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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回忆访华(三):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019-05-22 16: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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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保持谦虚,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 72岁高龄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 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的美国人,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像 19世纪末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不大相同。我们不骄傲——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1972年2月24日,尼克松与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比尔·罗杰斯(右)登上中国长城。站在尼克松夫人和罗杰斯之间的是李先念及其夫人

1972年2月25日,尼克松与夫人帕特参观故宫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 记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 5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月 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 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 32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老师。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1.6万英里和 22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当然,毛的诗词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钦佩我的《六次危机》。我开玩笑地说,他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他的坏话。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

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像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潭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我同周举行了超过 15小时的正式会谈,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和想法。由于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的全部讨论都很坦率,中国人自然对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我相信周不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来怎样利用我们的会谈记录大做宣传文章。在谈到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国内有人反对我的一些决定时,周提到杰克·安德森泄露机密的事件。他面带冷笑地说:“你三次开会的记录都公布出去了,因为你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在他开玩笑的语气背后,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关切。事实上,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去北京的途中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周就提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交往的保密问题,毛主席在和我会晤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 ”

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切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

日 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阴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 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 56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但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 ”“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力。我指的是卸任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

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

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中商定的办法,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而没有掩饰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公报的文字是异常生动的。

实质部分的第一段开头是“美国方面声明”,接着详细列举了我们讨论过的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立场。下一段开头是“中国方面声明”,然后就同样的问题列举了对应的观点。

例如,美方宣称支持我们和南越 1月 27日在巴黎提出的八点和平建议,中方则声称支持越共在 2月提出的七点建议。

我们表示打算保持同韩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中方则表示支持朝鲜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我们声明我们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有的紧密纽带。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向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张:他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他们声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他们最后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

美方关于台湾问题那一段话的措辞回避了意见的冲突,只是简单地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我们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从台湾地区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我们没有规定最后期限。我们同意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我们在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也许“上海公报”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因为双方同意了这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都等于给自己加了约束。不过更重要的是,特别是从中国方面着眼,这个规定微妙地但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双方将反对苏联或任何别的大国想支配亚洲的努力。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后,我记下了我们交谈的情况。

日 记

我极有兴趣地注意到周恩来显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同时也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例如,在他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

周还把林肯说成是“经过多次失败”最后才取得胜利的,因为人民站在他一边。固然林肯是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他却完全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打南北战争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尽管他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后来当他解放黑奴时,他也没有把解放黑奴当作目的本身——他这样做纯粹是一种战术上和军事上的策略,只宣布解放南部的黑奴而不包括北部边缘各州的黑奴。

我很惋惜,等到我 1976年 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不能再见面了。我觉得,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并且不可避免地有点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相互尊敬的个人关系。

我们在北京宾馆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到中国来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

“现在我们已经在顶峰了。”我说。

“那是一首,”他接着说,“还有一首《咏梅》,我想挂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词里指的是,采取主动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开时,他就要消失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书,读了这首词。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因此,”周接着说,“我们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动行动的人。你也许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的。 ”基辛格用外交的语言指出,即使我再度当选,也不大可能再次前来访问。“我只是举例说明中国人的想法,”周说,“这事反正不要紧。 ”

周提到这次访问前不久我把专机的名字从“空军一号”改为“ 76年精神号”的事情。“不管谁是下届总统,”他说, “76年精神将依然存在,并且会占上风。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变,以便继续我们的努力。我们不仅希望总统能继续任职,而且希望你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助理能继续任职。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因此,我们让更多的人和你会见。希望你不会讨厌我讲话太长。 ”

我向他保证,情况正好相反,我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

他指着摊开在他膝盖上的那本诗词说:“这属于哲学范畴,但也是一种政治观点。例如,这首诗是在对敌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写的。全篇没有一处提到敌人;写这首诗是很难的。 ”

“当然,我认为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是很有益的,”我说,“在太多的情况下,我们用策略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的目光短浅。如果写那首诗的人也目光短浅,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观察世界时不应该仅看到当前的外交战役和决定,而应该看到推动世界的那些巨大力量。也许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只要我们能找到共同点,我们两国人民一定能够在一个更美好的,我想也是更安全的世界里生活。 ”

2月24日星期五清晨两点半,我记下了我打算在当天下午同周恩来会谈时说的几个要点,这些要点说明了我之所以采取对华主动行动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当时能够公布这些笔记,或许那些批评我的对华主动行动的保守派起码会放心地认为我不是出于天真烂漫的心理去接近中国人的。

第一点,强调海外华侨有巨大的潜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必要利用这一潜力,学会和它共存,而不是迫使他们接受这个制度,从而挫伤这支力量。

第二点,强调尼克松会像眼镜蛇那样起而反击苏联人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他们违背对他作出的诺言。我在越南问题上的记录有助于使别人相信这一点。

第三点,用现身说法和直率的口气强调我对我们的制度深信无疑,并相信我们的制度在和平竞赛中一定会取得胜利。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一点说清楚了。我认为绝对不能让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制度优越并终将取得胜利。

与此有关的是,我们不会变得软弱起来,我们的制度不是在走向崩溃。纵然对我们的制度有那么多公开的批评等,这些都不应当被视为软弱的表现。

我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在今后为建立跨越 1.6万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 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

我举杯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

《尼克松回忆录》(上下册)   天地出版社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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