交往行动”理论框架，而从阿多诺（T. L. W. Adorno, 1903—1969）、霍克海默（M. Horkheimer，1895—1973）的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更好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特殊的承认问题——“承认的遗忘”以及由物化所导致的“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然而，霍耐特却深切受制于交往行动理论框架，以至于他根本否定了从资本主义社会根源上去理解存在的遗忘，也无法从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的思想中汲取有效思想资源，来丰富他的承认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错误承认现象。

一、“承认的遗忘”的存在论基础

在《物化——一个旧观念的新考察》中，霍耐特吸收了卢卡奇对于物化现象的分析。按照卢卡奇的分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看待其他人、看待周围世界、看待自己时，采取了一种物化态度。这种物化态度表现为，把其他人、自己、周围世界看作是具有物质特性的东西，是观察的对象。人们用量化的方式来计算对象，用工具化的方式对待其他人，从获利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能力等。卢卡奇把所有这些现象都归纳在“物化”概念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由于合理化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运用，这种物化态度已深刻内化在人的意识中，成为人自身的“第二自然”。霍耐特则从承认的角度来理解“物化”。按照他的理解，这种物化就是不把人当做人来看待，忽视了人作为人的特性。这在本质上就是不承认其他人是人。按照他的分析，卢卡奇有一个没有明确表述出来的想法，即人与人之间本应该采取一种“感同身受、生存论上的参与方式”来进行人际活动，然而，人们却以一种完全合理化的、客观化的态度来进行活动，来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己、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做法，就是一种物化的做法。而以感同身受、彼此共同参与的方式来活动，则是一种承认的做法。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物化，那么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思想，就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理想的人际交往方式，即承认的方式，并且以这种交往方式为参考，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物化现象。

霍耐特是在吸收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的思想基础上来理解卢卡奇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如果人用合理化的方式来看待实在的东西，那么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存在者，而看不到存在。他把这种做法理解为存在的遗忘。同样，如果人们用一种完全中立化的态度来把握现实，那么这种做法就会使他们忽视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方式是以“上手状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上手方式在实践中表现为，人与自己所接触的对象之间形成一种一体化的融合状态。对象仿佛成为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人们使用工具也不觉得工具是操作的对象，人在自己的操作中甚至会忘记手中的工具。对于人来说，这种工具处于一种“上手状态”。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工具常常达不到这样的状况，而是把工具当做操作对象。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现成在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是用一种主客体关系的态度来处理对象。在当代社会中，由于这种“现成在手的状态”遮蔽了“上手状态”，人们只是用主客体关系处理对象，也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其他人，于是，人们无法以理解存在的方式来生存。以理解存在的方式来生存，就是一种生存论上的参与方式。这种参与方式，就是人本来应该有的生存方式。因此，霍耐特认为，无论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还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理论，都指出了一种实践指向，这种实践指向具有“人类生存模式的结构”。

霍耐特之所以强调卢卡奇、海德格尔都有一种“人类生存模式的结构”，是因为，他试图把这种“人类生存模式的结构”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结构”区分开来。霍耐特强调，表面上看来，卢卡奇、海德格尔观念中都有一个“参与者视角”（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视角），而实际上不止如此，因为，“卢卡奇、海德格尔实际上都倾向于使他们的实践观念包含一个人对待他人以及他的生存环境”两方面内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则仅仅包含了人们相互之间如何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他的承认理论，也只是考察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这种承认方式之中就包含了这样一种行为态度：采取一种他人的视角来与其他人相互交往、相互理解。按照霍耐特的看法，这种相互承认是“扎根于一种先行的互动中，这种互动具有生存论上的关爱特点”。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讨论的“关爱”（Sorge，汉译为“烦”，英译为“care”），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种相互理解，以及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的那种承认，预设了这样一种先行的互动。这种先行的互动也是一种承认，是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原初的互动关系，是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融为一体的存在方式。这是生存论上的承认。霍耐特认为，这种承认是优先于相互交往中的承认的。

显然，这一观念是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在存在论、存在者状态上的优先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然霍耐特在论证这种优先性时并没有采取海德格尔的思路，但从他对“承认的遗忘”的分析中，还是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踪迹。“物化”就是“承认的遗忘”，这似乎是海德格尔关于物化就是存在的遗忘的观念翻版。于是，在这里，霍耐特把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海德格尔化。所谓物化即承认的遗忘是指，人们忘记了，在人类生存的根基处，人们处在一种感同身受、共同生存的承认状态。而在物化中，人们只是把其他人、自己、周围的世界都当做物来对待，没有关爱和同情。

二、霍耐特对于遗忘承认的社会根源的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物化”，按照卢卡奇的看法，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系统中，人们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采用了韦伯（M. Weber，1864—1920）所说的那种合理化方法。这种合理化的方法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还扩展到社会领域。当整个社会领域都按照一种合理化系统组织起来时，这个社会就完全物化了。即在市场社会的管理系统中，人们只是按照规则、程序办事，而不讲人情，因为感情之类的东西会破坏效率。用卢卡奇的说法，“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比如人的情感等，“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从霍耐特的视角看，这种对人性的拒绝就是不承认他人是人。

对于卢卡奇的这个分析，霍耐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卢卡奇在这里把物化与对象化等同起来了。霍耐特的质疑也像许多人批评卢卡奇以及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是一样的。“对象化”是一种认识和实践状况，即人把自己与自己所面对的对象区分开来。只有在儿童的最初生存状态上，人与对象才没有区分。同样，只有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主客体之间才没有被区分开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这两者就被区分开来了。对象化是人类认识和实践中的普遍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合理化现象，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中把所要认识、改变的对象只作为对象来对待。这种做法，就是对象化。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的错误就在于把对象化与物化等同起来了：“如果一个社会只是由于它敦促人们采取一种对象化的态度而使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东西都被物化了，那么人类的社会性就必定早就完全消失了。”这是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都会把他人当做对象，它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这种现象与物化是不同的。人们在把他人作为交易对象（对象化）的时候，人们也可以不把他人当做物，而当做人来看待。人们究竟把自己的交易对象当做物还是当做人，要看人们有没有忘记先在的生存结构。而这个生存结构中就包含了一种原始的承认。如果人们在进行相互交换过程中不把其他人当做人来对待，这才是物化。

对于霍耐特来说，卢卡奇在讨论物化的时候是按照这种原初的承认为参照模型的，这个参照模型来自于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那里，如果人们脱离了原初的承认状况，那么他们就进入一种主客体关系，从上手状态进入了一种现成在手的状态。卢卡奇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把原初的承认状况与主客体关系对立起来。对于卢卡奇来说，主客体关系，或者说，人与自己的交易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物化关系。而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的这种处理方式受到了齐美尔（G. Simmel,1858—1918）的《货币哲学》一书的影响。齐美尔认为，市场交易行为总是伴随着对贸易伙伴的冷漠态度，而且这种冷漠态度会不断增长。霍耐特认为，卢卡奇把齐美尔的这个“对象化”概念与“物化”等同起来了。因为，即使在对贸易伙伴进行“非人化”（depersonalized，对象化）方式处理中，人们还是把贸易伙伴作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而物化则简单地否定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霍耐特说：“社会关系的非人化做法，必然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基本上把当前匿名的他者当做有人性的个人来承认，而物化在于一个人恰恰怀疑或者‘忘记’这个先在的承认。”霍耐特所说的这种非人化，包含了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完全不把自己交易的对象当做人；一种是把交易对象当做人，承认他有责任能力。在霍耐特看来，由于卢卡奇把这两种情况等同起来了，于是，只要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就是把人当做非人的东西，就是一种物化。其实，相互交换过程只是一种对象化过程，而不一定是物化过程。

那么，霍耐特对卢卡奇的这种批评正确吗？按照霍耐特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非人化”现象不一定是物化。于是，他努力把“非人化”与“物化”区分开来，从而否定物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联系。因为，在霍耐特那里，物化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忘记了先在的承认，是一种普遍现象，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关。而卢卡奇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霍耐特认为是受到了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不仅制约着上层建筑，而且制约着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只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在霍耐特看来，正是由于卢卡奇拘泥于用社会经济原因解释物化，以至于像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这样的物化现象被完全忽视了——这种大屠杀与经济原因无关，只与人们对存在的遗忘有关。

霍耐特认为，所谓承认的遗忘，是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忽视了作为认知基础的承认。当然，霍耐特也承认，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社会因素也是有影响的。他举例说，一个人行动受到一系列信念的引导，而这种信念使他“否定了原初的承认行动”。这种信念，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者世界观所导致的结果。即使这种情况存在，“这种物化不过是一种习惯做法，这种习惯的做法来源于一套物化的信念”。正是由于这种习惯，人们才遗忘了原初的承认行动。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某种信念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对某个人群采取物化的态度，比如，法西斯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态度，男权主义者对妇女的态度（以及传统社会中，奴隶主对奴隶的态度）。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世界观、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习惯呢？霍耐特强调，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他看来，一些人不可能仅仅由于别人思想上的引导就忘记自己的原初承认，而对他人采取一种物化态度，这里有社会原因和人们所形成的一种习惯性行为方式。但是，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原因呢？霍耐特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这里，还需特别注意到，霍耐特总是努力排除市场因素对于这种物化态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市场参与者都有一个法律身份，而这种法律身份保证了市场参与者不被物化。他说，无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怎样把他人看作是物体，但人们会在法律契约中受到“最小限度的法律保护”，而这种契约也保证了人们获得“最小限度的尊重”。他所提供的例证，是康德（I. Kant，1724—1804）关于婚姻的契约说。按照康德的观念，即使婚姻双方都是从相互利用角度来看待对方，这种契约中的人还是被当做人来对待。这就是说，在市场所进行的契约性交易中，人还是在最低限度上被当做责任的主体的，而不仅仅是物。

三、重思“承认的遗忘”的社会根源

在霍耐特看来，“承认的遗忘”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即人在看待他人时忘记了原初的承认。在这篇论文中，他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角度论证了承认的优先性。尽管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他承认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因素会导致物化，并且承认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究竟是哪些社会因素产生了影响、如何影响，并未解答。对他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种物化与市场交易无关。但是，他的这种论证，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霍耐特否定市场要素对于物化的作用，试图把对象化与物化区分开来，然而，区分开两者是非常困难的。在论证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会导致物化时，霍耐特说：“在对（妇女、犹太人等）物化模式的影响下，各个人组成的群体相反被剥夺了人性的特征。”即剥夺妇女、犹太人的人性那种固定的行为方式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男权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意识形态原因，男权主义者以物化的态度对待女性。同时，霍耐特又认为，在契约中的男女双方把对方对象化，在最小的限度上承认对方是人，把对方作为性满足的对象；这不是物化，只能算对象化。另外，婚姻中的契约关系，能防止婚姻双方被物化的危险。这是霍耐特本人使用的两个论据。那么，霍耐特把这两者之间区分开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男女之间是不是被物化，不在于他们之间有没有契约关系，男权主义者与女性之间就不存在契约关系。是不是两者之间有了一种契约关系，女性就不被物化呢？显然也不可能。如果婚姻关系中的男性是男权主义者，即使婚姻中的男女双方有契约，女性仍然被物化了。这就否定了霍耐特本人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交易双方的契约能够保证人得到最低限度的尊重。契约并不能让人排除意识形态或者信念上的错误，并不能保证人们排除物化。

在这里，承认一个人在契约中的责任能力，不意味着这个人没有被物化。一个人是不是被物化，要根据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来判断。在社会生活中，人有没有被物化，取决于在相互交往中采取怎样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说，对象化并不意味着物化。一个人在看待一个对象时，如果忘记了原初的承认，那么这就是一种物化。这种原初的承认与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所说的承认是不同的。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承认”包含了对别人的爱、别人的权利、别人的成就。当然，一个人即使不爱另外一个人，即使不承认他的某种权利、他的成就，但他还是可以把另外一个人当做人来对待，即还是可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承认另外一个人。而物化则不同了，物化所表现的不承认是否定了他人的人的特性。这是一种最根本意义上的不承认。同样，把人当做人，这是最基本的意义上的承认。

显然，如果在互动中，把人当做人，那么这就是对象化，否则就是物化。如果我们要在人际互动中区别物化与对象化，就必须深刻地说明，怎样的做法才是把人当做人。在霍耐特的分析中，恰恰回避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既然霍耐特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来理解“承认的遗忘”的，那么，就要从存在论意义上去理解人，就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此在”。如果人们在互动中，把他人（包括自己，这里暂且撇开霍耐特论证的关于自己的物化以及周围环境的物化）作为此在去理解，那么这就是对他人承认，就是从存在的角度去理解人。

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如果把人理解为存在者，那么这就是把人物化，就是不承认他人。海德格尔在分析此在时指出：“现成存在是一种存在方式，但本质上却是和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不相干的一种存在方式。”那么，此在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呢？海德格尔指出，此在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对于这种存在者，我们不能问它是什么？如果问它是什么，那么这就把它物化了。如果一定要问它是什么，那么只能说，它“生存”（existenz）。无论说它“去存在”还是“生存”，它都不具有人们常常用来称呼事物的那种“属性”。因为，这种属性是现成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人这种存在者只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存在。这就是从无限的可能性上去理解人。物具有相对稳定的属性，人们可以借助于它的属性知道其功能、作用等。而人却不是这样，不是现成的存在者。为此，海德格尔强调：“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它的存在中随便怎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这就是说，如果人成为一种现成的存在者，那是因为，人通过对自身存在的领悟中规定自身，从而把自身规定为存在者，否则，它只能是在此存在而已。人们无法把握它的任何规定性。如果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规定下来，那么此在有可能会“处于逃避它的存在和遗忘它的存在这类方式中”。当然，即使处于日常生活状态上，人们仍然可以领悟自身的存在，而不是遗忘自己的存在或者逃避自己的存在。如果一个人遗忘了自己的存在或者逃避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自我物化。如果其他人忽视了人作为存在的存在，这也是把人物化。萨特（J-P. Sartre，1905—1980）关于他人的一瞥的分析，说明人在观察他人的时候，会把他人物化。当然，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人时，也可以不把他人物化。比如，一个人在观察他人时充满了鼓励和支持。这就是承认他人的多种可能性。

海德格尔、萨特这里都是从现象学视域中看待人的，是把人从社会历史条件中剥离出来去理解人的。如果用社会历史条件来补充现象学的分析，则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个人为什么会把他人物化或者把自己物化？卢卡奇就是在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角度来分析物化的。按照他的分析，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人无论把自己还是他人都当做了商品。他指出，由于商品交换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如果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思想来解释这句话，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人的活动、人的劳动不是根据自己的存在可能性而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交换规律来决定的。人作为劳动力在市场上出售自己，成为市场上交换的商品。这就是人的物化。与历史上所发生的物化不同，这种物化是人自己把自己物化，把自己作为商品来出售。这种物化就是否定了人的多种可能性，而把自己作为有某种“属性”和功能的商品来出售。显然，这个意义上所说的物化与对象化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尽管卢卡奇进行了自我批评，违心地承认自己犯了把对象化与物化混淆起来的错误，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混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卢卡奇不会不知道，对象化是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这是人的任何一种意识活动所采取的形式。这与商品交易系统中的物化是不同的。然而，霍耐特在批评卢卡奇把物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象，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理解物化时，恰恰有选择地忽视了卢卡奇的这个基本思想。

卢卡奇在这里还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路来思考人的意识。按照他的看法，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此，商品交换中的物化现象也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自身的意识都产生决定性影响。卢卡奇说：“只有在这一联系（商品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引者）中，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意识在这里也“屈从于这种物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物化意识成为人的第二自然。任何人试图违背这种物化原则，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人采取一种物化态度，是资本主义交换规律的强制。在这个社会中，人必须把自己当做商品，也必须把别人当做商品。正是人的意识中这种物化态度，才导致人对于“承认的遗忘”。

然而，霍耐特在分析卢卡奇的有关思想时，只是强调商品交换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态度。在他看来，只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产生的冷漠态度，才导致了物化。然而，对卢卡奇来说，物化与人们在交换中是否采取冷漠态度无关。一个人在商品交换中完全可以对另一个人充满微笑，尽力销售自己的商品。按照商品交换规则，参与商品交换的另一个人只是被当做销售者的获利工具。这是交易的核心，这就是物化。这种物化态度，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所强制的。只要参与这种交换，就不能违背这个规律。显然，在这种交换中，人们之间是否签订契约，是否相互冷淡，都与物化无关。霍耐特否定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在物化中的作用，是因为他拘泥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他试图脱离商品交换的社会背景，而只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来分析物化。于是，对他来说，物化只能根源于人对他人的态度。于是，商品交换中的物化只能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冷漠。甚至，海德格尔那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关心”，也被他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承认态度来理解。然而，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思考人们之间的共同此在时所使用的“烦神”（Fürsorge），不仅仅是指人们之间的原始的关爱，而且还包含了其他意思。海德格尔说：“互相关心、互相反对、互不相照、望望然去之、互不关涉，都是烦神的可能的方式。”只要一个人把另一个作为人来看待，人就有各种可能来对待其他人，而不仅仅是关爱。海德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共同此在，还在一定程度上被霍耐特纳入到他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框架中。这就是说，虽然霍耐特看到了物化的前提中包含一种原始的承认，而这种承认不同于交往行动理论框架中的承认，但是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他还是拘泥于交往关系中的承认，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等。

在分析人把自身物化的社会根源时，霍耐特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交换关系对人自身的物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却不愿意直面这一点。他认为，当人进行自我描画时，就把自己物化了。他列举了职业面试、互联网相亲这两种情况来说明人是如何自我描画，并在这种自我描画中把自己物化的。然而，职业面试最典型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要作为商品来出售自己这个现实，但霍耐特不愿意从出售商品这样的市场框架中来理解。原因在于，他不愿意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他来说，“承认”是一种政治伦理现象。如果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那就陷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了。当霍耐特承认物化态度的产生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根源时，他完全可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问题，但他不愿意走出这一步。如果说，哈贝马斯还曾经试图用交往行动理论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霍耐特比哈贝马斯走出了更远的一步，彻底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

四、霍克海默、阿多诺思想中的承认意识

倘若霍耐特能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或许他会从学术前辈特别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从而更深入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承认现象即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然而在他看来，这两位前辈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受制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至于没有提出太多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他们的早期批判理论也是失败的。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诺又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呢？

阿多诺曾经在批判海德格尔的过程中论述了物化，但阿多诺所说的物化与海德格尔有很大区别，而与卢卡奇相似。阿多诺首先批判了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对海德格尔来说，人可以被理解为此在，而此在就是表示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对此，阿多诺认为，人虽然能够思考，具有各种可能性，但人不会由于能够思考而“使他丧失他作为一个存在物的规定性”。因此，人不能被理解为存在。阿多诺强调，有意识的个人是“一种存在物，他不是存在”。根据他对“人”的这种理解，他批判了海德格尔关于人是“开放的”、具有许多可能性，因而不能被规定的思想。他指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故意把它自身的无规定性，它的易误性当做规定性和肯定性来迷惑人”。对海德格尔用来规定人的“生存”概念，阿多诺也有自己的解释：“生存”概念的意义表现在，这个概念试图恢复那些被社会和科学思想排除了的经验，这种经验也是主体的要素。这些被社会和科学思想排除了的经验，实际上就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忧心忡忡的穷人是无法体验自然美的，而专注于矿物的商业价值的商人也是看不到矿物的美的。这种差别，与人的生存环境有关。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生存环境会使人产生不同的经验。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中，人会有自己的不同的经验。所以，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生存”概念，实际上是要把两种完全对立的意义概括在一个概念中。这两个意义是，人对于自身的反思，以及每个人的具体经验。人对于自身的反思，这是每个主体都具有的普遍特性；而每个人的具体经验，又是完全不同的。海德格尔的“生存”概念就是要把这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而形成“此在”的概念。本来，人作为主体就应该具有自己特殊的经验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人需要一种把握存在的能力。然而，按照阿多诺的想法，人是通过概念来思索存在的，是通过人这样的主体来思索存在的，而人又受到现实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现实环境中生存的人，习惯于用概念来思索存在，而概念是无法把握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决定是无力的和纯粹内向的。这种软弱无力致使物化的危害战胜了主体”。这种所谓的物化的危害战胜主体，实际上就是指主体习惯于用同一性的概念把握非同一性，从而失去了把握非同一性的能力。如果用霍耐特的承认思想来思考的话，就是这种物化使人失去了对生活世界中各种现象的切身体验。

那么，什么样的生活世界会让人习惯于用同一性的思维框架呢？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换现象。阿多诺强调，物化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主观的意识现象，而要探索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他说：“商品的拜物教特性并不归罪于主观上迷路的意识，而是客观地从社会的先验、即交换过程中演绎出来。”在这里，阿多诺与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的分析来说明物化现象的普遍性，而阿多诺是把拜物教视为一种物化的意识形态，一切社会现象被还原为物，其中当然也包含人。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多诺虽然也从存在论上分析物化现象，但他把这种存在论意义的东西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物化现象。

本来，文化的发展应该能够丰富人的情感，然而，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文化工业却让人更加麻木。比如，文化工业虽然也像古典艺术那样用悲剧来表达人在现实中的冲突和矛盾，但文化工业的表达方式却要让人接受现实，而不是思考这些矛盾。在文化工业中，人们将一个人受到的痛苦表达为一种考验，是成功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人们学会了逆来顺受。霍克海默、阿多诺说：“人类之间最亲密的反应都已经被彻底物化了，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以至于他们关于那些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东西的观念也只能以抽象的形式幸存下来：个性几乎就意味着迷人的皓齿、净味的身体和麻木的情感。”在这里，人的个性也是以一种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有人认为，自己特殊装束就是一种个性的表现。这实际上就包含了一种错误的承认斗争。

在这样的文化系统中培养起来的人，形成了一种物化意识。具有这种物化意识的人，具有一种操控型人格。阿多诺说：“操控型性格…….的突出特点是组织狂，是对于直接形成一般人性经验的无能为力，是某种方式的情感麻木，是过于高估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本来人是具有各种感知世界能力的，这种感知能力是人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基础。通过这种感知能力，人们之间可以产生一种原初的承认。然而，在同一性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失去了这种感知能力。他们把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客体作为管理和控制的对象。这就是一种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也被阿多诺称为“爱无能”（Dienicht lieben koennen）。这类人对于机器系统的爱占据了自己的生活，“他的爱已经被各种物、机器本身占据了”。他说：“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这种趋势已经与整个文明融合在一起。”而现代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把合理化原则从经济、行政管理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领域。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中，人们相互之间出现了情感的冷淡。

应该说，霍耐特也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分裂的社会世界》中，霍耐特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把阿多诺与福柯（M. Foucault，1926—1984）加以对比：“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对人体的奴役和控制中看到‘欧洲地狱般的历史’。”霍耐特认为，阿多诺、霍克海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从表面上来看，这与福柯对于西方文明中的规训历史具有相似性。但是，他认为，在这里，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差别的。这种差别表现在：“当阿多诺以控制自然的模型来调整他的理性化概念的时候，福柯则把他的理性化概念建立在社会控制的模型上，前者完全是从韦伯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即生产力的提高，而后者则相反，是从韦伯的尼采式的解释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即社会控制媒介和权力媒介的提升。”这就是说，虽然阿多诺、霍克海默与福柯一样看到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所导致的物化后果，但阿多诺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用人控制自然的模式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福柯则吸收了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的思想，从权力控制的媒介入手来看人所受到的控制。如果采用阿多诺的立场，那么物化就需要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来解释。而阿多诺的解释也确实如此，他从文化工业的角度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规训。而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必然的延伸。而福柯却不同，这种物化过程来自于对人的身体的规训，而人本身却是无格式、可规定的存在。在这里，福柯、阿多诺对主体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福柯来说，人是没有任何主体性的，是结构体系中的一个被规定了的分子，权力体系只要通过规训身体就可以任意改变一个人的个性，人只能顺从地接受权力体系对于身体的规训。而在阿多诺那里，人会受到规训和控制，而且这种规训和控制会带来许多痛苦。阿多诺非常重视人的感性上的体验，文化工业剥夺人的审美体验，这导致了人的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始终要调和这种内心的冲突。正是对于这种痛苦的压制，人才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任意受人操控的对象，但福柯的理论却没有把人的受规训而产生的痛苦作为痛苦表达出来。当然，在结构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福柯也不会注意到人的主体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霍耐特注意到了福柯与阿多诺的差别。在福柯所表达出来的物化之中，人是没有主体性的，是任人操控的，这种操控中人没有表达出痛苦。而阿多诺却相反，只有这样一种充满情感的主体，才有可能产生一种承认意识，才不会冷漠他人。因此，要消除物化，就必须恢复人的主体性。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霍耐特看到了这种差别，但他是从福柯的思想中吸收承认理论，而不是从阿多诺的思想中吸收承认理论的。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感，使他与真理失之交臂。

当然，人们也会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冷漠，而这种利己主义自古就有。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他人利益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漠视。利己主义只是表明，人在碰到利益问题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法西斯主义的冷漠和无情却表现为，即使自己利益没有受到损害，人们也会加害于人。这是对身体痛苦的漠视。本来，霍耐特应该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思想中吸收物化批判的思想，从而有针对性地思考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承认问题，然而，霍耐特却致力于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承认政治的思考，这就使他的承认理论失去了现实针对性。

五、同一性（物化意识）与“错误承认”

如果霍耐特吸收了阿多诺的思路来思考“物化”，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承认”问题，那么他无疑可以从阿多诺对“同一性”（identity）的批判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错误承认”。

在西文中，“identity”这个词有多种意思，既可以理解为“同一性”，也可以理解为“身份”“认同”。比如，“national identity”这个词组，既可以翻译为“民族身份”，也可以翻译为“民族认同”。即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人一样的，是该民族中的一个成员。这也是一种承认。这种意义上的承认，可称之为“认同”。那么，把自己与别人同一起来的“认同”，与霍耐特所说的这种“承认”又有什么关系呢？

追求同一性（比如，民族身份，身份认同）的人，是要把自己与其他人同一起来，把与其他人的同一性作为目标。而追求承认的人，则是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追求别人对自己特殊性的承认。比如，对自己的特殊爱好、特殊贡献的承认等。当然，这并不是说，追求认同的人不需要有自己的个性和差异性，他们是在同一性基础上来追求差异性的。而承认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追求认同，即促使别人承认自己是它的伙伴。比如，黑格尔（G.W. F. Hegel，1770—1831）对于主奴关系的分析就是在主奴差别的基础上相互承认。正因为如此，阿多诺强调人对于其他人在感性上的体认，而不是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把不同的人纳入同一个概念的框架中。而“认同”却不同，它是把不同的人纳入到同一个概念的框架中，比如“民族”“性别”之中；把一些人概括在“女性”概念中，并把它与“男性”对立起来；把一些人概括在“犹太人”概念下，而与其他人对立起来。而正是这种同一性逻辑，导致了社会上的歧视和不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认”与“认同”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同一性的概括方式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文明的基础。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是一致的。在商品交换中，人们不考虑不同商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不同，而是用货币这个抽象符号把它们等同起来。阿多诺、卢卡奇所批判的物化意识就是从这种市场交易基础上产生的。在市场体系中，所有人都必须参与交换，因此所有人都产生了这样的物化意识。阿多诺使用了具有莱布尼兹（G. W. Leibniz，1646—1716）烙印的“单子”概念来概括现代人。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相互分离的，而且没有相互之间的任何感知和相互承认。而他们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由于市场原则中的规则（上帝的手，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结合起来的。这些人如同现代监狱中一排排牢房中的孤立单子，都是孤立、封闭的。这种孤独和封闭状况，就是“人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状况”，并且“监狱中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类型的真实形象”。这些人都是同样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孤独的单子。阿多诺、霍克海默说：“在他们越来越隔离起来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了。”

这些人获得了一种固化了的同一性思维，习惯于把人概括在同一性框架中。但是，他们不会满足于这个同一性框架，也致力于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这就是一种虚假的个性——希望通过这种虚假的个性而获得其他人的承认。这就是错误的承认。这种“错误承认”，是在物化意识（同一性思维）基础上的承认。而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制，却不断地促使人们为这种错误的承认而斗争。

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阿多诺从等同与差异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种错误承认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等同与差异的游戏，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游戏。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人们是在等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联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平等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政治权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不讲差别，而且还把这种差别进一步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平等与差异的游戏来实现对社会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就像文化工业中的“选秀”机制。这个机制预先就设计好，只有极少数人才是幸运儿，获得大奖，而大多数人一定会落选。然而，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成为幸运儿的，她们还是积极参与到这个“选秀”机制中。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机会成为富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这些选秀机制的参与者既把自己看作是与那些选中的人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又崇拜这些人。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话来说：“银幕上的幸运儿与公众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种平等意味着人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区别。”正是在这种等级与平等的游戏中，一种“错误承认”的机制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把各种生活用品区分为等级，而人们通过这种等级上的追求来获得别人的承认。购买某种名牌皮包的人不是为了皮包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的符号价值。这种符号价值代表了等级。人们购买它，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承认。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承认。这种承认就是建立在同一性逻辑基础上的承认。社会上的等级是以占有金钱的数量为标准的，而与人的质量无关。人们追求的承认，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承认。而这种错误承认，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象，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现象。本来，霍耐特完全可以从阿多诺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中引申出这种错误承认现象，但他却完全忽视了这种现象。

赶时髦也是这样一种错误承认现象，霍克海默、阿多诺列举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这种虚假个性：“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从即兴表演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的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赶时髦实际上是生活中的一种表演，即通过自己的特殊装束或行为方式来获得他人的赞同。这种通过表演来获得他人承认的做法，当然是一种错误的承认。

这些赶时髦的人，会由于对时髦东西的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也可以说，以这种方式追求承认的人，实际上就是期待与别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结合不是传统社会中家庭成员或者密切的邻里关系之间的结合，不是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结合，而是孤独人之间的结合。通过这种性质而构成的群体，就是大众。这种大众化社会，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1929—2007）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性的终结”。伴随着社会性终结而出现的，就是孤独的陌生人的结合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联系，但他们会因某种偶然现象结合在一起。比如，电影明星的粉丝、足球的球迷等就是属于这样的大众。阿多诺、霍克海默认为，“对明星的崇拜具有一种固有的社会机制，它可以把各行各业比较突出的人士夷平到同一水平”，并把这样的社会状况称为“大众社会”。而对明星的崇拜，对流行生活方式的追求，都是大众社会的表现形式，也是错误承认的表现形式。

如果人们仅仅通过赶时髦来获得社会承认，那么，这种承认不会直接产生社会危害。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是孤独就越是期待得到别人的承认，一些人会采取恶作剧来争取别人的承认，有些人甚至采取大屠杀的方式来争取社会的承认。为什么人会以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为承认而斗争呢？因为，这些崇拜影视明星的人，当然也可以崇拜政治明星，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在对政治明星崇拜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法西斯主义分子，就是通过对他人甚至对自己施暴的方式来获得他人的承认（比如，在黑社会组织中，一个人要想得到这个组织的承认，就必须表明自己对他人或者对自己的施暴能力，往往通过自残来表现自己的勇敢，从而表明有能力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脆弱而又迟钝的个体，必须去忍受生活的秩序，其间，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爱的情感，只有一种发泄在自己身上的内倾的暴力。”这些罪犯不仅会自杀，而且会杀死他人。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分析，这些人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孤独的帕多克（S. C. Paddock，1953— 2017）在拉斯韦加斯制造的屠杀惨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这种制度性缺陷来解释。这些人生得平平庸庸，而死得“轰轰烈烈”。这是错误承认中最恶劣的形式。这种错误的承认中所包含的实质，却是对人的否定，并且是对他人甚至自己的根本性否定。所谓根本性否定，就是对人作为人的否定。这是物化意识的极端形式。在这里，错误承认取代了被遗忘的承认。

霍耐特在《分裂的社会世界》中实际上也触及了这个问题。他在评论卡耐提（E. Canetti，1905—1994，一译“卡内蒂”）的《大众与权力》一书时，分析了大众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他把这些内容联系到阿多诺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对大众社会的分析，那么他就非常容易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错误承认，发现错误承认背后所存在的物化意识。但是，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研究中，他却从来没有接触到由物化意识所导致的错误承认，更无法深入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错误承认现象。原因在于，他不愿意把物化和物化意识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现象，从而也无视由物化意识导致的特殊的错误承认现象。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卢卡奇和他的法兰克福前辈们的思想。

（本文原题为《物化：从“承认的遗忘”到“错误承认”——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的霍耐特物化分析》，转载自《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第690—702页，转载未收录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