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国际清算银行前副总经理佩雷拉·达席尔瓦（上）： 以外汇储备自我保护，以通胀目标建立信誉

图1 佩雷拉·达席尔瓦 

人物简介：路易斯·阿瓦祖·佩雷拉·达席尔瓦（Luiz Awazu Pereira da Silva），巴西经济学家，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工作超过30年，曾任国际清算银行副总经理（2015-2023年）、巴西中央银行副行长（2010-2015年）、世界银行南部非洲二区主任（2008-2009年）、巴西计划与预算部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年）、巴西财政部副部长（2004-2006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国家风险部主任（1996-2000年）。他持有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巴黎高等商学院与巴黎政治大学学位，获日本旭日勋章、法国国家功勋勋章、巴西里约布兰科勋章与塔曼达雷功绩勋章。

一、法国教育经历

采访者：作为巴西人，您为何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回望您的教育经历，您如何看待经济学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

佩雷拉·达席尔瓦：我父母是巴西科学家，因在政变中受迫害（采访者注：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而流亡法国。我在巴黎政治大学与巴黎高等商学院接受典型的法国特色“大学校”教育（Grande école），随后从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我认为，接受经济理论训练至关重要，它能为构建问题框架提供重要的洞见。但这种训练需涵盖各经济学派别，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相联系。即便如此，相比我们常用的理论模型，真实世界包含更多不确定性与丰富性。正是以事实检验理论，我们才能推动范式演进，转变认识论，从而不断完善学科知识。

二、南非政治转型

采访者：90年代初，您在非洲开启职业生涯，为世界银行工作。在南非的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呢，是对于经济不平等的切身体会吗？

佩雷拉·达席尔瓦：经济不平等，我在巴西也能体会到。我在巴西与南非等地的经历都让我对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有了真实的感知，包括收入、财富以及机会与社会政治地位。

不过，南非给我最重要的启发在于，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当时，在曼德拉总统与德克勒克总统领导下，南非克服重重困难，和平地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各方参与了多轮谈判与战略互动，最终达成妥协的过渡方案。这种为共同利益行动的能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亚洲金融危机

采访者：担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国家风险部主任期间，您亲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您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什么经验？国家应当如何避免此类危机？

佩雷拉·达席尔瓦：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模式曾大获成功，包括快速工业化、出口导向型增长、高储蓄率与强有力的国家投资协调。但它们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外币私人债务水平过高（且往往是短期债务）、金融过度扩张、激进贷款与投资热潮，而这些都发生在固定汇率或美元挂钩汇率制下。

由于金融部门扩张的速度超过了监管框架的适应能力，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在房地产与股票领域）开始浮现。泰国、印度尼西亚与韩国相继经历金融危机。货币压力迅速演变为银行与企业偿付能力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贬值引发了更广泛的区域危机，并蔓延至印度尼西亚与韩国，而日本此前已在努力应对资产泡沫与银行危机的后果。这些危机迫使各国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包括银行业重组、企业去杠杆化与金融监管改革。

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斯蒂格利茨领导的世界银行团队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方针上产生了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侧重于通过传统宏观经济调整，恢复金融市场信心，包括大幅提高利率，以稳定处于浮动汇率下的货币价格，遏制资本外流，同时严格奉行财政紧缩，以展现政策可信度。然而，这些措施实际上抑制了消费与投资，导致一些受影响的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

与之相反，世界银行的斯蒂格利茨及其团队则强调，必须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保持经济活动。他们的观点是，鉴于本币大幅贬值已成定局，各国应充分利用本币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提升。换言之，与其依靠国内紧缩恢复经济平衡，不如增强外部需求来实现调整，既能扩大出口，又能加速经济复苏。

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暴露了美日之间，围绕亚洲金融治理架构的地缘政治与制度权力斗争。此对抗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身上：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后任财长）的萨默斯与时任日本财务省国际事务副大臣、人称“日元先生”的榊原英资。日本最初提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向受危机影响的亚洲经济体提供大规模金融援助。日本的观点是，相比由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性机构，区域性机构能更快做出反应，并能更敏锐地感知当地情况。但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反对该提议。

许多亚洲国家随后意识到，不能过于依赖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必须拥有自身的保险。这些国家因而开始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以便在缺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情况下，渡过未来的危机。同时，这也强化了它们构建区域协议的意愿，这便是《清迈倡议》的开端（采访者注：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财长在泰国清迈签署区域性货币互换协议，旨在通过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与短期流动性困难）。

图2 佩雷拉·达席尔瓦生活照 

四、拉美外汇储备

采访者：拉美国家尽管多次经历经济金融危机，外汇储备水平似乎仍然较低。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新兴经济体有必要提高外汇储备水平吗？

佩雷拉·达席尔瓦：并非所有拉美国家外汇储备都很低，巴西外汇储备就相当可观。尽管近期略有下降，但我们曾拥有近 4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采访者注：2019年，达38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这正是因为我们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仍需避免汇率因外部冲击而出现过度波动（这些冲击会改变金融市场情绪，与国家经济基本面无关）。由此观之，拥有外汇储备等缓冲机制仍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

每个国家都需要确定适合自身的外汇储备水平，因为持大量外汇储备通常需要进行冲销操作，即由央行发行国内负债，来抵消外汇购买带来的流动性冲击。由于安全外汇储备资产的回报往往低于国内冲销工具的成本，这一过程可能会产生财政或准财政成本。然而，越深入了解亚洲金融危机与其他新兴市场危机的本质，我们就越能意识到以外汇储备来补充国际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

外汇储备是我们能自行调配的资源，无需任何人许可或任何计划。我们能立即依靠它们进行自我保护，尤其是在汇率剧烈波动时，无需协商计划，满足附加条件或等待外部批准。在金融动荡时期，当汇率骤然波动、市场信心下降时，这种政策自主性尤为宝贵。因此，外汇储备不仅可以作为金融缓冲，还能作为政策工具，增强面对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的信誉与韧性。

五、巴西发展破局

采访者：回到巴西后，您出任巴西分管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从国际公务员到国家部委高层，您的视角与思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佩雷拉·达席尔瓦：尽管我很享受国际公务员生活，但服务自己的祖国也非常重要，所以我接受了卢拉总统的邀请，加入他的政府（采访者注：卢拉2003年就任总统，系巴西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

我很认可卢拉总统的计划，在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减少贫困与不平等。我希望运用我的经济背景与国际经验，帮助巴西更好地处理内政外交，从而顺利渡过政权更迭。

不过，我们的开局并不顺利。2003年卢拉总统就职时，巴西的金融市场面临着严重的信心危机。由于卢拉曾是工会领袖，又是左翼政党候选人，许多投资者担忧他破坏宏观经济纪律。风险溢价飙升，汇率贬值，而彼时巴西还处于大选前不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一项庞大援助计划框架下。国内外普遍怀疑新政府能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与社会政策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年间，巴西经济强劲增长，就业率上升，贫困与不平等现象显著减少。回顾这段时期，一个重要经验是：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与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并非相互矛盾；在精心设计后，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更具包容性的发展道路。

采访者：作为一个新政府，你们如何建立与维护经济政策的公信力？

佩雷拉·达席尔瓦：我们主要采取了三项举措。

首先，我们成功实施了财政调整计划。该计划最初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的一部分，但后来我们决定继续独立实施，这也体现了巴西的政策自主性。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该政策本身很合理。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在维护政府社会议程的同时，恢复市场信心。我们的策略是，以实际行动表明，巴西将坚持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承诺严守财政纪律，并超额完成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定的基本盈余目标。我们决心稳定公共财政，降低经济脆弱性。

其次，我们坚持了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有效控制通胀。巴西央行维持了可信通胀目标框架，并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从而加强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制度框架。作为新兴经济体，巴西通胀目标略高于发达经济体，最初为约4%。但最重要的是坚持目标，维系可信承诺，营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以便促进经济增长。

再次，我们加强了包括教育、医疗与社会转移支付在内的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随着公信力逐步恢复，金融状况也得到改善：风险溢价下降，资本流动恢复正常，货币趋于稳定。这为巴西推行负责的宏观经济与社会包容双重战略创造了条件。巴西政府加大了对教育与医疗的投入，并加强了社会保障计划。在这些举措中，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尤为引人注目。该计划将收入补助、入学率与健康检查挂钩，从而显著降低了巴西的贫困率。

图4 采访者与佩雷拉·达席尔瓦合影 

（采访者简介：周心培，巴黎政治大学国际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爱娃 ·亨泽尔（Ava Hunziker），巴黎政治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拓展阅读（可免费下载）：

[1] 《绿天鹅》“The green swan: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with P  Bolton, M Després, F Samama and R Svartzman) BIS, 2020, https://www.bis.org/publ/othp31.htm.

[2] 《综合通胀目标制》“Integrated inflation targeting - Another perspective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with P-R Agénor) BIS, 2019 https://www.bis.org/publ/othp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