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庚辛史料》与许同莘其人

笔者按：因为研究的需要，《张之洞全集》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尤其“电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张集所收者，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在同时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鸿章全集》可与并论。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即我们利用史料时，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针对性。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庚辛史料》的机会，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顺便以“张之洞电稿”为例，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这个工作，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更紧要的，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电稿”，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也同样是适用的。

因篇幅较长，分成三篇刊布。此为第一篇。

《庚辛史料》，许同莘辑，连载于《河北月刊》1935—1936年第3卷第1—8、10—12期，第4卷第2、4、6、11期。据辑录者“题记”交代：

庚子拳匪之变，私家记载，不下数十种，或事后追述，或得之传闻，难资依据。曩岁编张文襄全集，就往来电报，辑录成编，虽电码译文间有脱误，然语语征实，可为信史，爰付印行，备他日修史者采焉。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许同莘记。

由是可知，此种“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也可以说是许同莘编纂《张文襄公全集[书]》的一个副产品。按《河北月刊》为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主办期刊，1935—1936年间河北省会曾迁转天津、保定两地，许同莘供职于省政府秘书处，故多向河北月刊社供稿。

《庚辛史料》，顾名思义，主题集中于“庚子拳匪之变”，内容至少包含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年，当时应已成编，拟分卷刊载，然未刊毕。目前可见《河北月刊》的连载版本，起自庚子五月初九日，迄至九月初三日，共528件，总计约7万字。据编辑体例，“已见李文忠、张文襄全书者不重出”，则这部分资料可与《张文襄公全集》及今刊《张之洞全集》互补。

据笔者整理统计，《庚辛史料》所录主要是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收各方来电，不录发电，而来电责任人总计近百人，涵盖范围相当广泛，除居于当时电报网络中心地位的大理寺少卿、总办电报局之盛宣怀外，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1）将军、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后改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直隶总督裕禄、布政使廷雍（后署直隶总督）、河南巡抚裕长、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成都将军绰哈布、云南总督丁振铎、山东巡抚袁世凯、江苏巡抚鹿传霖、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浙江巡抚刘树堂、布政使恽祖翼、广东巡抚德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布政司锡良（后改山西巡抚）、布政使湍多布、署按察使夏献铭、江西巡抚松寿、广西巡抚黄槐森、贵州巡抚积诚、云南矿务督办唐炯；

（2）各海关道，如上海道余联沅、厦门道延年、江汉关道陈夔麟、重庆关道夏时；

（3）各地重要武官，如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贵州提督梅东益、云南提督冯子材、广东碣石镇总兵刘永福、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

（4）京官，如许景澄（以吏部侍郎充总理衙门大臣）、袁昶（以太常寺卿充总理衙门大臣）；

（5）出使各国大臣，如驻日公使李盛铎、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法公使裕庚；

（6）各国领事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如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Georges G.S. Bezaure）、美国驻沪总领事古那（John Goodnow，一译古纳）、意大利驻香港领事伏比斯礼（Z. Volpicelli）、德国亨利亲王（Prinz Heinrich）；

（7）湖北省内各级文武官员，如荆州将军、湖北提督、安襄郧荆道、荆宜施道、施南府、德安府、黄冈县、宜都县、江陵县、巴东厘局委员；

（8）各地电局委员，如衢州电局、安徽电局、厦门电局、太原电局、赵城电局、牛杜电局；

（9）湖北驻各地侦探委员，如陈公恕、巢凤冈、曾磬、章师程、程云、张华燕、李兰皋，等等。

以上各方来电，大多篇幅短小，且内容零散，头绪纷杂，初读者一时难免困惑。诚如许同莘所指示，“一事之起，必有由来；一端之发，必有究竟。电文既略，若不与来电参观，则如隐谜、歇后，索然无味矣”。（《〈张文襄公电稿〉例言》）关于许同莘其人其事，世人所知不多，他对于近代史料与史料学实大有关系，尤其对于作为晚清史料一大渊薮的张之洞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堪谓第一功臣。而《庚辛史料》原即广义的“张之洞电稿”的一部分，要理解其性质、位置与史料价值，有必要追溯“张之洞电稿”这一宗巨型史料的来源、编纂与流传的情况。

许同莘（1879—1951），字溯伊（叔伊），江苏无锡人，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出使意大利公使许珏之侄，张之洞部下名幕张曾畴之外甥，同邑人杨寿楠称许其“濡染家学，才藻冠时”，并谓“早岁入张文襄公幕府，参与机宜文字；旋官译曹，君出入内外，明于当世之务。又习闻名公巨卿之议论，郎曹、幕职之选，君实兼之”。按，许同莘入张之洞幕府之缘起，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其初至湖广督署“学习办事”。据许氏自述：

岁己亥，同莘始游武昌，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是时距曾（国藩）、胡（林翼）诸公之殁三四十年，幕中诸先生时时诵其文章，道其轶事，而督部张文襄公视草严（原文如此），掾吏兢兢，无或敢一字苟者。（《公牍学史·自序》）

许同莘初至武昌，多得助于其舅父张曾畴的关系。张曾畴（1867—1911），字望屹，别号潜园，江苏无锡人，精于书法，而擅长文牍，甲午后以诸生入张之洞幕府，为缮校文案委员，此后佐幕多年，时人言其“为人精敏强记，恬静寡营，张督部雅重其才，深加倚任，先后从事十有七年”，“职视秘书，最为文襄所信重，而奉职之勤、治事之敏、守口之慎、律身之严，同人咸推敬焉”。辛亥年（1911），以候补知府管理汉阳车站货捐局榷务，事变爆发之际，在汉口投江死难。许同莘在其身后为撰“事略”，并编有《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所影印手书奏议、往来公牍、朋僚函稿，均由张曾畴代张之洞草拟或抄缮。熟悉湖北旧闻的刘成禺说“无锡张曾畴擅苏体字，为之洞代笔，几乱真”。许同莘称其舅父在武昌幕府奉职勤谨，“张公雅重其才，自吏治军务，以至交涉事宜，事无大小，咸令参预”，又以工书，模仿幕主笔体形神兼备，“壬辰（1892）、癸巳（1893）以后，凡墨迹署张公款者，皆出先生手笔，江汉之间得片纸只字，竞相摩仿，谓之‘帅体’”。

伯父许珏与许同莘关系亲近，经常通信，给予的教诲、训诫也颇多。许珏（1843—1916），字静山，晚号复庵，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山西学使朱酉山、四川总督丁葆桢幕，十一年（1885）由阎敬铭荐，随张荫桓出使美、日、秘三国，后以参赞相继随薛福成、杨儒出使欧美诸国，甲午后一度入张之洞幕府，旋因故辞去，二十八年（1902），派充出使意大利公使。《复庵遗集》节抄《谕从子同莘》家书约三十通，起自甲午（1894），迄至丙辰（1916），前后逾二十年，凡“看书”、“做人”、“应酬”、“处世”诸端无不涉及，以身说法，言之谆谆。许同莘甫入湖广督署，许珏即去函叮嘱：“连接来信，悉到鄂后已进督署学习，甚慰，但能处处留心，自然识见日长。”此后经历庚辛之变，家书中除指点时务，又常教以在剧烈的新旧纷争中“相时而动、择地而蹈”之守身要义：“侄欲留心时事，须认真体认，切勿学矮子观场，凡事非胸有确见，第扣盘扪烛，侈口妄谈，未有不贻祸大局者”、“鄂中新说盛行，风气日坏， 吾侄天资甚高， 必已灼见其非，务望刻苦凝静，闇然自修，力屏时下浮嚣习，至嘱。”

前文所言“会稽施先生”，此前研究多误为江南名幕、浙江会稽人施炳燮，因其人久居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精研外交文书，许同莘曾向之请教“洋务之要”。实则，施炳燮长期奉职两江幕府，与此时的许同莘并无交集，且其擅长的交涉业务，也与文中所谓“法家言”非一事，不可混同。此处“施先生”当为另一位“绍兴师爷”施煃（？—1931）。笔者检到许同莘为其所作“行状”，可从中窥知施煃大概履历，以及当时张之洞幕府的一些内情：

先生姓施氏，讳煃，字仲鲁，号悔盦。世为会稽望族，……早岁居襄阳，肄业鹿门书院，两世宦游湖北，例得占籍，遂以给古文辞入武昌府学，光绪丁酉举乡试第六人。先生少承家学，即究心当世利弊，姊婿章鹤汀先生治刑名钱谷，声江汉间，先生从问业于湖广幕府逾一年。张文襄督湖广，先生为幕府子弟，未之奇也。又五年，文襄移督两江，先生为幕僚治牍，辄如文襄所欲言，既而他去，文襄怪幕僚治事不如前，询之得其故，亟撽先生授幕职，自是从文襄者八年。是时海内多故，而江楚东南重镇，文襄所规画率国家大计，庚子辛丑间，外患益亟，幕府治事，昧旦而起，宵分而不休，文襄宏奖人才，方闻硕学之士，云集幕下，吏事则凌仲桓、诸肖鞠、杨葆初、劳筱濂诸先生，洋务则辜鸿铭、梁崧生（梁敦彦）诸先生，而汪荃台（汪凤瀛）先生兼之，至论庶事综练，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者，则必推先生。文襄亦曰施某人中杰也，积劳以知县荐。……壬寅，文襄再督两江，受代入觐，于是先生留江苏，权知六合县事。……（许同莘《故六合县知县会稽施先生行状》）

由此可知，施煃约自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的甲午年（1894）入幕，至壬寅（1902）年离去，“从文襄者八年”。他出生于师爷世家，在张幕中长于经理庶务，以“明律意而通于经术”见称，据许同莘所述，“早岁从先生游，先生不凡才视之”、“先生博览群书，务其大义，治法律，旁逮河渠、食货、兵备、外交，研几极深，见诸实用”。这正可与上引“从会稽施先生治法家言于督署”一言相印证。这也是后来成为法政留学生、并一度从事“修律之业”的许同莘最初涉猎“传统律学”的一个起点。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许同莘赴江宁试，中式举人。三十年（1904），中选江苏赴日游学公费考试，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二班学习，至三十二年（1906）夏，正式卒业。（按许同莘留日阶段有日记，有关其学习法政及从事“修律之业”的情况，可参李欣荣《清季许同莘的学法、修律与法学理路》）归国后，复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文案委员。许珏来函道贺，并为鼓励：“知荷南皮宫保委办文案，从此阅历渐深，蔚成大器，将来从政临民，自有把握，欣慰之至”、“侄以少年为名公卿赏拔，笔墨之外，兼能于操履致慎，在幕府为得士，在家庭为亢宗，良可欣幸。”次年（1907）七月，张之洞奉旨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北上赴京，许同莘亦指定随行。

入京以后，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张之洞病逝，许同莘一直没有脱离张之洞幕府。许同莘从弟，即许珏之子许同莱在其所撰《张文襄年谱编纂始末》一文中提到：“自光绪己亥（1899）至壬寅（1902），为学习办事时期。自丙午（1906）至己酉（1909），为任职幕僚时期。”则许同莘在张之洞幕中前后两段，长达八年。在京阶段，他曾奉法部调，入修订法律馆办事，又在宪政编查馆、贵胄学堂、外务部秘书股等处兼差，日常事务相当繁忙，“而主业则在法律馆”，从事新民律的习惯调查和新刑律的校订参核工作。有论者指出，许同莘身处清末民初过渡时代，“经历跨越幕职、郎曹两面，传统律学和东来法学兼而习之，议论介于中西、新旧之间”，要探究其略显独特的法学理路，“不能不从其幕主张之洞处入手”。许同莘本人曾为张之洞“调停新旧”之说辩护：

世人论张文襄，以调停新旧为病，此未知当时实事也。文襄所调停者，孝钦母子之间，亦不始于戊戌以后。自光绪之初，论为大行立嗣，论中官殴禁军，皆揆度事理，措词委婉。至其论学论政，则直抒己见，不为苟同。故言经学则斥《公羊》，言洋务则非弭兵，言时政则采外国之长，而必以不背中国礼教为主。自谓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固未尝为调停说也。

再，时人揭示张之洞“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的一面外，兼有“奖新学而喜旧文”的另一面。作为“洋学生”之一的许同莘，也注意到幕主“及其晚年，怵中国旧学之日荒，文字之日敝，则兢兢于保存国粹。以为不读经史，不习文辞，则以后入仕途者，将求其称职而不可得”。

宣统元年（1909）八月，张之洞在京病逝，许同莘受其家属委托，负责主持张氏著述的整理工作，经十余年的努力，始刊《张文襄公四稿》和《广雅堂集》等七种，继编成《张文襄公年谱》（详后）。辛亥革命后，许同莘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1913年任外交部总务厅文书科佥事，次年升文书科长，据《北京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其任此职一直到1920年，后改通商司第六、第四科长，1928 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外交部解散，遂离职。（参见钱志伟《许同莘先生事略补证》）

在北洋外交部供职期间，他的一项主要业绩是与同事汪毅生、张承棨合作编纂了清代历朝对外条约集，包括《康熙雍正乾隆条约》（4卷）、《道光条约》（8卷）、《同治条约》（23卷）、《光绪条约》（102卷）、《宣统条约》（19卷）。许同莘对外交文书的重视，其来有自，早年从施炳燮学，后者正以研究近代条约“独为透澈”见长。他逐渐形成“外交辞令自昔所尚，今日尤要”的认识，后来成书的《公牍学史》专门附有“辞命”二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为《光绪条约》作“序”，回顾“我国编辑国际条约而列于官书者”的历史，以光绪八年（1882）总理衙门排印之《中俄约章会要》为开端，但这一工作时断时续，不成系统，一直到民国初年，“（外交）部员于从公之暇，殚力搜集，荟萃刊印，其体例稍稍完备”。他介绍说：

我国国际事类之重要，而订约又最繁多者，厥维光绪一朝，佥事许同莘、汪毅生、张承棨诸君，近复搜求文书，补纂遗佚，而成《光绪条约》一书，共得百有二卷，视旧刊之新编，条约增数十，分年有表，分国有表，厘定原约之名称，附列订约之奏牍，以供外交官稽考之资。与夫学士大夫研精之助，其用力可谓勤矣。抑余更有进者，我国与各国订约，汉、洋文并重，而解释约文，恒以洋文为主，旧约中有因迻译舛误而滋疑虑者，故洋文约稿亟应同时校印，以成全璧，庶可以餍读约者之心，而于国际亦多裨益，是尤余所深望者也。（《光绪条约》，孙宝琦序，民国三年九月）

许同莘等编各朝条约集，前均有“凡例”，列“分年表”、“分国表”、“条约检查一览表”，方便阅者检索，条约、章程本文后多附有关约章订立过程的大臣折件及所奉谕旨，可资参考，“以期阅者洞悉立约之原委”。各朝汇编卷帙不一，其中以《光绪条约》最为庞大，总计达102 卷。据编者交代，“洋、汉约文，本宜并列，惟校对洋文须极精详，故先将汉文付印，作为暂行之本，再板时当再分国汇编，添配洋文”。就当时条件来看，这套条约集搜罗丰富，编校也较精详，为研究清代外交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多次翻印，影响颇广。另外，许同莘与曹汝霖、刘孚淦等合编有《外交部藏书目录》七卷，以外交部图书处名义印行。据说，他尚有计划再进一步，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写一部《外交全史》，但“因故未能实现”。

1918年6月，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主持编成《许文肃公（景澄）遗集》，由外交部印刷所刊行，许同莘作为“部中同志”，也是主要编纂人员之一。陆征祥述此书缘起，“会唐君蔚芝（文治）以前刊公奏疏、函牍见赠，受而读之，如获拱璧。亟与部中同志许君同莘、孙君昌烜、张君承棨、方君元熙增而辑之，合为《遗稿》十二卷，重付排印”。1922年，许同莘汇辑张曾畴手书，成《张潜园书广雅相国奏议（附函电）》付梓，邓楫序曰：“先生既殁之十有一年，其甥许孝廉溯伊谋所以不朽者，撰著经乱丧失不可得，可得者惟书，书之大且精者又不可以梓，梓其所写文襄奏议、函电十数通亦仅矣。”同年，许珏之子许同范等人纂辑《复庵遗集》二十四卷，许同莘义不容辞，亦力任“参校之役”。

北洋政府结束后，许同莘一度出关，在哈尔滨地方政府任事。后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约1934年离职。据与许同莘有交的金毓黻记，“民国后出关，佐张文襄之孙忠荪（厚璟）于哈尔滨，与余数通函问于沈阳”。（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5723页）孙厚璟，张之洞嫡孙，张权次子。

再，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两通，写作时间约在1930年代初，其一内称：“再承询部况，甚感。侄在此月入二百元，近兼某处讲席，以钟点计算，可得七八十元，又鬻文月可得数十元，合计不足四百元。儿女累重，教育费多，京津两处开销，合之儿女学费，大约须四百元之谱。至编书一事，似以北京为便，即如年谱取材，必须向各图书馆及史宬等处检阅邸钞、档册，方无谬误。姪前在滨江，即思属稿，终以查书不便而止。如承燕公厚意，月能津贴所需之半，便当将笔墨教习之事一概谢绝，专意为之，庶可观成有日。”按“燕卿”，张仁乐，字燕卿，张之洞第十一子，日本学习院文科毕业，“九一八”事变投日，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表、伪满洲国实业部大臣、外交部大臣。据此信文意推断，当时许同莘正在天津（河北省府），而此前一度去过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其编书、编谱工作，似多得到张仁乐的资助。

1934年以后，许同莘曾经入川，游幕蜀中”，并在重庆出版了《张文襄公年谱》。后似任过河南省政府主任秘书，惟缺少直接材料，难究其详。1934年11月16日，随中央大学南迁的金毓黻也到过重庆，曾“诣李子壩花纱布管制局访许溯伊（同莘）”，并有赠诗。次年1月15日记：“许溯伊先生自渝来书，并寄赠五古一章，醇雅真挚，真老手也。”许诗题作“静庵先生曩以文字相契，未识面也。避兵巴渝，忽承过访，并赋诗见赠，喜而有作”。（见《静晤室日记》第8册，第5723、5726页）

比较清楚的是，河北时期，许同莘的主要精力用于公牍学研究，先后写成《治牍要旨》、《治牍须知》、《公牍铨义》、《牍髓》等，最后完成传世之作《公牍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后世对于许同莘其人的关注和了解，其实也多聚焦于这一部系统研究我国数千年公牍演进及其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文书档案学论著”。（《公牍学史》，王毓，孔德兴校点，档案出版社1989年）许同莘与公牍学结缘，与在张之洞幕府的职事历练，以及爬梳纂辑张之洞遗文的经验密不可分，用他自己的话说，《公牍学史》即“取向所闻于父师及览观所得者，条举而详说之”。他曾回忆，“光绪季年，同莘始入幕下，文襄每具草凡有关典制者，辄属遍检群书”，张之洞殁后，授命编纂《张文襄公全书》，也启发了“公牍学”研究的最初构想：

己酉（1909）冬，始辑文襄遗书，发箧而尽读之, 得具知治事之要。尝以为前人论诗文以逮制义、楹联，皆有撰述，而公牍无之，欲裒所闻见为一书，曰《公牍丛话》，多事卒卒未能也。（《公牍学史·自序》）

及至1930年代，国民政府掀起行政效率运动，倡导文书档案改革，许同莘发表一系列公牍学著述，既是他多年积累的产出，也迎合了时代需要。1933—1935年，约稍早于《庚辛史料》见刊，《河北月刊》上也连载了《公牍诠义》、《公牍诠义补》，分述指、导源、流变、观通、酌雅、通俗、法后、去忍、养耻、博趣、余论、辞命等十二篇，实为1947年商务版《公牍学史》之滥觞。

许同莘一生勤于撰述，留下文字不少，惜身后萧条，缺少整理。许同莱言“余兄平日好谱学之书，所收近代名人年谱甚夥”，除张之洞年谱外，他还纂有《歙县迁锡许氏宗谱》、《无锡华氏谱略》、《河朔氏族谱略》等很有分量的家族谱，以及研讨“谱学”的一些理论性著述。

他性喜游山访古，自谓“名山如名人，游名山，如读史，山之面目，未易识也，无已则就读书所得以实吾游所见闻，或亦来者之助乎”，故多有“游记”作品发表。1930年代初，与许同莘有交往的金毓黻，便对其游记文字称道不置，以为《石步山人游记》“词笔渊雅，如读道元《水经注》，披阅之际，爱不忍释”，又谓“溯伊能文章，昨以《游吉敦路记》见示，中间考证古事之处精博可喜，渊源所自，弥深景仰”。此外，有关日本法政学、中日关系、晚清政治、古代文化、中西交通史以及东北、华北地方文史的文章，数量亦不少，散见于《法政杂志》（东京）、《交通丛报》、《东方杂志》、《河北月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河南政治》、《河南博物馆馆刊》、《旅游杂志》等期刊，值得进一步挖掘研究。如许同莘在滨江时期，撰写 《中东路站名改称议》一文，为金毓黻所见，许作“援古证今，殊为罕见之文”，拟登其所编《东北丛刊》“以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