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弗洛拉·特里斯坦：创造“工人阶级”的奇女子

【编者按】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胜利的工人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事实上，在劳动节诞生近50年前，“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才刚刚诞生，创造“工人阶级”的就是画家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她先于《共产党宣言》提议将工人组成明确的阶级，并主张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中。除此之外，她还是当年新闻中的奇女子——生活窘迫、婚姻不幸、差点被丈夫枪杀……在那个没有离婚法的年代，深受婚姻折磨的她尤其关注妇女的生存状况与权益。

本文摘自米歇尔·维诺克著《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吕一民、沈衡 、 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从贵族后代到“贱民”

弗洛拉·特里斯坦被记入19世纪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无法摆脱她出生时的状况。她的母亲为法国人，名叫泰雷兹·莱内，在西班牙毕尔巴鄂遇到她的西班牙父亲唐马里亚诺·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上校，当时，她的母亲正在那里躲避法国大革命的风潮。他们的结合得到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拒绝宣誓的教士的祝福，后者也是流亡者。但是，他们没有补办结婚手续，上校甚至没有告知西班牙当局，这一疏忽将对小弗洛拉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小弗洛拉是1803年在巴黎降临于世的，在她出生前一年，唐马里亚诺一俟革命风潮平息，即偕同妻子在巴黎安家。上校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对惬意：作为格拉纳达大主教的侄子，他属于秘鲁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个由圣马丁领导的秘鲁注定在1823年宣布独立。但是，唐马里亚诺在1808年突然死亡，没有给泰雷兹留下他与她已经以合法手续结婚的证据，甚至没有立过遗嘱。当时，法国正与西班牙交战，产业管理部门鉴于他们不存在合法婚姻，查封了特里斯坦在沃吉拉尔购置的房产。母亲与她的孩子不得不到乡下栖身，在那里，弗洛拉一直住到她弟弟去世。

之后，泰雷兹带着她15岁的女儿回到巴黎，在距莫贝尔广场不远的弗阿尔街安顿下来。这一街区当时脏乱不堪，它被比埃夫勒河流出的污秽所污染——如前所述，这条河流已被医生揭露——名声不佳，是个适合在后来激发《巴黎的秘密》创作激情的盗贼窝。尽管反复向秘鲁方面发出求助的呼吁，特里斯坦夫人及其女儿仍旧穷困潦倒地住在此处的一间陋室里。

对于特里斯坦夫人来说，弗洛拉与一位富裕的男人结婚，无疑是对付穷困潦倒的上乘之策。弗洛拉没有嫁妆，但她拥有美貌。15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也爱她，两人已经在谈婚论嫁。但是，这一切戛然而止，因为特里斯坦夫人再次无法证明弗洛拉是婚生子女。又一位求婚者出现，这次是她的老板。虽然弗洛拉具有资产阶级的教养，但她实际上没受过多少教育，不太懂拼写规则。但是，她有绘画天赋，这使她得以作为调色工受雇于画家安托万·夏扎尔的兄弟、石版印刷的镌版匠安德烈·夏扎尔的雕刻室。只有23岁的安德烈·夏扎尔很快爱上了这位比他小6岁的漂亮女工。如果说人们相信她后来的相关证词，即弗洛拉并不怎么喜欢他的话，那么她就是在母亲的鼓动下接受了这位多情求婚者。

婚礼在1821年2月举行。在与安德烈·夏扎尔在佛塞－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即当今的旧喜剧院街）的一套简朴住房里共度的4年生活里，弗洛拉生下了两个男孩，只有一个活了下来。但是，时隔不久，雕刻匠与上校的女儿显然已不太情投意合。她性子急，容易冲动，脾气暴躁，罗曼蒂克，倾向于瞧不起“小资产阶级”缺乏教育而且还缺乏财产的伴侣。后来，弗洛拉·夏扎尔在法官面前指控说，她的丈夫——但丈夫否认有这回事——曾建议她为改善家庭财政状况去卖淫。她说，她正是从那一刻起决心与之一刀两断。1825年，怀上第3个孩子的弗洛拉离开了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家。在生下了个女儿后——这位名叫阿利娜的女儿后来成了画家保尔·高更的母亲——她把孩子交给特里斯坦夫人照看，自己出去找工作，并最终作为贴身女佣受雇于一户英国人家庭，这户人家使她首次出行英国。我们于是失去了她的行踪。她可能曾在不同的外国人家庭中充当侍女。1828年，她提出了与没有经济来源的安德烈·夏扎尔分割财产的要求。

这一不幸的婚姻生活使弗洛拉成了一位“贱民”。第二种耻辱被加到了第一种耻辱之上，因为自1816年起离婚不再合法，她成了一个不可能再合法结婚的分居女子。1829年回到巴黎的她，依靠从事远洋航行的船长扎沙里·夏布里埃的帮忙，得知她叔叔皮奥·德·特里斯坦的行踪，并决定写信给他，请他提供“保护”。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她在信中附上了洗礼证书的摘抄，并提到对有“解放者”之称的西蒙·玻利瓦尔的回忆，后者是她父亲的老熟人。直至1830年底她才等到回音。皮奥叔叔（她既没有向他承认曾结过婚，更没有承认已经分居）同意帮助她，但拒绝了她想要继承部分遗产的要求，因为她无法证明其父母的婚姻。

弗洛拉·特里斯坦

《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

在解决了照看还待在她身边的孩子问题后（儿子欧内斯特已交给要这孩子的父亲，阿利娜则被放在一家远离巴黎的寄宿学校），弗洛拉·夏扎尔重新变回弗洛拉·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于1833年4月1日在波尔多登上前往秘鲁的“墨西哥人”号，船长正是扎沙里·夏布里埃。她在一年多后才从拉丁美洲回来。弗洛拉已经充满意外事件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独特经历。在没完没了的航行（在这期间她不得不拒绝那位船长的求婚）结束之后，她在阿雷基帕受到父亲家人先庄重后热情的接待。她当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被不断发生的政变搅乱的后殖民统治的社会，发现有人热衷于冷酷无情的社会不平等。得到全家人关爱的她，张开眼睛去审视这个国家的弊病：奴隶制、教会的害处、人民愚钝、对妇女的束缚。凡此种种，皆成了《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的素材。然而，在所期待的遗产上一无所获的她，却从皮奥叔叔那里得到一笔抚恤金的允诺。在回国时，这一场最初的旅行为她增色不少，这次旅行使她得以扩大对世界的观察，并把焦点从她个人的困难转到了人类的苦难。

回国后不久，弗洛拉发表了小册子《善待外国妇女之必要性》，在女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义上，人们从这一小册子中看到了她思想的成熟。她提出，为了取得应赋予妇女的地位，应当建立妇女协会，同时倡导社会主义和超越国家。她当时还大着胆子去见傅立叶。我们对这次会见一无所知，但她写到了他：“先生，我冒昧地请求您，当您觉得需要一位忠实的人时能想起我。我可以向您担保，您将在我身上发现一种与我性别不甚相符的力量、一种行善的需要，以及对所有助我成长的人表示的深切谢意。”傅立叶有两次试图见她均没有成功。弗洛拉闻讯后通过一封写于1835年10月11日的信向他吐露，她正在经受家中的“麻烦事”，这些麻烦事使她不能告知别人她和女儿已从夏巴纳街搬到谢尔什－米迪街。

在巴黎，弗洛拉实际上重新陷入了与夏扎尔的纠纷，后者追踪她已有两年。一封匿名信向夏扎尔泄露了她的住址，他守候在街上并劫持了阿利娜。于是，两人开始了一长串争执，在这期间，他们大肆谩骂并被带到警察分局，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试图把孩子据为己有。根据国王代理人的提议，阿利娜被放在巴黎阿萨街的一所寄宿学校里，由其父亲和母亲轮流前去看她。这一妥协并不有用，因为夏扎尔在1836年7月再次劫持了女儿，后者逃了出来，并与已搬至巴克街的母亲会合。

尽管家事乱成一团，弗洛拉还是挤出时间用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理论孕育她的思想。傅立叶去世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门徒在维克多·孔西得朗的领导下创办了《法郎吉》。弗洛拉给该报寄去一封信，此信发表于1836年9月1日，对傅立叶主义在社会问题要求有具体决心时却无所事事提出了批评。弗洛拉由于《法郎吉》在发表她的信时配发了长篇评论而更加坚定，尽管不断面临夫妻生活方面的挫折，但她仍继续她的工作。她为多家杂志撰文，并在1838年初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摆到了书店，此书是一部伴有对秘鲁研究的自传（它使皮奥叔叔取消了给她的抚恤金），题词写道：“上帝，真诚，自由！”伴随着此书的问世，弗洛拉获得了最初的声誉。

弗洛拉·特里斯坦在巴黎集会上号召女性解放自身

升级的“夫妻之战”

夫妻之战的“连载小说”并未就此停止。小阿利娜继续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事情已经超出业已加剧的可怕暴力的范围，根据小女孩的说法，她还处在父亲乱伦的侵害之中。这一指责导致夏扎尔被捕。受侮辱的夏扎尔写了一份诉状，并在诉状中指控妻子与有钱人私通。因为缺乏乱伦的证据，他获得了自由，但是，涉及法律上分居的争吵仍在持续。法庭最终对分居做出如下判决：欧内斯特交由父亲照看，阿利娜送入一家由父母双方共同选定的寄宿学校。实际上，这一判决未被执行，阿利娜仍然待在母亲身边，欧内斯特则由外祖母照看。

夏扎尔以为，已成为作家的弗洛拉经常与颇有地位的人来往，受益于他们的支持。深感被不公正折磨的他，逐渐在脑子里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干掉这个使他不幸的女人。在此期间，弗洛拉忙于撰写一份要求恢复离婚合法的请愿书：离婚曾被列入拿破仑法典，但复辟王朝根据博纳尔的提议，在1816年5月8日取消了离婚，只保留分居。在法国，由于离婚是大革命的遗产，这一问题遂成了政治问题。在七月王朝时期，恢复离婚的法案已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贵族院遇到顽固反对。弗洛拉现身说法，揭露这一极不公正的法律会败坏社会道德：“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独自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孩子。这种负担少有妇女能够承担。她们中不太有人接受过适合于职业的教育，因而，当没有财产的她们被丈夫遗弃或被迫与丈夫分居时，她们新组成的家庭将因这一法律成为非法关系，因为这项法律不允许她们重新合法地确定能确保孩子受到父亲保护的婚姻……”

1838年6月，夏扎尔买了两把手枪、一些子弹和火药。特里斯坦夫人从朋友那里获悉女婿的阴险计划，即把欧内斯特送回他父亲那里。但这一善意的行为并没有使这名已经发狂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的男子放下武器。弗洛拉惊恐不安。9月10日，夏扎尔离开在蒙马特尔的住所，带着手枪来到巴克街，伺机出击。他一看到妻子就迎上前去开枪。受伤的弗洛拉倒了下去，见他还有第二把手枪，她重新站起来，冲进一家小店铺，而他则先是被邻居们制服，继而被警方逮捕。

弗洛拉·特里斯坦左胸下方中了一发子弹，吐了血，要十来天才能脱离危险。但是，医生无法取出弹丸。这条社会新闻引起公众对这位奇女子的关注，各种报纸重新谈论《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该书的第二版已在销售。鉴于夏扎尔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弗洛拉·特里斯坦当时向众议院发出旨在废除死刑的请愿。以试图谋杀而被传唤的夏扎尔在1839年1月31日和2月1日出庭，一群被这起非同寻常的事件吸引的人在场观看。夏扎尔全神贯注地读了辩护理由。尽管有那样的举动，他还是让人产生同情。如此之多显见的仇恨，必然显露出过多的痛苦和耻辱。与此同时，他以平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他辩护的是年轻律师儒勒·法夫尔，此人是未来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当时，他力图让弗洛拉处于不利的境地。他利用《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一书，说这种“长途跋涉”伤害了他的当事人，而且其中的一些片段透露出弗洛拉在与人私通。弗洛拉先是克制自己，继而奋起反对这位律师，庭长不得不干预。一些前来对被告表示同情的证人描述了他妻子的暴躁性格。尽管如此，在经过两次长时间的庭审后，夏扎尔依旧被判处20年的苦役，但这一判决不久被减刑为20年监禁。有一种比离婚的历史更糟的历史，那就是禁止离婚的历史。这两种历史直到1884年《离婚法》颁布才得以交替。

弗洛拉·特里斯坦屋子门口的牌子

“引导人类的女人”

在36岁摆脱痛苦夫妻生活的弗洛拉·特里斯坦，成了全身心投入巴黎文学界活动的人物之一。她在1838年底发表了首部也是唯一一部小说《梅菲斯》，这部小说使她跻身社会浪漫主义的高手之列。该书题目借用女主人公之名，她是个美貌的安达卢西亚人，为她所热爱的人带去通过妇女使人类获得赎救的启示。过分荒诞的情节为描述有点善恶二元论色彩的社会场景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情节中，善良的无产者与凶恶的耶稣会士、卑劣的英国爵士与厚颜无耻的法国公爵、小侯爵与苦役犯、神秘与诱惑、女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信仰的表白与自传的细节等等交织在一起，里面的偶然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重逢吸引了读者。

小说的确不是她的志向所在，虽然弗洛拉·特里斯坦在传播政治与社会说教时任意驰骋的想象符合当时的口味，并预示着欧仁·苏与大仲马通俗小说的出现，但她真正拿手的是通讯报道。她懂得观察和记录所访问国家的习俗、社会仪式、美好与丑陋之处。人们在她对秘鲁的描述中看到了这一切，人们还在她最吸引人的书之一《漫步伦敦》中再次发现了这一点。这本书是她又对英国进行访问，即在1839年对英国进行第四次访问之后撰写的，发表于1840年。热衷于到处收集真相的弗洛拉·特里斯坦披露了一项专心致志的调查结果，这一调查是在英国社会各个阶层、首都各个角落进行的，丝毫没有隐瞒贫困和丑恶。她机灵而确切地描绘出英国社会场景的残酷，但并没有夸张讽刺或渲染悲惨：在她严肃的愿望中，从来找不到多愁善感。她质疑英国的贵族制及其帝国主义，描绘了处在一种“推至极限”的劳动分工法则支配下的工人状况。她写道：“在我看来，奴隶制并非是我了解英国工人阶级以来人类最大的不幸。奴隶一生都在确认自己的面包，并在生病时得到关照，但在英国工人和老板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纽带。如果老板没有派活，工人就得饿死；如果工人病了，就会死在麦秆铺就的简陋的床上，不然就是在快死时被一家医院接收，而这是一种厚待。如果他老了，如果他因为一场事故残疾了，人们就会将他打发，而他只得偷偷摸摸地乞讨，因为害怕被逮捕。这种状态是可怕的，为了忍受这种状态，应当假设工人有超人的勇气或完全麻木不仁。”

她的书也揭示了英国各种阶级的妇女状况。她赞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在著作《为妇女权利而辩》中提出的观点：“她希望两性在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上平等，在就业上平等，所有人均享有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双方可随意离婚。”弗洛拉·特里斯坦展示了卖淫的祸患。卖淫的发展尤其得归咎于有利于男性的继承法，从更广泛角度来看，则应归咎于许多英国女人的极端贫困。她毫不犹豫地描述了以下场面：在专门俱乐部里，统治阶级的男士以最无耻的方式调戏少女，“在最后阶段，会有各种娱乐……最受欢迎的一种是把一名少女灌得醉如烂泥，然后人们让她喝醋，这些醋里掺进了芥末和胡椒粉，这些不幸少女的痉挛、扭曲引起笑声，并让上流社会得到无限的娱乐”。

弗洛拉·特里斯坦也访问了一些监狱，如纽卡特、科尔德贝斯菲尔德、佩尼顿谢尔里监狱等等。她叙述了对在押犯的当众羞辱，对人们没有力求消灭产生罪犯的原因而是虐待犯人感到愤慨。这些罪犯产生的原因是：金钱的傲慢统治，穷奢极欲与极端贫困的共同存在，禁止离婚成了已变成冤家的配偶手中的武器，“折磨未婚先孕少女的野蛮和过激的偏见”，“溺婴、卖淫和偷窃”妇女的命运。她同情地描述了圣吉尔堂区的爱尔兰人区——光着脚在这个肮脏场所的恶臭污泥中行走的“男人、女人、孩子”，没有门窗的住处，无法忍受的贫困——以此指责马尔萨斯和英国经济学家的流派：“由此，在英国，拥有听众的道德学家、国务活动家在消除贫困方面，只指出了一种方式，即规定人民要‘挨饿’，禁止其结婚，并把新生婴儿扔进阴沟。根据他们的看法，婚姻必须只允许‘富裕的人’享有，对被遗弃的孩子，不应该有任何收容所……”

在报刊上被广泛评论的《一个贱民的长途跋涉》使作者拥有严谨可靠的声望。其有两个版本在同一年里相继推出；这两个版本在1842年继续存在，其中有一个是题献给“工人阶级”的“普及版”，内称：“劳动者们，我把我的书献给你们所有人，正是为了让你们知晓自己的状况，我才写了这本书。因而，它属于你们。”弗洛拉·特里斯坦并未仅仅只对英国发出愤怒的呐喊，她意欲捍卫的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

这本书发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呼声，被《平民闹市》这样的工人报纸热情欢迎，作者是一位时常在巴克街举办沙龙的典雅女人。有“批评家的王子”之称的儒勒·雅南在她去世后不久曾这样描述道：“如果令人赞叹和漂亮可以并行不悖，她可谓漂亮得令人赞叹。她具有优雅的身材、骄傲与机灵的头脑、充满东方式热情的眼睛、一头可充当披风的长长黑发。这是位在头发光泽下显得脸色苍白的美女，年轻与机敏融合在这张热衷于使所有人激动的脸上，她的牙齿洁白、晶莹、整齐，她的姿态优雅，步态坚定，服装朴素。她是多么年轻，以至于人们立即明白，她无须再为取悦于人或让人觉得她美而担心，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被遗忘，抑或是被蔑视的情感……”阿诺德·鲁奇，一位定居在巴黎、经常光顾弗洛拉·特里斯坦沙龙的德国黑格尔学派成员，也向我们描述了她在家中举行作家、哲学家、活动分子、工人之间的讨论时无可抗拒的魅力。

正是在那时，弗洛拉·特里斯坦确信自己命中注定负有这样一项使命，即充当她小说中的梅菲斯宣告的“引导人类的女人”。她没有把妇女事业与无产阶级的事业分开。她的推理看起来并不复杂：存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这些工人彼此分离，分散在同行工会的空间和情境之中，他们的悲惨处境与这种分裂、缺乏团结有关。鉴于此，应当组织工人阶级。拒绝接受傅立叶主义微型社会的她，呼唤一种总体计划，通过这一总体计划，无产者将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阶级，从此以后有能力去要求他们的种种权利，尤其是居于首位的劳动权。应当通过男女工人的普遍联合来对付普遍贫困，这一普遍联合的目标如下：第一，构成工人阶级紧密、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第二，让每个工人自愿凑份子钱，使工人联盟拥有一笔巨大资金；第三，借助这笔资金取得一种真实的权力，即金钱的权力；第四，利用这种权力预防贫困，并从根本上铲除邪恶，后者的途径是给工人阶级子女提供踏实、合理的教育，使他们通过这种教育成为有知识、讲道理、有智慧并能胜任其工作的男女；第五，如同劳动应该如此那样，极大地、理所当然地对劳动予以奖赏。”

……

弗洛拉·特里斯坦开始到处游说。她在1844年4月为环游全法离开巴黎。她在这次旅程当中将借助一种传道般的迅猛，唤醒那些昏昏欲睡的人。她在日记中记载道：“4月12日，上午4点钟，我起来从事一项美好与高贵的使命，选择我从事这项使命的是极其善良的上帝。我感到，在我身上如同有一种神圣的恩惠笼罩着我、吸引着我，把我带入另一种生活。我尚未找到能确切梳理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的表达方式。这是某种伟大、高贵和具有宗教性的事物，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达到其顶点的热情，甚至可以通过这种热情达到一种超人的状态即平静……当蒸汽船驶远，巴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内在的声音对我说，相信你的使命，在巴黎这一法兰西的头脑撒播你的思想之后，前去法兰西的肢体即远方的城市去撒播这种使人再生的伟大思想：劳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