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书店漫游：将漫长的苦痛变为个体化的记忆

编者按：书店储存着人类的文明，曾经是文学的发生地、作家的栖息地、历史的见证者。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书店，正如我们需要记录文明一样。在《书店漫游》一书中，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人文学博士豪尔赫·卡里翁带领我们探访五大洲的书店，并串联起了从古罗马时代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的图书贸易史。像私家侦探一样发掘了诸多与书店命运息息相关的作家逸事。歌德、狄德罗、本雅明、博尔赫斯、费林盖蒂、乔伊斯、马拉美、瓦尔泽、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查特文、波拉尼奥、鲁西迪，等等。对于他们而言，书店是身体和精神的休憩之所。

文｜豪尔赫·卡里翁

译｜侯健、张琼

里约热内卢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书店（La Livraria Leonardo da Vinci）大概是世界上最具诗意的书店了。马尔西奥·卡通达（Márcio Catunda，巴西诗人、作家。）就曾为它写过一首题为《书店》的诗，里面描写了Marquês de Herval大楼里那条通往地下室的走道和那些被灯光打得通亮的橱窗。书店的老板米莱娜·比拉奇尼给我拍了书店的照片，我在前一年（也就是2003年）年底曾经跟她聊过一家存在了半个世纪的机构的历史。当时我俩面前各有一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巨大的计算器，可能是收款时用的，旁边放着一套七星诗社（La Pléiade，16世纪中期法国文学团体，由七位人文主义诗人组成。）的选集。米莱娜的母亲叫万娜·比拉奇尼（Vanna Piraccini），是一个有罗马尼亚血统的意大利人，在她的丈夫安德烈·杜奇亚德（Andrei Duchiade）于1965年去世后，万娜就承担起了书店的管理重任。万娜在经营书店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但最后她把困难都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包括经济衰退、长期的军事独裁、1973年将书店完全烧毁的火灾等。她的朋友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这样写道：“地下的店铺/展示着它的财富/她在饥荒中/依然保护着它们。”

从1994年开始，在这家地下书店对面开了另一家叫作茄子（Berinjela）的书店，书店的创建者叫丹尼尔·乔姆斯基。21世纪初曾定居在里约热内卢的编辑阿尼巴尔·克里斯托沃（Aníbal Cristobo）曾这样对我说道：“那家书店让我想起了电影《烟》（Smoke）：那里有许多作家经常前往，而作家云集之地有时候不是变成一个唱片公司就是变成一家出版社（他本人就曾负责过四期《使用方式》，那大概是巴西最好的近代诗歌杂志了），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举办桌式足球锦标赛的秘密据点，那是一项有些神秘的体育运动。”我感觉在对门的这两家书店中生出了某种相似的能量，这和奥黛翁街上的情况很相似，区别就是这里的书店是位于地下的。

还有另一首安东尼奥·西塞罗（Antônio Cícero）的诗也是写给莱昂纳多·达·芬奇书店的，那首诗题为《城市和书籍》（A cidade e os livros），我给诗拍了照片，还把它翻译了一下：

在我这位成年人的眼中，

里约的精力无穷无尽。

我登上卡斯特洛公交车，

它启动了，

冲着那禁忌之城的中心，

勇往直前。

在那我难以融入的人群中，

我突然看到了她，

我融入了她，

她也融入了我。

我们一起穿过大街小巷，

穿过画廊影院，

还有书店：

莱昂纳多·达·芬奇书店

和其他那些我之前并不熟悉的地方，

它们开在所有存在的城市中的

无尽的街角上。

通过这位“成年人”的目光去观察这座城市、这片空间和那里的文化，“我”急切地想把一切都收入眼中。在胡安·加西亚·马德罗（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中的人物）看来，诗歌首先存在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语言哲学系和Lindavista5殖民区里，但是很快就蔓延到了某些酒吧、咖啡馆、本能现实主义者（“本能现实主义者”一词出现于《荒野侦探》一书中）的家里和书店里，人们在这些地方孤独度日，没有人与他们交谈，他们还要饱受饥饿的折磨。在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荒野侦探》（Los detectives salvajes）的最开始，文学总是和性联系在一起：对于那些已经成年的主人公来说，这两样是他们之间相处的最不可或缺的东西。胡安发现了一首埃弗伦·雷沃列多（Efrén Rebolledo）的诗，他读了这首诗，幻想着一个女招待趴在他的身上，然后手淫了许多次。在那之后不久就举行了一次文学聚会，和往常一样也离不开饮酒作乐。如果说午夜的文学是由酒和性主导的，那么白日的文学就扎根在书店中，胡安也决定到那些迷宫般的书店中去寻找“两位失踪的朋友”：

因为完全无所事事，我决定去墨西哥城的书店找找贝拉诺和利马。我去过维努斯蒂亚诺街上一家叫费里尼奥·埃尔霍温的旧书店，去过堂塞勒斯街上的利萨尔迪书店，去过麦索尼斯和皮诺苏阿雷斯街上的丽贝卡·诺迪尔旧书店。费里尼奥·埃尔霍温书店的店员就一个小老头，他阿谀奉承地接待完一位“从墨西哥学院来的学者”后，迅速在书堆旁的一把椅子里睡着了，对我是一副傲慢不搭理的态度。我偷了一本阿方索·雷耶斯作序的马科·曼尼里奥的诗集《天文学》，又抄走了一本“二战”期间日本作家写的《一个无名作家的日记》。在利萨尔迪书店，我想我看到蒙西瓦伊斯了。我想蹭到他身边看看他在读什么书，可是刚一靠近，他就转过身盯着我，我感觉他脸上带着一丝笑意，他紧紧抓住手里那本书，遮住书名，过去跟店员说着什么。我一气之下藏起一本叫奥马尔·伊比·奥尔法雷德的阿拉伯诗人的小书，大学出版社版，又拿了一本城市之光书店出版的美国青年诗人诗选，我离开时蒙西瓦伊斯已经走了。

这个场景是一系列片段的一部分（在全书的第一章“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1975）”中，节选部分讲述了12月8、9、10和11日发生的事情），在这一幕中出现了墨西哥城中的诸多书店，它们中有的和所卖的旧书一样古老。后来书中又出现了索塔诺（Sótano）书店、墨西哥人（La Mexicana）书店、奥拉西奥（Horacio）书店、奥罗斯科（Orozco）书店、弥尔顿（Milton）书店、世界（El Mundo）书店、埃布罗河战役（la Batalla del Ebro）书店，最后这家书店的店主名叫克里斯平·萨马拉，是个“矮个西班牙老头”，胡安对他承认说自己“偷书是因为身无分文”。总之：在三天内，胡安得到了克里斯平先生送给他的两本书和他从各个书店偷来的24本书。在他偷来的书中有一本是莱萨马·利马（Lezama Lima，古巴诗人、小说家。小说代表作即下文提到的《天堂》。）写的，不过作者并没有指明具体是哪本书。在这本讲述成长的小说中，书店与贪婪的欲望联系到了一起。在《天堂》（Paradiso）中，书中的一个人物有性功能障碍，而且这种障碍竟然与图书有联系，而他的朋友则又恰好是在一家书店里跟他开了玩笑：

店主进来后，他问他道：“詹姆斯·乔伊斯写的关于歌德的那本书到货了吗？据说是在日内瓦刚出版的。”店主朝他使了个眼色，他听出了这问题其实是在开玩笑：“还没到货，这几天可能就会到的。”“到货了之后也帮我留一本吧。”那个和福西翁聊着天的人插了一句，他压根儿就不知道那只是句玩笑话，因为乔伊斯根本就没有写过那么一本书。那人的嗓音很厚重，像是含了块已经变硬了的蛋白酥，他的手上和额头上在不停地冒汗，看来是植物性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同一套书里还有本是一个所谓的‘中国的萨特’的人写的呢，是个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人，”福西翁说道，“快给店主说说，让他给你把那本书也留上一本。”“‘中国的萨特’？看来中国的‘清静无为’和萨特那群人的存在主义理论是有些关系的。”

这种胡言乱语的对话又持续了好一阵子，提到了更多的几本完全不存在的书，直到谈话者离开了书店，走上主教大街，回到了他居住的酒店的房间里，对话才告结束。然后叙事者才对我们说那位谈话者“有性方面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和虚假及不安感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看到书店里推出了新书或者有稀奇古怪的作品，他的病情就会加重”。福西翁知道这一点，而且他很享受在书店里耍的这种把戏。勃起。恋物。商品的堆积。增加情爱经历就像多读书一样：方式很虚幻，纯属记忆方面的事情。偷书和买书或是接受赠书都意味着占有它们：对于一个有条理的读者而言，书房里图书的摆放也会是有讲究的，从那种摆放方式你可以窥见这位读者的一生，就算不能和他的人生完全一一对应，也至少能体现出他在青年时期充实自己的过程，因为那段时期对于一个读者而言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吉列尔莫·吉哈斯18岁时，他的祖父兼导师、书商文图拉·洛佩兹让他带着一本书的电子文档去找一位设计师，然后再去印刷厂，再然后取回一册册的印成品。看上去像是变戏法一样，只需要很少的一点看不见的流量，那一册册图书就显现在了我们眼前，让我们能嗅到它们的味道、感受到它们的重量。不过那些电子书可并非是从虚无中来的。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文图拉·洛佩兹费尽心思获得了一项奖学金，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农业教师，后来不久他又获得了小学任教资格。在1949年时，因为参加共产党并推动建设农业合作社，官方停止了他的教职。于是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集资开了一家书店，他们希望把书店办成当地的文化中心和文化推动者，最后他们还建成了一家以推广当地文化为主旨的出版社。洛佩兹逝世于2002年，但是在他的孙子吉哈斯的努力下，洛佩兹留下的Proveedora Escolar公司还继续在瓦哈卡州10运转着。吉哈斯不仅继承了两家老书店，还另开了五家新店，而吉哈斯最大的手笔则是创立了阿尔玛蒂亚出版社（Almadía），这个名字如果用阿拉伯语来解释的话，就是“小船”的意思。

如果说主营新书的书店追求的是一种秩序的话，那么那些旧书店则意味着混乱：它们象征着知识的无序堆积。有时候从一些书店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在堂塞雷斯街和邻近它的几条街上我们遇见了地下（Inframundo）书店、迷宫（Laberinto）书店以及奇迹巷（El Callejón de los Milagros）书店，这些店名就在暗示我们：想要在它们中找到某本书得依赖它们分拣图书的体系、你的运气或是经验，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店主的记忆力和直觉。就像是石洞中的回声一样，属于西班牙、墨西哥乃至全世界的大作家巴列-因克兰（Valle-Inclán）在《波希米亚之光》（Luces de bohemia）中描写过一家叫作查拉图斯特拉（Zaratustra）的书店：“成堆的书像瓦砾一样盖住了墙壁。门上的四块玻璃被四本一眼看上去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连载小说糊住了。猫、狗、鹦鹉和书店店员则窝在角落里，像是在开着茶话会。”在加拉加斯有一家叫作图书大集市（La Gran Pulpería del Libro）的书店，可以说是地下书店的最好代表，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店里的图书就混乱地堆在地上，就好像书是从书架上被撤下来等待着整理一样，只不过这一等可能就是好多年。书店的店主是历史学家、记者拉法埃尔·拉蒙·卡斯特亚诺斯，他在1976年创建了这家书店，从那时起他就同时依靠写作和卖书来谋生了。有次在某个访谈中有人问他他的书店是怎么归整图书的，他回答说想搞清楚书是按照什么顺序摆的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所有那些都在“我本人、我的助手们和我儿子罗慕洛的脑子里”。

2012年年中的时候，我和乌利塞斯·米亚在加拉加斯的一家餐馆里共进了午餐，我觉得那是我最接近乌利塞斯·利马（罗贝托·波拉尼奥小说《荒野侦探》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时候（至少从名字读音上看也是如此）。他给我讲述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流亡史，以及让拉美人口暴增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些都促使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而罗贝托·波拉尼奥则用其潇洒的笔触将之描绘了出来。书店把那种漫长、自然而又总是会涌上人们心头的苦痛变成了一种个体化的记忆，使之变得更短暂、更普世，也更易于被治愈。贝尼托、莱昂纳多和乌利塞斯，这三位编辑和书商共同拥有的姓氏意味着速度、距离和翻译。乌利塞斯·米亚，我边吃着奶酪、牛油果拌肉，边在心里叨念着这个名字。因为想逃避继承家族事业，他曾经干过15年平面设计工作。但是他也不断接到图书设计的活儿，而后来也终于变成了一名编辑和书商。

贝尼托·米亚出生在西班牙阿利坎特（Alicante）的比也纳（Villena），由于曾任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组织的秘书，他在1939年只得选择流亡海外。在巴黎度过的几年中他的长子莱昂纳多出生了，他的妻子最终成功说服他移居到蒙得维的亚（“我祖父每次搬家的决定都是在祖母的鼓动下做出的”）。最初，贝尼托在蒙得维的亚的自由广场上摆了个书摊，后来则创建了阿尔法出版社（Editorial Alfa），并且领导着多个文化类杂志，这些都是在1951年到1967年完成的，那15年正值乌拉圭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冲突的时期，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在该国出现了军事独裁统治。“我祖父于1967年离开了蒙得维的亚，来到了加拉加斯，开始在新创建的阿维拉山出版集团（Monte Ávila Editores）工作，”乌利塞斯这样对我讲道，“阿尔法出版社则继续在蒙得维的亚由我父亲经营着，1973年我们带着出版社的事业举家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庇隆死了，布市出现了许多士兵，我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担惊受怕。1977年莱昂纳多也去了加拉加斯，阿尔法出版社的委内瑞拉阶段历史开始了，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出版社不得不改名为阿尔法蒂尔（Alfadil）。我祖父的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在巴塞罗那（我的祖母是加泰罗尼亚人），从1980年起到他1987年去世，他一直都是拉伊亚出版社（Laia）的股东。不过由于祖父在那里的工作结果并不理想，整个家族的巴塞罗那生涯也算是结束了。就像是有某种循环的存在，某个循环在某个空间和时间开始了，另一个循环则在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结束了。”乌利塞斯很骄傲地提高了音量，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出版社曾经编辑出版过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和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Cristina Peri Rossi，这几位均为乌拉圭著名作家）的作品。就像费尔南多·阿因萨（Fernando Aínsa）所说的那样，从无政府主义到人道主义的过程的关键词就是“桥梁”：人类和阅读之间的桥梁、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桥梁、大西洋两岸的桥梁。同时在一个家族的三代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桥梁：莱昂纳多·米亚小时候每天在卖出第一本书之前都不会吃饭，后来他在80年代把阿尔法出版社发展成了阿尔法出版集团，并把家族书店的辐射网拓展得更广了（“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书店已经成为了连锁书店”）：有两家书店叫“鲁登斯”（Ludens），还有三家叫“公元前332年的亚历山大”（Alejandría 332 B. C.，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2年在埃及击败了波斯人，开始在那里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并谱写自己的传奇故事）。

（本文选摘自《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豪尔赫·卡里翁著，侯健、张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