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点事｜民主党2020首场辩论：搅拌机对决稳定器？

民主党2020党内初选首场辩论即将拉开帷幕：6月26日、27日，20名符合条件的参选人将被分为两组辩论。多家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以及民主党“左派”代表桑德斯和沃伦的人气稳居前三。根据抽签安排，拜登、桑德斯以及排名靠前的贺锦丽(Kamala Harris)、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均被分在第二组，6月27日的辩论因此将格外吸引眼球；而排名第三、与桑德斯立场相近的沃伦被分在第一组，使其成为6月26日辩论的最大焦点。

一场关于“进步主义”的大讨论

传统意义上，有35年参议员经历、两届副总统职位历练的拜登可归为建制派，桑德斯、沃伦则属进步派，持“激进化”的左派立场。

作为典型的“奥巴马式的民主党人”，自参选以来，拜登一直将“温和”、“团结”作为主要标签，力图走中间路线。针对此，桑德斯将“无中间地带”（No Middle Ground）定为自己此轮辩论的基调，其竞选经理Faiz Shakir在一份声明中说，桑德斯和拜登同组辩论“是件好事”，因为这会“让民主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来一次真正的对决”。

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对决似乎并不存在。纵观此轮民主党初选，“建制派”色彩浓厚的主张几乎消失了。5月上旬，政治新闻网（Politico）从11个方面梳理民主党2020参选人的政见，发现参选人在“大麻合法化”、“全民医保”、“征收富人税”、“晚期堕胎权”、“给予非裔国家补偿”、“拒绝大额捐赠”等6个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只在“最高法院扩容”、“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等5个非民生直接相关领域存在一定分歧。

因此，不仅是桑德斯和沃伦，而是几乎所有的2020民主党参选人，都已经“进步”了——无非是“进步程度”有所差异。例如，所有参选人都赞同“全民医保”，但在废除“奥巴马医保”和建立政府“单一付款人”计划上并不一致；再如，所有参选人都同意大麻合法化，但贝托（Beto O’Rourke）、杨安泽（Andrew Yang）等还要求抹去因吸食、贩卖大麻而产生的非暴力犯罪记录。桑德斯在2016年提出的诸多“惊诧论”如今确已成为民主党人的“常识”。由此观之，即将举行的党内辩论，将不可能是建制派理念的重构，所有的讨论都只会在“进步共识”这一基础上展开。

Faiz Shakir所言的“对决”，当然还是指向桑德斯与拜登，但这样的对决其实早已开始。5月，拜登本想推出“令环保主义者和蓝领工人都能满意”的“气候变化中间方案”，提议美国重回《巴黎协定》，恢复奥巴马时期拟定、后被特朗普废除的关于能源排放的标准，并保留以天然气为代表的传统能源。但方案尚未公布便遭进步派新星、纽约州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大加鞭笞，称其“将毁掉未来几代人”，拜登被迫着手修改。

对决之路上，拜登的进步从未停止：他坚定地反对桑德斯废除“奥巴马医保”，但同意“全民医保”；他认为沃伦提出“对拥有5000万美金以上资产的7.5万个家庭每年征税2%”的主张过于极端，但总体认可对富人加税；他修正了自己在堕胎问题上的保守立场，表示抽大麻也实属正常。

即便如此，在前述Politico的统计中，拜登只对11个议题中的4个做出表态，这一表态率在所有参选人中垫底——此中固有“资深政客”对“历史负债”的计算，更多流露出的，还是建制派在进步路线面前的无所适从。此一“无所适从”在此次辩论中被放大还是缩小，将是检验拜登辩论效果的重要指标。

“硬币的两面”：特朗普与桑德斯

归纳本党核心选民的意志，将其扩大为不分党派的民意，反复刺激并强烈回应这一民意，是特朗普所擅长的“基本盘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助他赢得2016年大选，并催生了他执政以来在共和党内超高的支持率（80%左右）和全美范围内相对稳定的执政满意度（42%左右），其给民主党人的启示在于：讨好本党基本盘就能“夺江山”甚至“坐江山”——这成为民主党2020党内初选中的一个“迷思”。

应该说，这一“迷思”有其合理性。近年来，两党选民对各类议题的看法可谓大相径庭，但其无不严格对标自身党派身份。例如，民主党选民普遍反对美墨边境墙，而共和党选民则普遍赞同。

和特朗普2016年所面对的“茶党化”的共和党相似，如今的民主党也正在拥抱自己的“茶党化”。盖洛普调查显示，比尔·克林顿任期内，民主党内自认为“自由”（liberal）与“保守”（conservative）的比例均为25%，主流系温和派（Moderate），比例为48%。但自2000年以来，自由派的比例逐年攀升，保守派与温和派的比例逐年下降：截至去年，自由派的比例升至51%，温和派比例降至33%，保守派比例跌至14%。

“自由化”的民主党，是“进步主义”生长的温壤；51%的自由派，成为民主党内最大的基本盘。正如特朗普在移民、贸易与外交议题上背离传统共和党一样，桑德斯等进步派民主党人利用诸如“绿色新政”、“全民医保”、“富人税”等议题工具，建构起自己的“政治正确”。皮特·布蒂吉格说，“桑德斯和特朗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事实证明，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沃伦，“极化”或“进步”的标签，非但没有让他们被本党选民遗弃，反而成为其在党内最可倚赖的升力。在这一升力面前，建制派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强大：2016年，桑德斯在爱荷华州初选中险些战平希拉里，而希拉里的惨胜，也似乎昭示了其大选的失利。

本轮初选，在6月8日CNN与《迪蒙因纪事报》合作开展的民调和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最新民调中，拜登虽暂时领先，但桑德斯均紧随其后。考虑到桑德斯、沃伦同为进步派，二人所持理念相对一致必导致选票分散，拜登的中间路线在党内的真实人气难以估算，其民调优势是否一定会转化为选票胜势，也难言确定。而随着首场辩论的到来，此一中间路线将首先接受本党基本盘的检视，进步派也必将抓住契机发起“进步攻势”，拜登路线的稳定性、有效性值得观察。

拜登的戏：着眼初选，还是放眼大选

皮尤等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自1991年以来，自认为民主党或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数量，始终高于自认为共和党或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数量。仅从选民绝对数量上看，如果得到本党选民的充分支持，民主党获胜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现实是，由于选举人团制度，各党选民的分布成为继选民绝对数之后，制约选举结果的另一核心因素。打个比方，即便加州再涌入100万有投票权、支持民主党的外来移民，民主党在加州拿走的选举人票依然只有55票。2016年，希拉里在民主党群众基础和普选票数量上都优于特朗普，但却在关键的选举人票上落败。

2016年大选的出口民调显示，民主党与共和党登记选民的投票倾向与党派身份基本一致，即89%的民主党选民投给了希拉里，88%的共和党选民投给了特朗普，但中间选民（Independent）更多投票给特朗普（46%）而非希拉里（42%）。中间选民能够影响的，主要是在两党力量分布均匀的州，中间选民内部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的低投票率或“倒戈”，是希拉里痛失关键摇摆州的原因。

如今的拜登，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5月以来，昆尼匹克大学等多家民意调查机构针对不分党派选民的调查显示，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等关键摇摆州，甚至在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拜登都有击败特朗普的可能，这表明拜登所提倡的中间路线对于拉拢中间选民甚至共和党选民发挥了作用。在此情形下，拜登难以 “全盘进步”，因为那会打击中间选民的投票热情，其对铁锈带和农业州蓝领的吸引力也将不复存在，而后者一直被视作拜登“可以击败特朗普”关键属性。

由此，在各项民调的正向刺激下，面对不分党派的电视观众，怀揣总统梦的拜登如果在初选阶段一味讨好基本盘，则意味着其在后期需加倍回调、校正。因此，拜登在首场辩论中或“有所保留”，采取淡化“进步色彩”、突出“团结品格”进而将矛头指向特朗普的策略，避免党内冲突升级，争取一致对外；为强调自身的“跨党派”能力，其可能重弹“将特朗普与共和党区别对待”的老调。此前，拜登有意回避与进步派之间的“口角”，通过批评特朗普摆出“舍我其谁”的姿态。或许其在6月初故意错过民主党参选人在爱荷华州的首场晚宴聚会，其用意也大抵如此。

然而，在被进步思潮裹挟的民主党选民面前，任何“温和做派”与“中间路线”，都有可能被基本盘怀疑为传统精英老白人的“投机取巧”。此外，就算拜登有所保留，其他参选人大概率会“毫无保留”：对于排名紧跟拜登的桑德斯、沃伦、贺锦丽或皮特·布蒂吉格而言，其辩论一旦表现亮眼，民调将迅速蹿升甚至在最终初选时反超拜登。

因此，拜登的“中间路线”必将面临的，是其他参选人“背水一战”带来的震荡与冲击，而他一早摆出的民主党“共主”的姿态，在辩论中也可能引来“群情激愤”。守住立场与底线，平稳过关，或许就已是拜登首场辩论的最好结局。

汪洋之上

1987年，45岁的拜登首次竞选总统，他说，自己愿作华盛顿政治的搅拌机(agitator)；此次，年逾古稀的他，将自身使命描述为华盛顿政治的稳定器(stabilizing statesman)。

这次的搅拌机是桑德斯，是沃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调查显示，所有2020参选人中，桑德斯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度最高（31%），拜登排名第二（20%）。这并不奇怪：盖洛普调查显示，2010-2018年间，18-29岁之间的年轻人对于“资本主义”的认可下滑了23%——桑德斯虽然和拜登一样的老，但其免费大学教育、富人税、全民医保的设想，却是新的。

当然，就算民主党2020如愿胜选，就算民主党届时控制参众两院，上述设想在全美铺开的概率也几乎为零：共和党将四处掣肘，民主党内部也会莫衷一是。这和“特朗普悖论”如出一辙：靠操弄移民、贸易问题上位，但依然可能解决不好移民与贸易问题。但即便如此，选民似乎仍需要一个出口来表达。从2008年奥巴马的“改变”，到2016年特朗普的“再度伟大”，进步派如今举起的旗，本质上和奥巴马、特朗普并无二致，他们看重的，都是美国的世态人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桑德斯的竞选是有灵魂的。他虽然错过了最佳时间窗口2016年，但他怀着同样的理念，在民主党内部深耕了4年，众议院“进步党团”（Progressive Caucus）已壮大至98人。反观民主党自身，2016年大选后，其痛定思痛，下决心要全力培养引领代际变革的政治新生力量，但当时间来到2020，其能拿出的，似乎只有一只稳定器和一只搅拌机，还都是老款的。

或许，在经过特朗普四年的喧嚣过后，选民需要喘口气，可以接受一个稳定器。但在真正的变革来临之前，选民内心对于“搅拌”的渴望并不会平息，这就是为什么拜登的民调虽然领先，选民看似对其寄以厚望，又似乎毫不寄望——拜登身上，并未漏出丝毫的搅拌冲动：民主党领导层看重的，是拜登可以唤起铁锈带传统蓝领白人对昔日民主党的美好回忆，这于选举有利；拜登本人，也只在反复强调自己的经验与稳定，似乎自己从未想过做代际变革者。

4月6日，达恩·巴尔茨（Dan Balz）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拜登为自己与女性“不当接触”所做的笨拙辩护，实际上反映出他对于“时代变迁”的无所适从，即拜登往日所坚信的政客应该与选民接触（Make Connection），已经完全让位于如今流行的个体独立文化，这一反差让拜登“孤身漂泊于汪洋之上”。

1984年，拜登在大西洋城说，“政治英雄（肯尼迪、马丁路德金）虽已逝去，但政治理想并没有消亡——它只是被我们深藏在破碎的心里”。

1980年代显然是拜登所熟悉的汪洋。只是如今身处2020这片汪洋之上，拜登又是否还潜藏着不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