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闲话“眠雨堂镇库之物”

多年前读唐弢著《晦庵书话》，印象深的是他把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视为“眠雨堂镇库之物”。他说“书固良佳，而罕见亦一端焉”。唐弢是新文学书籍收藏第一人，媲之于篮球界的迈克尔·乔丹，他钦定的镇库之物，当然雍容华贵。

在回忆许广平的文章《景宋先生》里，唐弢道出获得此书的经过：

鲁迅先生印造《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出书，手自经营，整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部书初版宣纸线装，共印一百零三部，其中三十三部公开发售，余下七十部由鲁迅先生分赠国内外图书馆、美术馆、专家、画师和挚友。印数奇少，极为难得。我那时对美术正有兴趣，在书店里买不到，也确实不知道印得这样少，幼稚无知，贸然去要。鲁迅先生于八月二十日复信说：“《珂勒惠支画集》印造不多，存寓定为分送者，早已净尽，无以报命，至歉，容他日设法耳。”当时已有传说鲁迅先生决定将这部书缩小版式，减低成本，仿照《柏林生活素描》的办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所谓“容他日设法”，我以为指的是这个，心里也就十分满足了。不料过了些时，他却将一册亲笔题上“十二”两字的线装编号本，由景宋同志亲自送到我手里。事情完全出于意料之外。

原来这部唐弢藏本深埋着这么一个求而不得，最终又得偿所愿的曲折故事。这是鲁迅生前编印的最后一种书，当年十月，迅翁即溘然长逝。书上“十二”两字为贤者手泽，睹物思人，难怪唐弢先生奉为至宝。

唐弢的两万多册藏书，后来尽归中国现代文学馆。2005年从这批捐赠里挑出二百种精品，由于润琦编成一册图文并茂的《唐弢藏书》，收录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但书中说“此唐弢收藏本为第七十二号”。与前引文中所说“十二号”不符。当时我就产生疑问，是《唐弢藏书》著录有误，把十二误印成七十二，还是唐弢藏有不只一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书要印一百零三部，而不是一百部？一零三，奇怪的数字。

后来翻鲁迅日记，大致把第二个问题想明白了。唐弢说的没错，这部版画集不是简单地由作者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即可静候佳音，它确实是鲁迅辛辛苦苦的“手自经营”。

要印此书，第一步是收集版画原作。然后把原作交给郑振铎。鲁迅委托他联系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印刷所，用珂罗版印成散页。“夜振铎来并携来翻印之珂勒惠支版画二十一种，每种百枚，工钱及纸费共百五十一元。”（《鲁迅日记》1936年1月11日）之后请史沫特莱作序介绍画家，由茅盾翻译成中文。5月3日晚上，鲁迅“往九华堂买次单宣三十五张，抄更纸十六刀，共泉二十五元三角六分”，用来做版画集的序、目，及衬页之用。第二天，鲁迅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吴朗西写信“《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二篇之后，拟用自笔署名，今寄上字稿，乞费神代制锌版，制成后留尊处，寄下印本，当于校时粘入，由先生并版交与印刷局也。”5月18日又寄一信：“今送上六尺云化宣纸一百零五张，暂存社内，俟序文校毕后应用。印时要多印五张，以便换去印得不好的页子的。”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鲁迅本来打算印一百部，因担心有次品，所以多预备了五份宣纸。大概最后只有两部质量不达标被废弃，所以成就了一百零三这个数字。

从这天晚上开始，鲁迅出现持续的低烧症状，到6月初则严重到连日记都无力继续了。6月30日，病情稍见好转，他又立即投入工作。7月2日：“得吴朗西信并《珂氏版画集序》印本百余枚。”7月3日：“上午略整理《珂勒惠支版画集》。”7月7日“三弟为买瓷青纸百五枚，直十元”。（做版画集的封面用）鲁迅在日记里说的“整理”二字，黄源曾有一文述其实况。他说，在一个酷热的下午，见到鲁迅“穿了一身短衫裤，显着瘦骨棱棱的四肢，正弯着腰在折叠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鲁迅也自道：“自己一家人衬纸并检查缺页等，费力颇不少。”（致曹白信）一个体重不到八十斤的危重病人，仍为了制作书籍亲力亲为。7月下旬书成，鲁迅开始分赠友人。同时把三十三部售卖本委托内山书店销售。8月2日，鲁迅给茅盾写信，谈及销售情况：“此书在书店卖廉价一星期（二元五角，七月底止），约销去十本，中国人买者三本而已。同胞往往看一看就不要。”此书定价三元二角，二元五角相当于七八折。

再给鲁迅先生算笔帐。此书成本为版画印刷费加纸张费一百五十一元，序目衬页纸张费二十五元三角六分，封面瓷青纸费用十元。共计一百八十六元三角六分。这还不包括购买版画原作的费用，以及序目的印刷费，书的装订费。收入呢，按三十三本算。其中十本是打折销售，共得二十五元。其余二十三本按定价算，共七十三元六角（有些还是鲁迅自购，请受赠者凭条子去内山书店自取的）。合计九十八元六角。这些收入肯定还要给内山书店提成。算下来，迅翁净亏损百元以上。先生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版画事业。

内山书店的销售情况低于预期，赠送本则一扫而空。从《鲁迅全集》所收书信可查到，除了唐弢，鲁迅至少给杨霁云、康小行、王冶秋、唐诃、费明君等五位索书者回信表示书已无存。

读姜德明的《琉璃厂寻梦》一文，知道这五位当中，身居高位的王冶秋后来终于花二十元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因为品相不好，又花了十元请修书师傅整旧如新。

鲁迅托武者小路实笃送给当时在柏林的作者凯绥·珂勒惠支那一部。这部书想来已在二次大战的空袭中化为灰烬了。

现在能够查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尚有如下几部：

鲁迅送毛泽东本，编号九十五。书抵延安后，毛泽东转交中共中央宣传部，后由鲁艺木刻教员胡一川保存。1981年，胡一川将其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许寿裳藏本，即题词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的那部。解放后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从上海旧书店购得，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

吴朗西藏本，编号八十二。1987年，由吴朗西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路易·艾黎藏本，编号十八，现藏绍兴鲁迅纪念馆。

版画家力群藏本，现藏绍兴鲁迅纪念馆。

签赠给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即最后给鲁迅治病者）的那部，编号为四十八，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又从一篇访谈中读到，版画家戎戈也藏有一部。

此外，2009年德宝公司的春季拍卖会上还曾出现过一部版画家吕蒙旧藏本，编号六十七。谢其章《搜书札记》里记载：“晚陆昕电话，他电话委托拍到《周作人书信》，4900元。周启晋58000元拍得《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在另一篇文章《旧书收藏的若干问题》中再次提及：“还是这场德宝的拍卖，万众瞩目的鲁迅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年上海三闲书屋初版），此书存世寥寥（只印一百零三本，‘内四十本为赠送本，三十本在国外，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还是编号本（‘第六七本’），由鲁迅亲笔书写，这么一本沾渥迅翁手泽的珍本书，怎么估价也不为过（藏书家唐弢和何挹彭都专文提到这本版画集，唐弢说‘书固良佳，而罕见亦一端焉’）。可是‘世所罕见’并未带来‘罕世之价’，最后仅拍卖6.4万元（含佣金），离人们所期待的六位数相差很远。如此惊鸿一瞥之珍品，再见不知何年。”

意外的是，八年后，该画集再度现身。这次是在嘉德公司。这场拍卖里有不少唐弢旧藏的平装书，大概是未游进现代文学馆的漏网之鱼。这部书，图录上仅有一张封面图片，提要则简而又简著录为“版画选集”四字，再无更多信息。我还以为是198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做的复制本（那批复制本所用底本即编号七十二的《唐弢藏书》中那本）。看预展时，调出一看，竟是三闲书屋的原版。赖唐弢先生精心护持，书品完好如新，书名页上端端正正盖着“晦庵唐弢藏书”朱文印。再看版权页，鲁迅先生亲笔填写的编号“十二”赫然在目。这不就是唐弢在文章里提到的，由许广平亲手赠与的那部“眠雨堂镇库之物”吗？原来唐弢真的有不止一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大概很多人并未注意到这件拍品。拍卖当天，场面寂寥。只有右前方长发飘逸的胡从经先生和我两个人举牌。马未嘶鸣，战犹未酣，即以三万元落槌。眠雨堂镇库之物竟归我有。我何人哉，得以微尘附之华岳。

结了账，从国际饭店出来，天已全黑。我怀抱这部开本硕大的宝物，踏着月光，唱着歌，步履迷踪，如上将凯旋，找不着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