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心理文化研究者：用医疗技术延缓死亡或是“昂贵的刑罚”

2019年4月19日晚间，在几位亲人的陪伴下，母亲张秀莲在医院病房停止了呼吸。她死于直肠癌及一系列并发症所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此时距离她2016年3月直肠癌被确诊，历时37个月。

面对绝症和死亡，母亲理性务实，明智豁达，走得平静安详，算得上“好死”，给我启发和示范。陪伴她的过程中，我也对国内的临终安养医疗现状有所观察和思考。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说，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最好的将军不是战斗到全军覆没，而是既懂得怎样攻取能够赢得的领土，也知道无法制胜时如何投降。面对死亡这场无法获胜的战争，母亲表现得像一个进退有据的将军。

1981年，母亲做过结肠癌手术，那时，她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主要原因是还没有把我抚养成人。这次癌症复发，她断然拒绝再次手术，并娓娓道出理由：以她88岁的高龄，来日无多，没必要承受手术的痛苦和不可确知的后果；人终有一死，死前的癌痛及种种痛苦她都理解和接受；她还没有疼痛，还能自主生活，她要充分享受当下，而不愿意接受手术后哪怕卧床半个月一个月必须依靠他人照顾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她已经圆满完成人生责任，世间已无牵挂之事——至于父亲，她知道我和哥哥会照顾好他。

母亲的分析在情在理，我和家人理解她的决定。其后她进入了一生中最轻松自在的时候，随时欢声笑语，尽情享受亲情，她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中国人的习俗忌谈死亡，而母亲不仅经常谈起，并且早就对相关重大事项做了明确交代，避免了家人代她做决定的压力。

她对过度治疗有清醒的认识，屡次告诫我们绝不可在她生命垂危时实施抢救，不进ICU，不插管，不接受呼吸机、鼻饲——她说这些都是“活受罪”。如果不是她明确指示，难说她不会“享受”某些“待遇”。传统文化讲究厚葬，母亲谢绝了老家弟妹子侄归葬的邀请，也谢绝了我们为她购买墓地的心意，要我们把她的骨灰“撒到家乡的河里”——何其超脱，何其诗意！如果不是她明确指示，我们肯定只能从俗。

父母去世，好多子女会抑郁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生前就给我们做了极好的开解。她经常表达对我们的满意、信任，使得我们完全不会有没为她尽责的担忧和遗憾，能够平静、喜悦地接受她的归去。

当然，要说美中不足，也是有的。如果有居家临终安养服务，母亲就可以如愿在家里度过最后时光；如果医院提供真正的临终医疗，母亲会走得更轻松。

死在医院并非母亲的心愿。因为没有机构提供居家临终安养服务，我们只好送她去医院，她后来入住了医院的老年科，还是以治疗为主（这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激进的营养支持和抗菌素治疗延长了生命，同时意味着也延长了死亡过程。对于这种治疗，母亲有质疑和抱怨，但她也从来没有明确拒绝，因此也就从来没有停止。直到昏迷5天之后，去世之前3天，才停止了营养支持；直到死，还输着抗菌素及其他液体。

当代医疗技术有能力延缓死亡过程，未必一定是福音，也可能是“活受罪”“昂贵的刑罚”。临终医学专家指出，无论延长多久，生命最后几天的模式，以及我们实际死亡的方式，一如既往。

临终过程中，什么时候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退守，什么时候彻底停止治疗，有关死亡的质量，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作者：彭小华，《最好的告别》译者，临终心理文化研究者）

（原题为：《用医疗技术延缓死亡，也可能是“昂贵的刑罚” 陪伴母亲临终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