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自闭症｜一名幼师的探索：让自闭症孩子和普通孩子在一起

“我叫她名字，就像没听见一样；蹲下来看她的眼睛，她却不看我，只是‘嘀哩咕噜’地说话，有时还会尖叫，手里抱着一个黑色的毛绒玩具‘小黑猫’。小孩妈妈还带了两大包裤子，总共26条。”刘树芹对此有些“惊讶”，照幼儿园的规矩，为了防止小孩尿裤子，备一条裤子就行。

语言及社交交往障碍，自理能力较差，这是“孤独症”（也称自闭症或孤独性障碍）的典型表现。但刘树芹不知道什么是自闭症，只觉得“这个孩子是真的不好教”。“当时我没管太多，想着教好她的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照看她喝水，到点了带去上厕所；不会讲话，就用肢体语言表达，比如尿尿的时候要拍肚子。”刘树芹说。

很快，阳阳和普通孩子一样，能自己喝水、吃饭，排队时也不乱跑了。“可就一点，她不愿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刘树芹很困惑，但也没细究。几个月后，刘树芹休了婚假，阳阳母亲却很快找到她，坦承孩子有自闭症，希望能够“帮忙带一下”，单独付费。

刘树芹那时经济困难，加上假期较长，便答应了。她被带去阳阳进行干预训练的青岛儿童医院参观，看着“那么多的孩子都是自闭症”，却“迷茫”了。“我对自闭症小孩的教育，完全不懂。”刘树芹告诉家长，自己学的是“普通教育”，对自闭症训练不专业，怕教不好阳阳。

可对方说，甭管是否专业，孩子喜欢，这就成。“我们在医院里让她蹦跳，她都不听，老师上课时，她情绪特别大，而你带着她，她不仅是很快乐，也愿意学。”阳阳父亲告诉刘树芹，为了孩子“已经花了一套房子的钱”，几乎陷入绝望，但孩子上幼儿园后的一些变化，又令家庭重燃希望。

“拿我这孩子当‘实验’吧，将来能在这个行业帮助更多孩子。”阳阳父亲劝她。刘树芹同意了。带了阳阳一段时间后，更多自闭症儿童家长找到刘树芹，希望她能帮忙带孩子。

2005年，刘树芹决定从幼儿园辞职，专职带教自闭症小孩。

曾有一名深圳家长带着小孩来上课。一次课后，这名家长把杯子落在刘树芹家里了，“又抱着孩子，背着大包小包”，爬上四楼来拿。“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太难了。”刘树芹说，这个场景让刘树芹有些难受。2007年，她在青岛市儿童医院附近租下一套房子，与人合作创办了“幸福之家”幼儿园，对自闭症儿童进行个性化教育。

最初，对刘树芹的做法，身边的人并非都是支持。“说实话，她要收这样一批孩子，真的，（那时候）正常人是理解不了的。”张玲（化名）和刘树芹相识多年，在后者决定办幼儿园时，曾一度认为好友“做这事是不是有毛病”。

向此前工作的幼儿园辞职时，园长也向她表达了担忧：做好特教老师，仅凭普教经验不行，得足够专业。刘树芹回答，正因为对自闭症儿童不了解，也不专业，所以才想去了解。“我想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刘树芹说。

设法招收普通小孩

提及上述往事，刘树芹认为，尽管最初并不清楚阳阳的情况，但教他的方式是“在集体环境里实施个别化教育”。在她看来，她当时已对“融合教育”有所触及，只是没有“概念化”。“他在医院里进行训练，虽然是‘一对一’，但都是‘桌面上的教学’，而我带他，是在生活、玩耍中学到知识。”刘树芹说，更重要的是，幼儿园有普通孩子在，阳阳跟着其他小孩学，因此是快乐的。

但刘树芹最初带教的12个小孩都有自闭症，“缺少了普通幼儿园的教学氛围”，自己在课堂上“无论怎样带动”，孩子们彼此都“不会交往”。“我就心想，如果这些孩子能够和普通孩子在一起生活、做游戏该多好啊。”刘树芹彼时不知何为“融合”，仅是凭着教师的经验，觉得普通孩子和特殊孩子“应在一起”。

“那个年代，普通家长认为这些（自闭症）孩子有‘病’，或者是‘傻’，有些偏见。”刘树芹招不到普通小孩，就动员亲友家的孩子来。刘树芹说，普通小孩来了，直接能够看到的作用就是，“有了笑声”，“这两个孩子在班里互动，自闭症孩子会看，跟着模仿”。

一次，刘树芹正好给一个叫欣欣的孩子做“一对一教学”，小孩子很不配合，鞋子脱掉后就是不肯穿。无论怎么引导，就是不听。这时，随后，亲戚家的一名小孩主动凑过身去说：“欣欣，把鞋穿上，我和你一起玩。”就这么一句话，欣欣竟然乖乖地穿好了鞋子。

这给了刘树芹启发。“我得去招收一批普通的孩子。”刘树芹认为，自闭症儿童最需要的是“一个集体的环境”。但与往常一样，招生过程仍不顺利。刘树芹提出“免费”，甚至赠送书包等学习用具，依旧没人愿来。

问题的最终解决颇为“戏剧”：刘树芹在买菜路上偶遇一名来青务工的年轻妈妈，对方正带女儿去上学；她上前搭讪，将母女二人“忽悠”到了自家幼儿园。“您看一下这些孩子（指自闭症小孩）是不是长得和您的孩子一样漂亮、帅气？”刘树芹问。对方说“嗯”。她“趁热打铁”，说这些孩子“不太会和爸爸妈妈说话”，“不是不聪明，只是不太关注人”。

“那我家孩子在这能行吗？”年轻妈妈也疑虑。刘树芹承诺，免交学费，先试试看。对方同意了。一个月后，年轻妈妈给刘树芹发来短信，说女儿“懂事了”——此前跟着自己在市场上卖枣时，会问她要零花钱买小吃，而去“幸福之家”上学后，零食不买了，看妈妈赚钱不容易，还会说“妈妈辛苦了”。

“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妈妈最后帮我招了30多个普通孩子。”刘树芹称，那是2008年左右，上述普通小孩均来自农民工家庭，“没有本市家庭愿送孩子来”。时至今日，“幸福之家”的普通小孩也有不少来自本地家庭。

“1:1”结对融合

“招收自闭症孩子入园就罢了，还把普通孩子放在里面——这些正常孩子受到（负面）影响怎么办？”彼时，对于好友刘树芹的做法，张玲仍然无法理解。直至2015年左右，张玲也将孩子送到“幸福之家”。

“我经常碰到一些妈妈来接送自闭症孩子，我也是当妈的，就觉得她们很不容易。”张玲家与“幸福之家”幼儿园只隔了一条马路，自家小孩经常和园里的自闭症孩子玩，“也没有什么抵触或者坏的影响”，她便将家里大女儿转学至“幸福之家”。

张玲称，转学前，老大经常欺负妹妹，“会说妹妹是多余的”，姐妹俩会排斥。“来了这边后，老大突然很懂事了，开始帮妹妹做事，比如盛饭、找鞋和衣服。不久，妹妹也上了这个幼儿园，她也慢慢懂得‘分享’。”张玲说，两个孩子周末外出，碰见残疾人士遇到困难，也会主动帮忙，有了“社会责任感”。

“融合教育是双赢的教育。”刘树芹认为，检验融合教育效果的标准，应该是两部分儿童的共同发展。 “幸福之家”幼儿园实行“1:1”帮扶教育，即一个特殊儿童和一个普通儿童“结对”。“我们不会告诉普通小孩，必须‘固定’做特殊小孩的好朋友，这不公平，而会说，他没有好好站队，你愿意做他的好朋友、帮助他吗？普通小孩就会觉得自己像‘老师’，有责任感了。 ”刘树芹说。

每个普通儿童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特殊儿童伙伴，这就给了孩子们学习关照、爱护、帮助他人的机会。“我们追踪幸福之家走出了的孩子们，不仅是学习成绩好，也更成熟、宽容、乐于助人，具有更好的交往能力。”刘树芹认为，“幸福之家”给了每个普通儿童可以受用终生的“财富”，即早期情商教育。

此前刘树芹也曾尝试8个普通小孩“帮扶”1个自闭症孩子，但“责任没有落到一个人身上”，而自闭症小孩社交能力又弱，结果往往是，8个小孩一边玩去了，自闭症孩子则被边缘化。

但必须正视的是，自闭症孩子的专注能力、规则意识，以及和普通孩子正确交往的能力，“是非常弱的”。“有一些自闭症孩子不知道怎么沟通，会给普通孩子带来一些‘伤害’。”刘树芹坦承，“幸福之家”相比普通幼儿园，此类事件更多。

对此，刘树芹说，普通孩子申请入园时，园方会真诚地和家长沟通，讲明这里有一群需要特殊关注的孩子，不会瞒着。“有家长理解、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表示不愿意来了。”刘树芹说，学校采取透明化教学，对于“融合教育的正面影响”，家长们可以来深入观察。

倘若有自闭症孩子“伤”到了普通孩子，比如拉扯、咬人，学校会及时沟通处理，得到家长们的包容。刘树芹认为，这十几年来，普通孩子家长对幼儿园支持颇多，往往成为学校的志愿者，“了解、同情自闭症孩童”。

“我常听到的信息是，在普通学校里，两个孩子之间打架，家长往往会吵起来，但在‘幸福之家’，几乎没有。”刘树芹称，普通孩子的家长和自闭症孩子家长也会“结对子”。比如，有普通孩子的家长需要上班，不能及时接送孩子，外地来青陪读的自闭症孩子家长就会主动帮忙，通过这些细节，双方建立起了信任。

自闭症儿童最缺“社会性”

“融合不是简单地把两个群体的孩子放在一间教室里生活、游戏、上课，而要实现教育目标、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融合。”刘树芹认为，学龄前融合教育，首先要有一个对于自闭症儿童高度接纳和包容和环境，其次要有专职的特教老师和普教老师的协同合作，也要针对特殊儿童的需求制定个性化教育。

在“幸福之家”，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并轨运行”。在课程设置上，幼儿园照顾到了两部分儿童不同的教育形式。其中，有普通儿童和特殊儿童一起上的课程，比如音乐、美术，游戏活动等；同时也有分别为普通儿童、特殊儿童专门开设的课程。

“幸福之家现有教师90人，其中普通幼儿教师50名，特教老师40名。”刘树芹称，普通教师了解特殊儿童的心理发展和教育规律，而特教教师，也了解普通儿童的心理发展和教育规律。“这就克服了其他融合模式里普遍遇到的，普通幼儿教师不了解特殊需要关注的孩子，特教老师不了解普通幼儿发展规律的尴尬局面。”

“融合”的目的是培养自闭症孩子成为“社会人”。“我们会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进超市、图书馆、电影院等公共场合，培养规则意识。” 在她看来，自闭症儿童最缺失的是社会性，尤其对于重度自闭症的儿童而言，给他设定的目标不是学多少知识，而是培养最为需要的生活自理能力、规则意识。

对自闭症孩子而言，“融合”的效果显而易见。刘树芹举例：在集体教学中，如果有普通孩子在，幼教老师就会更轻松。“在同一个集体里，自闭症孩子会慢慢模仿普通孩子，比如一起玩耍、排队。”刘树芹说，这个过程中，自闭症儿童的生活能力、规则意识以及专注意识会“越来越好”。

王英（化名）的儿子今年8岁，有自闭症，曾在北京一所幼儿园上学，但“只跟自己玩”。曾有同一个幼儿园的妈妈带孩子来王英家玩了几次，“后来不来了”。“心里一想，她可能有点嫌弃，怕她儿子学我儿子，玩手或发出一些特别的声音。”

2017年3月，辞去工作的王英带孩子去“幸福之家”报名。此前，母子两人已去过多个干预机构，刘树芹说“孩子有点挂相了”，意即“呆呆傻傻”，情况有些严重了。“我一回家就崩溃了，哭得不行了。”王英深知“刘园长并非恶意”，只是出于专业角度的评价，“说了真实情况”而已。

顺利入读后，王英觉得“挺震撼”。“普通小孩带着特殊小孩一起，去哪都有好朋友帮忙带着。而且（小孩子）每天都很开心，跟在一般的干预机构不一样。”王英说。

来了“幸福之家”两年，王英儿子已经换了5个“结对”好朋友，“都很有爱心”。儿子在课上不守规矩时，朋友们会主动跟他交流，让他坐好；排队做操时，儿子四处走动，朋友则将他拉回来。上台表演、做游戏也在一起。

对此，刘树芹认为，特殊儿童和普通儿童行成了长期、稳定的同伴关系，在普通幼儿同伴榜样的示范作用下，特别有利于特殊儿童模仿同伴建立正确的社会行为。“特殊儿童从幸福之家毕业以后，能够更好适应普通学校的一日生活，能够遵守课堂秩序，生活自理、自我控制、人际交往等能力也较为不错。”

王英感谢这些孩子的“礼貌、懂事和耐心”。“在他们看来，带好朋友玩是特别有责任感的事。”王英希望这些普通孩子长大后，因为这段特别的经历，能对自闭症进行科普宣传，让大家了解“自闭症并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