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博鳌｜专访刘元春：凝聚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力量对抗保护主义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进一步表明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共同发展的态度，以及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立场。

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对主旨演讲中的关键信息作出解读。

对于世界经济，李克强指出，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等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方应携手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对于亚洲经济，他表示，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亚洲各国共同目标，我们愿与亚洲各国和衷共济，抵御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经济，他强调，将坚持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加内生动力，顶住下行压力，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观察中国经济、判断宏观政策取向，要把时间轴拉长了看，重在看全年、看整体、看趋势。

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李克强还释放了诸多重磅信号。

例如，将在年底前完成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规章制定工作，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则，确保明年1月1日与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同时全面清理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凡是与外商投资法不一致的，都要坚决予以废止或修改。

今年6月底之前，将再次修订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负面清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而且“非禁即入”将全面落实。

在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中，将对港澳台投资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过去已经实施、行之有效的对港澳台优惠政策不会改变。

此外，中国将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资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正在加快推进，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大幅扩大，对外资证券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业务范围不再单独设限，征信、信用评级服务、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的准入限制大幅放宽。

刘元春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大国、专利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的作用不容置疑，因此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WTO改革中，中国将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之一，便是要凝聚起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合作力量，来对抗和抵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对于外商投资法，他的建议是要“以外促内”，以外商投资法为契机，来梳理整体投资环境、投资秩序，利用外商投资法的推行，来促进国内投资的一些条例、法律的完善，使营商环境真正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他还谈到，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同时，政府已经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进行了适度调整，来减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而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和政府的积极性，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激励和约束相匹配。

【对话】

“凝聚起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合作力量”

澎湃新闻：最近世界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回落，你认为更多的是周期性因素还是人为因素？

刘元春：周期性因素占了主导，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状态，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创新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在放缓；二是人口老龄化，全球人口红利都在衰减；三是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的蔓延，导致全球化红利在衰竭；第四点就是全球都面临收入分配两极化的挑战，经济体内部出现结构性问题。

这几点不利因素直接导致全球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期，自2008年以来全球的贸易增长、投资增长、消费增长以及GDP增长都处于低速状态，主导因素还是趋势性的。

当然其中肯定有人为因素，特别是由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缺失导致各种摩擦和冲突急剧增加，还有我们一些宏观政策的失误和配合的缺失。3月26日（当地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讲到，由于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所以导致发展赤字。人为的短期的因素又加重了中长期的趋势性的因素。

澎湃新闻：贫富不均、民粹主义的兴起等，对经济全球化带来挑战。对于WTO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刘元春：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大国、专利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的作用不容置疑，因此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WTO的改革中，中国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总书记这一次欧洲出访中也说得非常明确，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中国能够起到的作用，第一是要提供中国方案。第二，要凝聚起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合作力量，来对抗和抵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第三，我们也要做出积极调整，来迎接WTO的改革和治理体系的重塑。

“外商投资法关键在实施在落实”

澎湃新闻：外商投资法的出台被认为标志着中国走向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加入WTO等标志性开放类似，国内总是有对国内企业、产业竞争带来冲击的担心。你怎么看？

刘元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要想更上一个台阶，必须进一步与世界经济相融合。

目前对中国来说，不是简单的因为缺钱而引进外资，而是需要管理经验、销售渠道，需要进行价值链的重构、技术合作，这些都需要引进外资，外资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作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倡导者，必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来进行全球配置资源，这样我们在世界的价值链上才能更进一步。也只能通过加大竞争，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在一个世界平台上实现。

一些人士的担心，从中期视角和宏观视角来讲是不必要的。当然我们对一些特殊的部门，可以适度地进行过渡性的考虑。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政府已启动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规章制定工作，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则，确保明年1月1日与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对此，你有没有观察或者建议？

刘元春：中国政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配套规则的制定。比如对于负面清单进行了大幅度压缩，另外对国内的很多条款进行了一些调整。外商投资法已经通过，关键在于实施在于落实，要在落实上加大力度。

同时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要“以外促内”，以外商投资法为契机，来梳理整体投资环境、投资秩序。过去大家注意到，我们给予外资的一些优惠条件，民营企业并不能完全享受。因此，建议利用外商投资法的推行，来促进国内投资的一些条例、法律的完善，使营商环境真正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今年可能在收入划分改革上有所启动”

澎湃新闻：今年中国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演讲以及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反复强调要简政减税降费，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才能够做到简政减税，但是不损失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

刘元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简单地维系于财政收入，当然财政收入对地方的积极性是很重要的。

如何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要从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来认识国家现阶段稳增长的政策。二是要抓住政府官员不敢为、不想为、不愿为的根源。

从去年看，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上扬，但政府的投入在下降，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增速是下降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在大幅度上扬，利润总额超过3万亿，但是国企的投资基本上是负增长状态。因此，政府的积极性和国企的积极性，不是钱的问题。

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和政府的积极性，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激励和约束相匹配。不能够只约束，也要有一系列激励，让他们甩开包袱，敢担当、敢作为。

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同时，政府已经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进行了适度调整，来减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第一是中央赤字，我们今年安排了2.8%的赤字率，相当一部分要安排到地方；第二是专项债，从去年的8000多亿增加到1.3万亿；同时要求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长10.9%；第四，对政府性的融资条件有一些适度放松。所以我觉得，这一轮减税降费不必过度担心地方政府积极性的问题。

但是要注意的是，提升积极性，是要科学作为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必须要跟我们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契合。简单地回归到过去粗放式的以政绩工程为目标的异化的积极性，可能对经济的伤害会更大。

比如说地方政府举债，如果真正放开，它举债的冲动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更猛，但是这对于我们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伤害，比不作为可能还要厉害，这样的稳增长肯定是饮鸩止渴的稳增长。

澎湃新闻：在大规模减税降费后，政府财政收支必然面临压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中提到，要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推进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你对这项任务的重点和难点怎么看？

刘元春：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这条已经提了很多年。

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和隐形化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在前几年特别是十九大之后，已经将一些事权往上移，但是还没有作出制度化的、成体系的调整，建立长效机制。

这里面涉及到两方面，第一，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以分税制为主的体系如何改进？第二，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其中又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的调整。

过去，地方收入除了地方税外，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政府性基金收入中90%以上来自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其他还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融资等。这些来源都存在着很多制度性漏洞。比如大家广泛议论的，如果征收房地产税，土地出让金应不应当再继续征收？比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符合规划的可以直接进入到城市建设中，这项改革试点推广以后，地方政府是不是能够收取这部分土地出让金？这里面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大家一听就知道规模很大。

除了收入划分，还有事权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毛泽东讲的十大关系，其中一条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这项改革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很基础性、深层次的内容，并且相对的利益集团也很固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啃硬骨头”。当然，今年肯定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推进，可能是在收入划分上面有所启动，因为去年和前年是在事权上面进行了一些调整。

“新业态企业出现短周期波动非常正常”

澎湃新闻：对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大家普遍谈到要进一步发展养老产业、医疗产业，做好公共服务业等，和房地产相比你认为这些产业是否具有足够的拉动中国经济的能力？

刘元春：单纯从消费看，养老、育幼、医疗、教育，它们的规模比房地产要大得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养老，中国社会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要有保障有提升，空间是非常大的。

但是房地产的功能不仅仅是消费，它一方面提供住房服务，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杠杆，它为政府提供了发展的原始基金，也为众多的企业提供了资金抵押的基础，所以房地产实际上是资本扩充的重要基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受到，当房地产行业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它会对我们当下的政府运转、投资和各种金融市场都带来很大的冲击。而养老产业、教育产业出现问题时，是一个慢变量。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房地产与这几个产业进行战略性的比较。但是从消费来讲，可以确定的一个是这几个领域所产生的消费潜力大大超越于房地产。

澎湃新闻：每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带来一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也要抓住机遇培育壮大新动能，对于新兴产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的态度。最近，一些新业态企业出现大规模裁员的现象，您认为这是否需要引起担心，还是良性的市场自我调节？

刘元春：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新业态出现短周期波动是非常正常的。

能够从小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的创业企业，比重可能不超过10%。创新型项目、风险型项目，存活率也不到10%。这就意味着大量创业企业、创新项目，在成长过程中会被淘汰。

十八大以来，政府提出以“双创”为主题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过几年时间已经收到很多成效，但同时一些成本也会显露，也就是一些失败的投资项目、创业项目要被淘汰。这就是我们讲的，不仅要享受创新的收益，还要承受创新的成本。目前一些新业态企业的裁员、倒闭，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现象。

但是为什么它的影响被放大化？原因就是目前的贸易战、技术战队我们信心的冲击还是比较大，同时经济处于一个下行周期，全球经济前景也不太好，所以会产生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