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一位历史地理学者眼中的三线企业

口述者简介

蓝勇，男，1962年生，四川泸州人。现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中国人文田野》《中国图像史学》主编。其父母曾在一家三线企业——宜宾豆坝电厂工作，蓝勇的少年时期也在电厂中度过。

一、跟随父母支援建设

我父亲是泸州人，1933年生；母亲是自贡市富顺县人，1936年生。他们最初都在泸州电厂工作，1966年从泸州调到自贡川南电力局工作过两年，1968年因支援三线建设再调到宜宾的豆坝电厂。在自贡川南电力局时，我爸爸妈妈都是做行政工作的。调到豆坝电厂后，我妈妈在劳资科做机关工作；我父亲到了修配车间，开始当工人，后来当车间主任，再后来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当厂工会主席。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到豆坝电厂时，姐姐在读小学，妹妹是后来才过来的，因为她留在泸州读幼儿园，没有跟我们一起过来。（豆坝电厂）那个地方没有幼儿园，我们是在朝阳公社的朝阳小学读书，它属于农村小学，所以我是从一个农村小学读出来的。

少年时的蓝勇在金沙江畔（背景为豆坝电厂）

那时候，我父亲、母亲他们那一批人从泸州、宜宾的电力部门到这边来参加工作时，对他们的动员方式就是宣传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我父母的内心里面肯定真心是想去支援国家建设的，排除少部分人有自己的想法，早期那批人大都是出自内心的向往，怀着单纯的念头去的。我们父母确实是响应这种号召，主动去报名的。我记得后来有段时间，母亲也曾埋怨过父亲当时冲动，跑到大山里面去,影响了后人的发展。今天来看肯定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在那个时代也是很正常的。

二、西南最大的火电厂

豆坝电厂是1966年开工建设的，建成投产的时候是1970年。当时它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火电厂，有两台五万机组的火力发电机，一共是十万机组，十万机组今天看来很小，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却是西南最大的火电厂。

豆坝电厂内的火力发电机

豆坝电厂的建设主要是依靠东北电力三公司援建的。从东电三公司抽调了一批人，但当时人手仍不够，又从四川的电力企业里面抽调了一批人，我们就属于四川地区抽调的那批人，（来源）包括泸州电厂、川南供电局、宜宾电厂等。电厂建好以后，东电三公司的人除了个别人留下来，大部分都回东北了。后来也招了本土的一批人，因此留下的就是四川招的人为主。

“文革”对豆坝电厂造成的冲击肯定有，那时候全国的冲击都大，但三线建设特殊,并没有导致停产停建，“抓革命、促生产”可能在三线建设中体现得最明显。当时有几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第一件，那时候整天都是游行，遇到什么事就是游行，特别是给毛主席送芒果的游行，三线建设的大山之中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芒果这种水果，更没有见过芒果，以为全世界只有一个芒果，所以才只能送给毛主席吃。第二件冲击很深的是武斗，武斗当时最厉害的是重庆、达县，然后是泸州，宜宾和泸州之间也打。当时武斗也波及到电厂，甚至出现一派藏在居民楼中，另一派想将整栋楼都炸了的事情。但是电厂建设和生产是没有中断的，因为电厂周边有核工业部的812，不能把电力生产停下来。当时厂里经常出事故，遇到半夜出什么事故，我爸爸等工人就马上冲出去抢救了。

豆坝电厂是这样建起来的：六十年代整个西南地区的电力很紧张，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公司建立以后，加上川南宜宾那一带还有核工业的812，因此很缺电。当时水电不发达，火电是主体，豆坝电厂建到那个地方，是三线建设的需要。

豆坝离宜宾市大概有二三十公里，正好就是四川盆地的边缘，进入了山地，紧靠着云南，所以那个地方是符合当时三线建设“进山”要求的。建火电厂有很多地理条件上的要求，必须要靠近大江大河，因为它需要水的循环，也要是煤炭资源比较富有的地方，川南有个珙县煤矿，所以当时就选择了金沙江边的豆坝。电厂距宜宾市大概二三十公里，它的位置相对于其他三线企业来说没有那么偏僻，它不是军工企业，军工企业一般就比较偏，它只是发电的辅助企业，可是它后面的山还是很高的，背后是山，江对面也是山。后来学了历史才知道，豆坝原来称为窦坝，是因为清代当地的大姓窦姓而得名。

金沙江边的豆坝电厂

电厂所在地在当时的宜宾县安边镇朝阳公社，交通状况不是很好。记得我们第一次到的时候，正好是一天晚上，我们坐的那种带“鼻子”的解放牌货车，从自贡出发，坐了很久，到了宜宾后，还坐了至少一两个小时才开到，从早上坐到了晚上。厂建在山里面，凭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沿着金沙江边修公路，如果沿着江边修的话，宜宾到豆坝路程就只有二十公里左右。但是当时没有修旱桥那种技术，只能沿着山上绕，绕了至少十公里的路程。

但是与其他三线建设企业相比,豆坝电厂与外界的交通相对还算不错的，除了公路外，还有铁路和水路。当时修从内江到昆明的铁路，只修到了安边，就依靠那条铁路来运煤。我们小时候，出去大都是坐火车，坐到宜宾，也可以坐到内江、重庆。不过,当时火车站离电厂有一段距离,如果是早晚乘车，要完全摸黑走乡村路,特别害怕黑暗中狗突然出现。煤炭是通过铁路运进来的,缺煤的时候有时还用汽车运输。豆坝在金沙江边，走水路的话，下可达宜宾、泸州，上可达屏山县新市镇，水路交通还好。当时金沙江上的客运主要是机动船,但货运则是木船和机动船并用。

电厂建在那里，对周围环境肯定有各种影响。当时电厂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烟囱的烟尘，这些灰尘对我们的生活和周边居住的农民都是有影响的。但周围的居民少有反映过污染这个问题，第一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环境意识，第二是老乡也觉得这个厂的建立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三、企业内部的地域差别

豆坝电厂当时职工来源分为三类：东北过来的那批电力人、四川各电厂与电力局抽调过去的那批人、招收进厂的当地农民和退伍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进来就很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从东北过来的那一批人他们参与了电厂厂房、机电这一块儿的修建，主要是机电这一块。建好后还需要试运行，发电后他们才走的，走的也不是一批的，而是陆陆续续走的。建厂的时候，东北人的比例很大，建好后就回东北去了，只有很少部分留下来。他们大部分是1966年建厂的时候来的，差不多是1975年前后回去的，大概不到十年。我们那些东北同学，基本上是从他们三、四岁的时候就随父母到了豆坝，大约是十三四岁时就回东北去了，初中还没毕业就回去了。大部分都回去了，只有很少一部分留下来了。

1975年宜宾县朝阳中学送别东电同学时的合影

在生活、文化上，他们与本地人有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时装、观念这些方面都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国东北地区在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超过西南地区，东电人的风尚更为现代时尚。当时有姓唐的一家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很时尚，他们很注重打扮，很注重吃，但在当时来看，人们觉得他们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具有反动的思想，当时觉得他们这样是不行的，潜意识里面觉得那是腐朽的。今天看来很时尚的，那个时候觉得他们都是另类。在生活习俗方面，跟本地也不一样，当时觉得东北女人斤斤计较，好像没四川这边的人豪爽。东北人有个特点，就是北方的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女性一般持家，买菜时和当地人斤斤计较，这跟四川的风俗不完全一样，四川的许多男人也主持家务。我们父母都做家务，父亲做饭做得更好一些。

东北人在这边呆的十年期间，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受到四川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也是相互影响的。比如，我们东北同学后来都是可以吃辣椒的，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川菜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同时东北的一些饮食习惯也影响着我们，如习惯了经常包饺子，只是当时肉少，多是用素菜和鸡蛋做馅。

东电人他们讲的语言是东北腔的普通话，他们一直不讲四川话，但是他们逐渐听懂了四川话。他们跟我们交流时都用东北普通话，我们跟他们交流是用四川话。我们电厂没有形成一个厂矿普通话，主要是因为建设好后他们就走了，留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我们厂里公共语言还是四川话，这是比较特殊的。不过留下来的这些人还是坚持说东北腔的普通话，一直到现在退休了也还是这样。他们的后代虽然能说普遍话，但是在社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四川话，因为这个厂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四川当地的。

说起厂内的婚姻状况，职工的配偶来源更多的是本厂内部，和外面结婚的少，这与其他三线建设企业的特点相同。我的姐姐、妹妹都是本厂内部解决的，我姐夫就是厂里面的，我妹夫也是厂里面的，只是现在妹妹和妹夫迁出来了，姐姐和姐夫现在还在后来的黄桷庄电厂里。双职工的比例是很高的。好象男职工找对象难的问题不是很明显，因为豆坝离宜宾县城和宜宾市并不太远，后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也在外面找对象，如八十年代和宜宾城市里面其他单位的结婚。当然也有个别找附近农村的人结婚的。总的来说，厂里婚姻的主体还是双职工。

豆坝电厂修配车间前的工人们

我们厂配套的学校建得很晚。后来也建了子弟校，但是历史很短。子弟校大概是在改革开放后建的，但是建后不久就垮了，因为生源、师资都保证不了。除了学校外，电影院、游泳池、篮球场、医院、招待所、职工食堂都是有的，形成了一条商业街，有供销社、饭店和自由市场，所以当时厂里面的“小社会”特点还是很明显的。

电厂最初没有自由市场，是后来才有的自由市场。最初我们买东西都是去安边镇朝阳公社豆坝场购物，场上有一个供销社、屠宰场、供销社饭店和粮站，还有一两家私人小商店。有时也到附近乡镇赶场，如到安边镇、冠英场，有时还到宜宾县柏树溪、宜宾市购物。豆坝场上有个粮站，可以在那里买米，那个时候用粮票，商店不卖米，买油买米都是在粮站。其他的比如说猪肉，供销社里面有，供销社不卖菜，蔬菜的话当时农民单家独户在卖。我们那个时候吃肉是凭票，一个月每个人一斤肉，一个月就吃一两次肉。那时候私人是不准卖肉的，只有偷偷卖。农民喂猪，不能自己杀，要拿到公社的屠宰场去杀，杀了之后公社和个人各一半，但这一半拿回去基本上都不够自己吃，卖出来的就很少，严格地说是不准卖的，只能自己吃。记得我们厂里为当时喂猪的农户提供吃剩了的潲水，所以每年杀猪的时候都可以分到一块肉。父亲经常在附近的农村池塘、小河中钓鱼改善生活，只是当时缺乏油脂烹饪，人们对吃鱼并不是十分感兴趣。当时金沙江中的鱼类也相当多，如中华鲟、黄辣丁等。记得有一次电厂打到几条中华鲟，大得不得了，用拖拉机才拉得动，职工们都分了鱼肉吃。有一次，我们用雷管在江边一次就炸出十多条黄辣丁。当时电厂附近水田中的小鱼小虾特别多，我们经常捞来煎着吃。

电厂在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化娱乐还比较传统。那个时候乒乓球和篮球是主要的体育活动，其它娱乐主要是打扑克牌，麻将那个时候都没有流行。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跳舞，以前都是不行的。最早的时候看电影是看坝坝电影，八十年代以后才修的电影院。我记得电影类型的话，早期基本只能看样板戏。歌舞方面，之前我们会跳长征组歌、忠字舞等，也参加了红灯记、沙家浜等演出。那时候小孩子除了打乒乓，还有其他传统的游戏，比如滚铁环、丢沙袋、跳绳之类。

四、企业与当地的互动及影响

电厂建起来后，有活动的时候，会把我们电厂与当地政府和其他企业连接起来，进行一些交往。比如地方开运动会，我们往往会参加，我姐姐就代表过宜宾县篮球队参赛。从内部认同来看，当时我们厂内部很少有说“三线”这个词，更多是“电力系统”“西南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四川最大火力发电厂”等话语，但是电厂确实是因为三线的需要而建设的，可能因为不是军工主体而少用三线建设的话语。

电厂与当地政府肯定有交往，跟宜宾县政府、安边区政府、朝阳公社联系很频繁。我们刚去的时候，都是借朝阳公社的很多东西用，比如说职工子女借当地的朝阳学校来读书，借公社礼堂办婚礼。因为刚建厂的时候，是以生产为主，“先生产 ，后生活”，只有先借助一些地方的东西来运行。

我们企业对当地是有很多正面影响的，而且帮助还是很大的。首先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如电影院、游泳池的建立，各种文体活动，对附近乡村文化素质的带动肯定是潜移默化的。当地人还能够找到一些就业渠道，不管是从工厂招工，还是平时的雇佣，对当地带动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找保姆、找木工等，现在家具都是买，那时候没有成品，而且远离城市，有卖的也买不到，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找人）打家具，在自己的家中打整套的家具。

我们对那些农村同学的影响也很大，我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谈吐等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平时放学后也会跟当地学生一起玩，互相都有影响。一般进厂的工人多多少少都读过书，但我们周边的同学，大部分父母都是文盲，没读过书。我父母都是中学毕业的，当时中学毕业就属于很高的文化了。从平时成绩、升学率来看，厂子弟都比农村好，因为电厂子弟父母的文化水平都要高得多，他们（子女）的教育水平肯定就要高很多，所以对当地的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过，我们也经常与农村学生交流或到农村生活体验，对农时、植物多有了解，这反而成为我后来从事相关历史地理研究的宝贵的农村生活经验与财富了。

当地人和我们厂有没有发生过冲突，我记不清楚了，反而互相帮助比较多。那个时候农村经常有火灾，我记得每次火灾的时候，厂里面的工人都帮着一起救火。其实冲突肯定有的，电厂不是要排渣吗，记得渣厂占地就引起了冲突。在后期，电厂的烟尘也有一定影响。

对三线建设这批人来说，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比如说带来了子女的升学难等很多问题。总体来说，三线建设这批人下一代后来升学率都不高，我们那些同学大部分都没有考取大学生，都留在厂里面了，这可能就是代价。

三线建设本身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一段特殊的历史过程，六七十年代我国整体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生态决定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出现。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本身，它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参加、融入这段历史的参加者，带来了各种正反方面的影响。总体来说，三线建设的这些地方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先进的企业进来后肯定会带来新的文明，而且来的人大部分都来自城市和东部，他们的到来对这些地区消除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确实对我国的备战备荒，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积极影响的前提是牺牲了很大一批人，以牺牲一代人、两代人为代价。今天看来，这种企业的布局由于交通、资讯的限制，它的生存肯定具有不合理性。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适当地调整它也是很正常的，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本文原载于张勇主编：《多维视角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