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还是战斗：被美国校医性侵犯的中国女学生的自我救赎

作者 | 刘文 

0.

2018年5月15日，《洛杉矶时报》发布长篇详细报道，揭露并讲述了一系列有关廷德尔的性侵犯和猥亵行为。

近30年来，南加州大学（简称“南加大”）的校医院仅有一位全职妇科医生：乔治·廷德尔。他身材高大，讲话唠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治疗了成千上万名女学生，其中许多是第一次看妇科医生的少女，也有许多是第一次在美国医院就诊的海外留学生。最繁忙的时候，他一天会给十六个女生看诊。

南加大建筑

1.

2016年5月，洛杉矶艳阳高照。

考完最后一门期末考试的梁丽丽准备和朋友们沿着加州一号公路开车去海边游玩。她将黄色的泳衣和太阳帽放进背包里，靠在床上用手机刷着度假攻略。手机上弹出的日程表提醒她明天上午要去校医院看诊。

梁丽丽来美国前一直坚持服用短效避孕药（这是在欧美最流行亦最普遍的避孕方式）。来了美国之后，因为该药需要凭医生处方购买，她便在校医院网站上预约与妇科医生见面以获得药物处方。

她早早来到学校诊所，用学生证做了登记，继而上到二楼。护士将她迎进门，按照惯例给她测量了血压和心跳，然后将她引到几件诊室中的一间坐下。

“医生马上就来。”护士冲她笑了一下，然后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

没过多久，门再次被打开，妇科医生乔治·廷德尔走了进来。绝大部分医生都会坐在书桌后面与病人面对面，但是廷德尔选择了坐在书桌的侧面。他和梁丽丽近到几乎胳膊挨着胳膊。

“别紧张，我很有经验，你听我的就好了，”他露出那种长辈看晚辈的慈爱笑容，做了手势示意她放松。

“你是中国人吗？我很喜欢中国，”他随即抬手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

当得知梁丽丽从未在美国进行过妇科检查时，他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光芒。他飞快地从桌上放着的一个写字板里取出一份问卷，让梁丽丽填写。她填写的时候，他坐得离她越发近了，她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体上辐射出来的热量，她不得不往里面退了一下，直到左手手臂碰到墙壁为止。

问卷上的很多问题都让梁丽丽面红耳赤。比如：

“你目前有没有性生活？”

“你目前有多少个性伴侣？”

“你的性生活是否活跃？”

“你过去一年里有过多少个性伴侣？”

“你到目前为止一共有过多少个性伴侣？”

梁丽丽在大学时有过好几段短暂的恋情。她早就不是处女了。在填这张表之前，她从未觉得自己是保守的人。但是随着问题越发露骨，询问的细节内容越发详细，她感觉自己就像被绑在火刑柱上接受审判的罪人，廷德尔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她，而她被迫袒露着那些见不得人的过去。

她在填写下一个又一个答案的时候羞愧万分。在她出生长大的社会，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本身并不需要性，也不应该有性欲。她写下原本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一个个数字，将身体里最隐秘的欲望展现在白纸黑字上，她想到了网络上随处可见的评论中对她这样的女性的形容——“骚”、“浪”、“贱”，还有其他更难听的话。

她磨蹭了一会儿才勉强填完这份问卷，却没想到，廷德尔接过去之后，毫不犹豫地开始念她的问题的答案。

“一个吗？”当他念到“目前性伴侣数目”这一条时，抬头看了梁丽丽一眼，似乎在暗示她看起来不像如此保守的人。

“那你过去一年里有几个性伴侣？”他饶有兴味地问。

“三个。”梁丽丽犹豫了一会儿回答道。

“看来你在洛杉矶的生活很精彩嘛?”廷德尔挑着眉毛问道。梁丽丽低下头，她的脸已经红得像熟透的番茄，而廷德尔似乎对她的反应很满意，“你更喜欢中国还是更喜欢洛杉矶？”

梁丽丽嘟囔了一句，准备搪塞过去。

“你一定更喜欢洛杉矶吧？是不是？”他不依不饶地问。

“还好。”

“做学生嘛，当然要享受生活，”他别有用意地看了她一眼，“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廷德尔让她想起她所见过的那些长辈们，他们认为女性的性行为是不要脸的勾当，如果与好几名男性发生性行为，那就更加“肮脏“了。

廷德尔执意要为梁丽丽进行各项检查。他连珠炮一般说着梁丽丽似懂非懂的专业名词，试图说明她现在有患性病和癌症的风险。看到她一脸迷茫，他表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梁丽丽只需要服从他的指示就可以了。

廷德尔首先想要检查的是梁丽丽发育良好的胸部。她穿了一件粉色花朵图案的裹身裙。虽然她把胸部的绑带系地很紧，但是饱满圆润的胸部依然呼之欲出。廷德尔评价她的身材：“很有魅力。

“你的身体曲线非常优美，亚洲人很少会有这样丰满的胸部。”廷德尔说道，他提起自己的妻子也是亚洲人，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亚洲女子的喜爱。当然了，他亦毫不掩饰地表明，虽然他见过不少亚洲姑娘，但是像梁丽丽这样性感迷人的还是少数。

“你的男朋友很幸运。”他说。但是梁丽丽却不觉得这是在赞扬她。

“乳腺癌是女性最容易患的癌症”，他关心地说，提议梁丽丽接受乳房检查。

“你可以自我检查，但是我给你检查的话更加准确。”廷德尔说着说着就开始用手在自己胸前摸来摸去，时而轻触，时而做出挤压的动作，当然，他做这些的时候，眼睛看的是梁丽丽衣服中隐约可以看到的白皙胸部。

他还建议梁丽丽立刻脱光衣服接受阴道检查。他指了指帘子后面铺着皱巴巴的纸的检查台，丝毫没有出门回避的意思。

“美国女性经常做这项检查，每一年都要做好几次。”他说到这里，嗓门也大了起来，“你把衣服脱了，躺在那里，很快就检查好了。我做的检查从来不痛。”

梁丽丽紧张地双腿抖个不停，大脑一片空白。她看向帘子后面，又看向廷德尔充满期待的目光，徒劳地咽着口水。诊所里的空调开得很低，汗珠却沿着她的脊背不断滑落。万幸的是，她的朋友张泓发来一条催她的短信——她们约好了中午出发，大家都到了，只差梁丽丽一个人。

她立刻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以赶时间为由，婉拒了廷德尔的胸部和阴道检查。

“你确定吗？你决定了不要听取我的建议？”廷德尔的神情从和蔼转变为严厉。如果不是太过紧张话，她或许会赞叹一下廷德尔在拿捏面部表情和语气上的驾轻就熟。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接受检查？你下次在网上预约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我的名字，这样可以确保你接受到我本人最详细的检查。当然，我也会给你最详细的建议。”

廷德尔反复询问梁丽丽什么时候有空，当得知梁丽丽暑假要去外地实习，八月份才会回洛杉矶的时候，他颇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并且再次告诫梁丽丽，在尽情享乐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梁丽丽和张泓一起坐在车的后座。张泓注意到了梁丽丽的心不在焉，关切地问她怎么了。

“我觉得我好像受到了性骚扰。”梁丽丽皱着眉头，有些不确定地说。

南加大是载誉全球的知名学府，廷德尔又是校医院里有近三十年从业经历的医生。所有的国际学生在学期初都必须缴付一笔费用给校医院，而所有的国际学生也都会在此看诊。按照正常的逻辑来想，校医院的资深医生怎么也不会堂而皇之地在学校里对来看诊的女学生做出不规矩的举动。

“是不是你想多了？是不是美国人看妇科的医疗程序就是这样规定的？”张泓仔细想了一会儿，“总不至于在校医院里性骚扰吧？”

张泓和梁丽丽都是初次来美国，她们并没有在学校以外的医院看诊的经历，亦不知道美国医疗体系中正常的看诊过程是什么，如何鉴别猥亵言论和行为。

梁丽丽再也不敢再次踏进廷德尔的办公室，当他开具的处方在八月份过期时，梁丽丽在校外的药房找了医生开具短效避孕药的处方。该名医生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病史和过敏情况，五分钟之内就给她开好了足够一年使用的处方药物。

南加大校医院

2.

巧合的是，半年以后，张泓因为炎症去学校医院就诊，正好也遇到了廷德尔。

对她进行盆腔检查之后，他详细地向她解释了如何清洁私密处，如何给私处的每一个部位都涂上肥皂。

廷德尔的情绪格外高涨，他手里握着莫须有的肥皂，在他自己的下体处长时间转圈、摩擦、揉搓以做出清洗的动作。臀部随着手的动作不停摆动。

他反复地描述清洁阴部的细节，包括触感，气味，内部构造，看起来兴奋不已。

张泓突然想到了梁丽丽的那句抱怨。她充满探究地望向廷德尔。

”你们刚来美国，可能缺乏这些基本的知识。“他并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露出心虚的表情，反而以一种权威的身份，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你要相信校医院不会乱来的——张泓勉强说服着自己。在南加大召开的国际学生入学仪式上，校长反复向他们保证，他们在校园里面是绝对安全的，他们会被保护地很好。

3.

“他就像家族聚会中的长辈，让你尴尬，让你羞耻，让你觉得必须要听他的话。”梁丽丽如此形容廷德尔。虽然他是地道的美国白人，但是对于中国女性对于长辈的顺从和对于性的羞于启齿却了如指掌。

许多调查报告都指出，在廷德尔性侵犯过的成千上万名女学生中，中国留学生是他的主要目标群体。发现前来就诊的女学生来自中国时，他会亲切地询问对方来自哪座城市，并且让女生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中指出来。他无数次表达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热爱，并且在中国女学生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权威角色。

出门在外的小心翼翼；传统观念上对于”老师”“医生”这些权威的顺从；对于美国医疗体系的不了解和专业医疗词汇的匮乏，让中国留学生对廷德尔言听计从。接受媒体采访的校医院护士痛心疾首地说，那些前来就诊的中国女生会按照廷德尔的要求做任何事。

廷德尔在看诊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对亚洲女生的兴趣和“性趣”并非一时起意，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

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加入美国海军，其间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服役，退役之后，他回到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菲律宾进修医学院的学位。

1989年的夏天，他被南加大雇佣成为了学校诊所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全职妇科医生。在替南加大工作之前，他曾经在凯撒医院工作，那里的病患大多是饱受性病和癌症困扰的老年人。他在凯撒医院工作时并不开安心，并且多次表明他理想的职业是“替大学学生看病”，“替那些年轻、聪明的女性服务”。

他最终得偿所愿。

据他的朋友布鲁诺回忆，南加大的工作稳定下来之后，他通过某种相亲服务，结识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菲律宾女子黛西，并最终与她步入婚姻的殿堂。因为他们替婚姻登记文件申请了保密服务，所以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段婚姻的具体信息，包括婚姻存续的状况。

廷德尔和他的菲律宾妻子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廷德尔夫妇二人都有些难等大雅之堂的性癖好。1992年的报纸广告显示，廷德尔夫妇二人注册了一家摄影公司。除了提供常规的证件照，家庭合影服务之外，摄影公司还提供“闺房私密照（boudoir shots）”服务，专门替女性拍摄身穿内衣的性感裸露照片。

廷德尔曾经多次向前来就诊的女学生推荐这项色情摄影服务。

廷德尔夫妇的摄影业务

他向来看诊的亚裔女生们展示一张张衣着暴露的亚洲女人的照片，问她们“会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情”。

女生们尴尬又手足无措，有些沉默不言，有些找了个借口便匆忙离开了。

2018年六月，警方突击搜查廷德尔家的储藏室时发现了难以计数的色情影片和照片。有些影片和照片的内容是医生廷德尔与不同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有些则是女学生赤裸地躺在医院的诊疗台上接受检查。

人们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发现了满满一箱女学生接受检查时的裸体照片。

廷德尔的律师辩解：”所有的照片和录像都是为了医疗用途，在拍摄完成之后，廷德尔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看过这些影像。”

廷德尔的辩护律师

4.

南加大在此前已经饱受各项丑闻事件的困扰，校方向来以息事宁人，拒不回应为对策。好在，这一次，主流媒体的介入终于迫使校方直面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恶劣罪行。

5月15号，校长曼克斯·尼克拉斯赶在《洛杉矶时报》发布长篇系列调查文章之前向全体学生和校友发出公开信。信中承认廷德尔医生在2016年因为与种族歧视和性骚扰有关的不当言辞而被调查。

2017年，南加大的管理层与廷德尔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2017年6月，廷德尔自愿离职。他得到了一笔补偿金，他的医疗从业记录将保持干净清白。关于他的调查会以“没有发现违规行为”画上句号。

廷德尔至今仍然持有自己的行医执照，这意味着他可以替更多的病人做妇科检查。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要一直工作到八十岁。

也正因为这项秘密协议，南加大并没有向加州医疗委员会（California Medical Board）通报和廷德尔有关的调查。南加大的官员们辩称：调查结果属于私人事务，学校没有通知州监管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公开信里“刻意”遗漏的事实是：学校里关于廷德尔的投诉经年来从未断绝。

2013年春天，八名护士向他们的主管，资深护士吉尔伯特汇报告廷德尔在行医时行为不端。吉尔伯特转而将这些信息汇报给了校医院的执行主任纽斯坦。纽斯坦表示，当他和廷德尔谈话之后，他直觉这些指控并不成立。

廷德尔仅仅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罚”：不能在看诊时锁上办公室门。

因为屡次亲眼看到廷德尔的性骚扰行为，吉尔伯特在2014年至2016年间反复多次向学校高层反映情况，但是学校高层对女学生们声泪俱下的投诉毫无兴趣。在这几年间，廷德尔每天都替更多的女学生看诊。看到从他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女生们迷茫又恐惧的表情时，吉尔伯特和其他护士几乎落下泪来。

但是学校请来调查事件的“妇科专家”却表示廷德尔的行为是合理的，他所拍摄的女学生的裸体照片亦没有违规之处。

校方在漫长岁月里的软弱和忍让汤廷德尔有恃无恐。他反咬一口，向学校抱怨让他离职是不合理的，他要求复职，要求得到更多的经济补偿。

5月15日的公开信里，校长一再推脱责任，反复坚持学校在之前所谓的“调查”中并未做错什么。

到了5月18日，随着事态的迅速发酵，校长不得不再次发公开信，承认学校已经收到来自二百多名女学生的控诉，控诉中的细节令校长本人都心痛不已。许多性骚扰行为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受害者因为这件事，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在十七八岁时受到性侵犯成为了这些女性漫长人生里自卑和自闭的根源。

5月25日，校长不得不在两百名教授联名上书的施压下引咎辞职。

经过经年累月的学费上涨，南加大已经超过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成为全美国最昂贵的大学，一年的学费高达51，442美金。人们付出如此高昂的学费，却未曾想到在这所模仿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奢华校园里，学生连最基本的健康和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校长以“我们让你们失望了，你们值得更好的”这句话来表示歉意。

5.

“这道歉也太轻飘飘了吧？他招徕中国学生的时候可诚恳多了”张泓打来电话问梁丽丽。

在中国女学生的圈子里，人们私下和最信任的人讨论着当年在廷德尔处看诊的经历。张泓和梁丽丽也听到了不少女学生模糊而且隐晦的控诉。

廷德尔评价女性阴道张开很大，评价女性阴道不够清洁，她们因此在性行为中变得缺乏自信。

廷德尔对那些初来美国的学生开各种大尺度玩笑，发表带有歧视意味的评论，这让她们畏首畏尾，不敢再试图去融入美国社会。

更有甚者，是看了这些报道之后，才明白自己受到了性骚扰。她们突然想到自己被这样一个“色狼”看到隐秘部位、被他拍照、被他触碰、被他评头论足。一想到他抚摸她们时脑中的淫秽想法，她们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生活撕开了粉饰的太平，露出了残酷的底色。女孩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内心又惊恐又害怕。

事情败露并非是终点，相反却是许多受害少女噩梦的开始。她们开始责备自己没有提高警惕；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已经变得“不洁”；开始自己在国内的父母亲戚知道之后会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成千上万名少女的挣扎、痛苦、羞耻、自责，却只换来这么样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学校起码不应该在对待国际生的时候这么有恃无恐。谁的学费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张泓在电话里对梁丽丽说道。

在南加大的1.1万名国际学生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占了近一半。学校在上海、北京和香港设有办事处，负责开展学术活动、筹集资金和招募新生。

学校在新生招募活动上，信誓坦坦地向家长们承诺，他们的宝贝儿子女儿会在南加大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帮助、最好的照顾、最好的优待。如今看来，所谓的“优待”，竟然是在性骚扰时成为主要加害对象。张泓一想到这里就气不打一处来。

张泓拨打了洛杉矶警方就此事开通的热线电话，她鼓励梁丽丽也报警。

“如果报警的话，我是不是要告诉警察廷德尔和我的对话细节，是不是大家都会知道我这辈子到底和几个男人上过床？”梁丽丽正处在一段稳定的恋爱关系中，她的男朋友弗雷德聪明又能干，体贴又温柔。他们在南加大的课堂上认识，经历了一年多才终于确定关系。她并不想再节外生枝。

“那你好好想一想，什么对你更重要，”张泓倒是也没有强迫梁丽丽，“你自己做决定吧。”

6.

真正促使梁丽丽报警的是两件小事：

五月底，梁丽丽和学校工程学院毕业的李超约在奶茶店叙旧。期间，免不了谈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校医性骚扰案件。梁丽丽一提起这件事就气不打一处来，情绪激动地控诉着廷德尔的兽行（当然她并未提起她本人也是受害者）。

“她们都已经去看妇科了，被医生问几个问题，拍几张照片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李超满不在乎地说，一边用力地吸着珍珠奶茶中的珍珠。

“看妇科就表示要受到性骚扰吗？她们万一只是去做常规的妇科检查呢?万一只是想要避孕药呢？”

“好好的女生为什么要吃避孕药？为什么要做妇科检查?”李超脸上那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轻蔑表情，就好像在梁丽丽脸上狠狠扇了一个巴掌。她认识李超两年多，好几次一起吃饭，一起开车去华人超市，一起在公寓自习室熬夜。但是她却未曾料到同样留学在外，受过高等教育的李超竟然有这种称得上“糟粕”的“传统思维”。

“她们的性生活是她们的隐私，她们也不应该受到诸如‘你的胸部很大’，‘你的男朋友一定会喜欢的’这样的评价。”梁丽丽强压着委屈和不满，耐心地向李超解释。

“她们既然那么轻易就和男人上床，被校医问几句，看两眼，拍几张照片又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如果她们不愿意，为什么不直接离场。一个个还不是乖乖看完病，然后十几年过去了再出来哭诉。既然能忍十几年，那看起来当初也没受什么伤害啊，”李超笑嘻嘻地说。

看梁丽丽没有接话，他自顾自地表达着对于校长尼可拉斯离职的可惜。尼可拉斯因为替南加大筹到大笔巨额捐款而被很多人推崇。他成功策划了学术界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筹款活动——并且提早十八个月筹集到了他所承诺的六十亿美元。尼可拉斯因此得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奖金，成为全美第三高薪的大学校长

在尼可拉斯的治下，南加大在其主校区开展各项建筑和设施建设，包括花费七亿美金，收购学校周边的土地，建立一个集宿舍，商店和餐馆于一体的大学村。

“尼可拉斯下台之后，不知道还能不能有那么多捐款，不知道我们学院会不会削减奖学金，”李超非常遗憾地说道。

梁丽丽所以为的大家对南加大校方一致谴责，迫使学校领导层整顿风气，做出整改，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她以为经过这件事的教训，学校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而当她终于认识到社会各界对于女性被侵犯所抱持的无所谓的态度时，她决定亲自出来，成为战斗者中的一员。她希望有朝一日，全天下的李超都可以明白，“问几句，看两眼，拍几张照片”对女性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另外一件小事则发生在梁丽丽和前同事雪莉的电话交谈中。

梁丽丽和雪莉曾经一同替荷兰著名慈善家汤姆工作，汤姆的基金投资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家。他参加星光熠熠的慈善筹款晚宴，与各国首脑和政要一起参观难民营。雪莉在电话中向梁丽丽透露，她并不是像汤姆所说的那样因为脾气不好，情绪不稳定而被踢出了团队，相反，汤姆屡次给她发充满挑逗意味的色情短信，又在她威胁要向团队成员告发时先发制人，开除了她，并且在团队中散播了雪莉无法胜任工作而离职的谣言。

“我把汤姆发来的短信截图发给许多律师看，但是他们都说，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他，毫无胜算。汤姆可以请到更好的律师，他的公众形象这么好，陪审团更容易相信他。而我只能默默忍受他给我带来的屈辱。因为他到处说我工作能力差，我花了三四个月才重新找到工作。”

梁丽丽一直觉得雪莉是幽默开朗的象征，所以当她听到电话那头雪莉的嚎啕大哭时非常错愕。她明白了并不是她才有被性侵犯的经历，这是很多女性的遭遇，而必须有人做些什么，来阻止这样的行为继续发生。

关于性骚扰的法律官司总是对受害者不利：受害者被屈辱感和羞耻感支配，很难保存足够的人证物证，如果时间久远的话，受害者本人的证词更加没有可信度。在金钱和权利上都更加强势的加害者能够获得更多的法律资源，将一切都推给两情相悦也经常得逞。更糟糕的情况里，加害者利用舆论诋毁受害者的名誉，甚至以诽谤罪起诉受害者。受害者在漫长的法律诉讼中消耗时间和金钱，加害者却逍遥法外。

梁丽丽意识到，那些正在控告南加大，这所全美最富有的大学之一的女性们都像雪莉一样，内心充满了无力感。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记忆也已经模糊。她们单独的力量如此微薄，唯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联合起来，揭发医生和学校的罪行，唤起舆论的关注，正义才有可能得到伸张。

而只有正义一次又一次得到伸张，才会让未来的廷德尔，未来的汤姆在性骚扰女生之前有所忌惮，收回他们伸向女性身体的魔爪。

改变社会这件事很艰难，但是必须从一个人，一件小事开始做。而且必须现在就开始做。

“我会尽我的力量，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点，”她在电话里对雪莉保证。她比雪莉更幸运的一点在于她有张泓和其他几百名战友并肩作战。

7.

六月上旬，张泓和律师杰克签约，梁丽丽随即也签了约。

她们将律师费从赔偿金的百分之四十还价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按照杰克的要求，梁丽丽回南加大取她在校医院的就诊记录。

取回病例需要支付几十美金的打印费，但前台的护士轻轻推开了梁丽丽递过来的信用卡。护士印着印着，突然停顿了一下，认真地看着梁丽丽的眼睛，问:”你还好吗？”

虽然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问候，但是梁丽丽还是从中听出了抱歉和关怀。

拿到了病例之后，梁丽丽立刻翻到和廷德尔有关的那几页。

里面记录着一部分他们当时的对话，比如她一共和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比如她发生性关系的频率。也记录着她拒绝脱光衣服接受廷德尔的阴道检查。

回家之后，深吸了一口气，梁丽丽将病例从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抽出来，放在男朋友弗雷德面前。

她的神情既痛苦又决绝，让弗雷德吓了一大跳。

她执意让弗雷德看和廷德尔有关的医疗记录，而她终于在弗雷德阅读的时候，崩溃般大哭起来。

她和雪莉通话的时候没有哭；和李超聊天的时候没有哭；和张泓决定站出来指控学校与校医的时候没有哭，但这些天以来，积蓄的压力终于在一瞬间决堤。

弗雷德吓到了，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拿了一张纸巾替她擦眼泪，纸巾很快被打湿，他手足无措地用衣角给她擦眼泪。

“怎么了?”他有些心疼地问道。

“你难道不会想要和我分手吗？我在你之前和那么多男人上过床。还随随便便就被人骚扰。”

“可是我也和别的女人上过床啊。我们又不是十几岁，有其他的性经历不是很正常的吗？”

“那如果我想要接受报纸的采访呢？想要用我的遭遇呼吁更多还没有勇气站出来的女性和我一起来控告医生和学校呢？想要用舆论的力量迫使真相大白呢？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会知道我有很多性经历，你会觉得丢脸吗？”

“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很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接受采访的，”他走近梁丽丽，将她轻拥入怀，“但就算我不赞同你的做法，你还是应该做你想做的事情。你的人生是你的，即使是我也不能命令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看到她仍然泪流满面，他有些不确定地看着她，眼神仿佛在问“没事吗?”

直到这时，梁丽丽才算释怀了。她的人生，包括她的身体，都应该由她来掌握。包括和谁发生性行为，包括在什么人面前袒露隐私。而如果有人做出了让她不适的行为和举动，那么她便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几年以后。

8.

七月下旬，在弗雷德的支持下，梁丽丽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梁丽丽站出来，那么至少证明有活生生的中国女学生受到了廷德尔的性侵犯，不仅仅是护士的证词，不仅仅是警察看到亚洲女性裸体照片时候的怀疑。她想谈谈她的痛苦、她的犹豫、她生活的变化、她那些暂时还不准备站出来接受公众目光的战友们。

弗雷德支持她用实名接受采访——有名有姓的站出来，表示她不畏惧作恶者，不害怕邪不压正。

“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我们一起应对的话就一定可以解决。我们都很聪明，不是吗？”弗雷德拍了拍她的肩膀。

杰克则反对使用实名——说话稍有不慎，便会成为对方将来攻击梁丽丽的武器。他坚持要梁丽丽匿名接受采访，梁丽丽答应了。

与受害者人数相反的是学校和警方鲜少收到来自中国女学生的投诉，记者也几乎无法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中国女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愿意开口的梁丽丽，记者自然连珠炮一般穷追不舍地问着各种问题。

“你觉得这种（不报案）的现象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影响有关吗？”

“你是否担心报案之后会受到来自父母和长辈的压力?”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性骚扰的？”

“你在学校里是否遇到过其他（廷德尔）这样的行为？”

“你觉得南加大是否有向你和其他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和支持？”

“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勇士吗？”

记者进而和梁丽丽讨论起中国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低下，社会上普遍缺乏对女性的尊重这些话题。而梁丽丽聊着聊着，突然感觉有些不自在起来。在中国，许多女性受到性侵犯之后都选择默不作声，息事宁人，她们生怕自己的父母会感到尴尬和羞耻，梁丽丽也不可避免地这么想。

她还没有建立好强大的心理防线。

她提前结束了和记者的采访，并且和记者约定十月初的时候接受后续访问。

9.

七八月间，梁丽丽几次去到杰克的办公室，在陈述事情经过的同时，亦和其他几位受害者见了面。

“她们中的有些人对于是否起诉仍然犹豫不决，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希望她们可以以你为榜样，”杰克对梁丽丽说。他很欣赏梁丽丽愿意接受采访的勇敢，和她交谈时总是非常亲切。

随着在洛杉矶的中国人，特别是有钱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各行各业都把开拓中国人的市场作为当务之急。著名的白人律师也纷纷在洛杉矶本地的中文报纸和中文电视台上做起了广告。就拿杰克来说：他会说基本的中文；能够熟练使用微信；他的女儿大学期间在北京做交流学生；他手下有中国来的助理。在这次起诉廷德尔的案件中，他频频接受中文报纸和电视台的采访。

但可能是因为文化背景和交流方式的差异，他并不能让那些受害女生们放下心防。而从事媒体相关工作、擅长演讲、非常有亲和力的梁丽丽则成了他争取中国女生成为他的客户的最好筹码。

“已经发生的已然无法改变，如果站出来，她们至少可以得到可观的赔偿。所以为什么不站出来呢？”他坐在椅子上，颇有些疑惑地看着梁丽丽。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最终的赔偿金额会是多少。性侵犯案件最后被告被判为无罪的前例非常多。特别是被告有权有势的时候——多少人愿意，或者敢于站出来和权力做对？

“并不是钱的问题，谁又能保证我们一定会赢得这起诉讼呢，”梁丽丽绞着手指，思索了一会儿，“对我来说，我只是希望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杰克赶忙改口道：“那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做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吧。”

10.

梁丽丽在杰克办公室遇见的李琛说，她永远都记得廷德尔伸进她体内的那根手指，手指在她身体最隐秘的部位搅动，然后廷德尔浮现出一丝笑容，看似和蔼可亲地问：“你是不是经常跑步？”

“是的。”李琛的双腿以一种非常尴尬的姿势张开着，她动弹不得，祈祷着检查快点结束。

“你腿部肌肉很紧实，你里面也一样，”他意味不明地看了她一眼。她错愕于医生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脸立刻红透了。但是他好像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很好啊。”

时间过得格外慢，他的眼睛仔细打量着她那紧实的部位，她觉得自己在接受某种酷刑。

李琛直到看到护士在采访时说的话才知道，廷德尔对上百位女学生都说过这句话：“你的肌肉很紧，你一定经常跑步。”他的另一个常用评论是：“你的处女膜完好无损，你的男朋友会喜欢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手指以一种绝非临床诊疗会使用的方式在女生的阴道里进进出出。

李琛觉得恶心极了。

李琛早在五月就已经和杰克签订合约，但签约之后却几次犹豫不决想要撤诉。杰克让梁丽丽和李琛交谈，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李琛在她的朋友圈里找到更多的受害人，加入起诉廷德尔的队伍。

“他嘴上说是为中国女学生的遭遇愤愤不平，但他的目的就是代理更多的客户，赚更多的钱，”李琛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琛是非常冷静又思维缜密的人。

李琛的男朋友反复叫她撤诉。她的男朋友说：“牵扯进去这样的事件，对方（即学校）实力强大，你势单力薄。到头来，只有你自己的名誉受损，学校一点损失都不会有。到时候你都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

他很斩钉截铁地告诉她，她的行为将”得不偿失”。

梁丽丽将弗雷德说的话转述给李琛：“你的人生是你的，做你想做的，和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好了。”

“如果世界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李琛颇有些苦涩地说。

11.

梁丽丽见到的另一位受害者叫蒋梅。她年龄比梁丽丽、张泓和李琛都要大不少。她十来年前就从南加大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在公司里做到管理层，结婚生子，家庭美满。她来洛杉矶出差，却没想到在报纸上读到了和廷德尔有关的报道。

蒋梅看到警察在廷德尔办公室和家中搜出来海量的病人裸体照片之后，连续几周都被失眠困扰，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几斤。

她曾被廷德尔拍下作为“医疗用途”的照片，她很害怕那些照片被泄露出来。她不希望她的下属或者丈夫看到这些照片，更害怕她的儿子看到。

她也并不希望通过杰克提起诉讼，只是希望杰克可以保证她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

杰克因为她几次三番都坚持表示拒绝诉讼而面有愠色。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好害怕的，”杰克对梁丽丽说，“你去用中文和她说，没有人会知道她的名字，她经历了什么，她也不用出庭，我们也可以在很隐秘的地方对她进行取证和宣誓作证。”

梁丽丽试着用杰克教给她的话劝说蒋梅，蒋梅几乎和她翻了脸，以为梁丽丽收了杰克的好处费。

“你懂什么？正义不正义关我什么事？我咨询杰克就是想要问清楚我的个人隐私会不会被泄露。我才没闲工夫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过了片刻，等呼吸平稳下来之后，她拍了拍梁丽丽的后背表示歉意：“这个世界坏透了。等你长到我这个年纪，就会发现糟糕的事情远不止猥琐的校医和腐败的学校领导。你想要去伸张正义很好，但是对我来说，比我自己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我不想花费大量时间一次又一次接受律师和警察的调查，也不想继续陷在抑郁懊恼的情绪中。”

“生活是很辛苦的，”蒋梅对梁丽丽说。

她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一掰为二，递给了梁丽丽一半。

梁丽丽感受着生活的苦，和人造香精的短暂的甜味。

12.

时间很快到了十月，杰克依然在想办法找到更多受害的中国女学生和他签约。但是梁丽丽开始抗拒做他的说客。

站出来或者不站出来，记得或者忘却，并没有孰高孰低。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然后做出不会令自己后悔的决定。梁丽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

距离这桩惊天丑闻被曝光已经过去了五个月，南加大在开学前选出了代理校长——黑人女性奥斯汀。这是学校历史上首名女性校长，亦是首名黑人校长。新生入学仪式上，大家所预期的抗议和游行并未出现。

当梁丽丽按照约定的时间联系《纽约时报》的记者进行第二次采访时，对方委婉地表示不再需要了解更多信息了。

这件事已经不再是反复占据头条的热点新闻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杰克的电话从一天好几个到好几天也不会打来一个。梁丽丽主动打给杰克询问接下来要做什么。杰克则向她表示：“不要着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进展。”

“你信任杰克吗？”李琛问梁丽丽，她们约在咖啡馆见面。两个月没见，李琛瘦了很多，她的脸颊明显地凹陷下去。

“我一点法律知识都不懂，所以只能相信杰克了，”梁丽丽说。

“我们之前一点医学知识都不懂，所以相信了廷德尔，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结果呢？”李琛的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嗓门。

李琛的焦虑和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她刚和男友分手，因为起诉廷德尔而导致的分歧和争吵在分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李琛不甘心廷德尔目前仍然持有行医执照，如果被判无罪，以后还有大量的机会骚扰其他女学生。她将讨回公道的筹码压在杰克身上。但是因为被所谓的“权威”欺骗过了一次，所以李琛很难再付出信任。

李琛说，廷德尔毁了她的人生。那根在她身体内搅动的手指常常使她陷入剧烈的恐慌中。她频繁地梦见那间挂着中国地图的办公室，和那张窄小的白色检查床。

“他就在我体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摆脱他。而更让我难过的是，是我主动去找他的，我以为学校很安全，以为美国很安全。”

而当梁丽丽说去看校医不是她的错的时候，李琛却更加自责地说：“但是我是来读硕士学位的，我很聪明，我明明有能力保护自己，却没有及时投诉，也没有保留证据。”李琛是那种很要强的女生，任何事情都想要做到最好。

为了摆脱自责、难过这些情绪，她和梁丽丽反复学习做笔录、宣誓作证出庭作证这些法律程序。她并不相信杰克拍着胸脯保证的“没问题，一切都会很轻松”。相反，她反复担忧着自己的证词会不会被认为是伪造的，自己的记忆会不会被认定是模糊不清，自己站出来的行为，会不会在败诉之后令自己名誉受损，甚至，反过来被对方起诉?

“但是我如果不站出来的话，我老了之后一定会很后悔”——李琛和梁丽丽都这么认为，也凭着这样的信念，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她们都知道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小人物战胜权威建立新世界这样的热血结局只存在于电影中。真实世界是很残酷的。她们有时候嘲笑自己真的是一腔孤勇，明明半年前的自己还在逛街买衣服，如今却将如此重的担子扛在了肩上。

但好在无论是梁丽丽，还是张泓和李琛，都没有想要退缩。

13.

杰克答应梁丽丽十月份的时候告诉她案件处理的时间表。而当梁丽丽十月底向他询问时，他却表示“进展没那么快”。

感恩节之后，当梁丽丽和杰克联络时，杰克说他现在正在北加州的天堂镇出差，非常忙碌。

11月初，天堂镇突发野火，绝大多数房屋被焚毁。八十余人确认身亡，上千人失踪，几万人无家可归。这是比南加大校医案件更轰动的社会事件，对律师来说，天堂镇意味着更多的客户、更多的生意、更多的机会。

杰克保证一回到洛杉矶就会联系梁丽丽、张泓、李琛她们，向她们汇报案情的进展，校方和医生的和解意向。但是直到撰写这篇稿件的四月份，梁丽丽都没有等来杰克的电话。

在连续发短信和邮件询问杰克却只得到非常简短且敷衍的回应之后，张泓和弗雷德都劝梁丽丽不要问了。

“你问了也没有用。和天堂镇的案子相比，我们这个案子就太小了，如果有赔偿的话，赔偿金额也远远不能和天堂镇的受害者相比，”张泓非常理智地说，“正好，别想这件事情了。杰克真的需要联系我们的时候还是会来通知我们的。”

弗雷德偶尔会问梁丽丽何时能拿到赔偿——因为参与起诉廷德尔，梁丽丽请了很多假，这让她长时间入不敷出，需要弗雷德的接济。弗雷德手头也不宽裕。但是听到梁丽丽沮丧的回答之后，他依然乐观地安慰她：“短时间里拿不到也不要着急。大不了我们明年租一间便宜点的公寓。”

李琛在努力摆脱那些和廷德尔有关的噩梦，把生活扳回到正轨。她和梁丽丽疏远起来：“每次见面，我们都是在谈论和廷德尔有关的事情。”

蒋梅总是在朋友圈里发她可爱的儿子的笑脸，家里养的宠物和花花草草。梁丽丽有时候会给蒋梅留下评论，但是不久就会看到评论被删除的消息。识趣的她干脆删掉了蒋梅的联系方式。

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有了新的重心，就连经年累月向学校高层揭露廷德尔事件的护士长吉尔伯特也离开了南加大。因为屡次向学校高层投诉廷德尔，吉尔伯特失去了她本来已经到手的升职机会（她甚至已经拿到了印有新头衔的名片）。她对南加大心灰意冷。

廷德尔找到了赫赫有名的性犯罪案件辩护律师莱昂纳多·莱文做他的辩护律师，莱文曾服务过好些被控性骚扰的富翁和影星。

与此同时，南加大亦有新的丑闻需要处理。三月份，南加大陷入大学入学作弊和贿赂的丑闻，接连不断的事件打击着校方的信誉，并且反映了校方严重和不可饶恕的责任疏忽。

因为被FBI起诉而遭到南加大开除的大学运动项目高管唐娜·海内尔是梁丽丽在商学院学习管理课程时的同班同学。这让她对南加大失望透顶。

梁丽丽不再对人提起自己是南加大毕业的硕士，她只会提及自己本科就读的学校。

她曾经以为南加大从廷德尔的事件里接受了教训，但是在如今的梁丽丽看来，南加大就是“从骨子里都烂透了”。

就像蒋梅说的那样，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糟糕的事情，所以即使什么都没做错依然会陷入绝境之中。而哪怕处于正义的一方，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亦是难上加难。梁丽丽想要和权威做斗争；想要和世俗的陋习做斗争；想要和命运做斗争，虽然她知道，就算倾注入全部的心血，依然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外部力量而一败涂地。

她不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成为挑战权威的英雄，她说自己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才成为了想要推动改革的一批人中的一份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从未花那么多钱来南加大读书。”梁丽丽斩钉截铁地说，但是她很快摸着下巴犹豫了起来，“但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遇到弗雷德了。”

梁丽丽的脸上露出一个小小的笑容，算是证明了在艰难世界里，尚且留存了一丝暖意。

（为保护人物隐私，文中梁丽丽、弗雷德、张泓、李琛、蒋梅、李超、杰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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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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