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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2019-07-19 12:5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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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入清的进程中,旧王朝在士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逝去,在新王朝的稳固、维护与重建过程中,生活于其中的士人不断产生新的经验与记忆。这些属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与记忆不仅仅显现着他们个人的性情与内心的情感,构成自我身份的一种标签,在在亦折射着明清之际士子的生活场境,与他们在不同的机遇下各有其因的人生选择。

养生、家居、交游,是日常生活的寻常事。对年岁流逝的隐忧、生活空间的想象、交友结亲的选择,这些事本身并不受时空与身份的局限。但当它们被置于一个时代的场域中,为人所观照时,便显现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 

我们所熟识的明清士人,始终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而在他们的科考生涯之外,日常生活之内,还有诸多富有生活情味的部分。本文所提及到的几位士人,即生活在明清之际浓墨重彩的王朝更替下,不同身份的士人,在这里都显现着他们生活世界的某个切面。

读书修行,青词宰相的长寿秘方

在嘉靖朝前期,嘉靖帝非常信任的一位文官叫顾鼎臣(1473-1540),他从一名进士升任至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官场生活。

顾鼎臣字九和,号未斋,是苏州府昆山县人。顾家世居昆山的雍里村,“以力田、种徳 闻于时”。到顾鼎臣生活的时代,已寓居于昆山城内,主要有两处宅子,一在鳌峰桥西,一在城隍庙前,宅中有著名的“霖雨堂”;后来其曾孙咸和又在马鞍山东南筑了武陵源别业。

弘治十八年顾鼎臣成为状元,88岁的父亲顾恂看到了他科考的巨大成功后不久去世, 鼎臣十分难过返乡丁忧,三年后回到北京,时为正德三年(1508),很快受命参与编修 《孝宗实录》,次年升任翰林院侍讲时,生母杨氏过世,鼎臣再次回乡丁忧三年。到正德十一年,升任从五品的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此时的鼎臣,已年近五十。从攻读举业至此,鼎臣虽然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却并无相应的大量资产积累。总体上,从鼎臣幼时直至成为京官的漫长生活历程中,长期显得相当清苦。

在鼎臣的思想意识中,读书进学乃是人生的头等大事。鼎臣早期在北京官场奋斗的过程中,颇以家族事务与生计为虑,他担心履方等人在家更无人管束,需要作必要的告诫,要求万事小心谨慎,务以“修身进学”为重。

《明状元图考》中的顾鼎臣像

鼎臣指出,“清心寡欲、读书修行”是立身益寿之本,要履方与长婿归本、次婿朱端禧二人,各抄写一份,贴在住房内,“朝夕省察,殊为有益”。

鼎臣认为,除了读书修行,清心寡欲实在很重要。为了宣讲“康济之方、宣节之要”,自撰了《多少箴》,既作为个人“上承宗祧,下启胤祚”的有益借鉴,更要求子孙辈写贴于坐隅,朝夕省览,人生日用“永为守训”:

少饮酒 伤生乱性      多食粥 养胃滋阴

多茹菜 蔬善疏导      少食肉 厚味生毒

少开口 驷不及舌        多闭目 谷以养神

多梳头 栉发去发        少洗浴 频浴伤气

少群居 招釁致尤        多独宿 节色遣疾

多收书 明理致用        少积谷 赒乏备荒

少取名 好名损名        多忍辱 忍辱不辱

多行善 积有余庆        少干禄 留遗后人

 

在鼎臣看来,“寡欲节饮食”是“保性命、绵宗祀之基本”。大概履方在这方面可能有失体统,所以鼎臣在信中劝道:“纵于色欲,荒于酒食,往往夭折,汝其猛省,猛省!”又强调道:

读书自今日始,务须勇猛精进,思惟此身已入学矣,便有荣辱二途,甚可畏也。来春岁考,便有赏罚。若他人受赏,我独受罚,有何面目见奴仆、妻子哉?猛省,猛省!

根据其他家书中前后内容的陈述,可以获知履方夫妇一开始并无子嗣之喜,而且鼎臣一家为此可能都颇费思量,甚至请医调治。在鼎臣留下的一首诗中,能反映这些内容:

嗣续须教天主张,数经调药总荒唐。若能节欲行阴德,便是千金种子方。 

后来果真产育一孙,且聪慧可爱。到北京后,鼎臣多次收到其兄弟(履方的“二伯父”“滑七伯”)的书信,了解到孙儿岐嶷胜常儿,“且好养”,十分欣喜,认为这也是“天地祖宗荫庇所致”,因此更要求履方夫妇“朝夕立心,积善以迓福庆”。

在鼎臣的父亲时代,顾恂就是昆山士大夫所组织的“斯文会”、诸耆宿所结成的“延龄会”的领袖,县官举行举乡饮酒礼时,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后被赐与“髙年冠服”,寿龄 88 岁。按昆山地方风俗,“五十而称寿”,此后每加十岁就要称寿。

鼎臣本人其实向往高寿,很注意养生,但他好酒,常常以酒遣怀。鼎臣的舅舅遯庵先生、二兄自如先生等这些“昆山之缙绅”,都已七十以上,曾结为“十老会”,堪称当地胜事。然而没过几年,十老大半沦逝,只剩下遯庵公、王真愚、高归田、周秋灯四老。鼎臣发现他们长寿的原因,在于“平生少饮”,因而“不惟寿考,而且康强”。他分明地意识到,酒能致疾促龄,是摄生者们所当摒却的。至于鼎臣有没有真地做到却酒,已无从得其详了。

嘉靖十八年,年已七十的昆山人方矫亭,在当地堪称“寿星”,请鼎臣作了一篇寿序。鼎臣在序中这样道:“吾昆有山在城中,当县治之乾方,堪舆家谓之寿星,士民视他处为朴,不希荣进、事纷华,当而弗力,尼而知却,且所享有节,不甚纵侈,以故人多老寿。”仍然强调,人生要“所享有节,不甚纵侈”,方能高寿。

读书抚景,陶然有忘世之趣

作为布衣的袁仁(字良贵,1479-1546),引起当世人们的关注。袁仁既无政治上的显贵身份,也乏庞大的财力,只是一名出色的医者,或是无身份的杰出知识人,为时人所称道罢了。但元末明初以来,袁家并非泛泛之族。

彼时祖居于陶庄镇的袁家,资产颇饶,生活优裕,堪称有势力的大族。到明初的杞山公 袁顺时代,袁家仍然居于陶庄镇。

就生计而言,从袁颢开始,袁家确实十分重视医道。袁颢曾说医虽是贱业,但可以藏身、 可以晦名、可以济人、可以养亲。袁颢善谈名理,不轻为人诊病,闭户著书曾达十年之久。 他育有三子,二子袁祥较为出众,入赘魏塘名医殳恒轩(殳珪,字廷肃)家,也开启了袁家的城居时代。

袁家城居于魏塘镇后,生活空间如何经营安排,史料所载比较有限。

光绪年间重修的《嘉善县志》中,有袁家故宅已经成为“古迹”的简单记录,约略地透露出那时袁家的城居情况。其中仅有的关于袁家著名的“药园”的记载称:“在城东南隅,明袁仁家居八景之一。”

“家居八景”是在袁祥赘入殳家后,曾以殳家所分的房产交授给女婿钱萼,自己另于亭桥浒堂东建筑一厅居住,并精心布置,而最终形成所谓的私家园林。

《参坡袁先生一螺集》书影

在这样的园第中,袁仁说:“读书抚景,徜徉自适。客至则对酒赋诗,评花咏月,陶然有忘世之趣。”在袁祥殁后,袁仁大概能承其遗业,且常怀孝念,“思前虑后,愁肠如织,爰作《家居八景赋》以贻之子孙。”袁仁在“愁肠如织”的心境下所述的八景,不妨照录于下,以见其概并略窥袁仁的生活旨趣:

植杏于庭而以轩临之,曰怡杏轩;东北有园,植药草三十余种,曰种药圃;轩之东起小楼,楼前有山,曰云山阁;阁后有垩室,曰雪月窝;窝北有池,植藕其中,曰半亩池;上有桥,曰五步桥;绕池皆植芙蓉而虚其南,曰芙蓉湾;湾之南植蔷薇而周围以木架之,曰蔷薇架。

“家居八景”是一个寓于城内却不失乡野风光意趣的生活空间,堪称明代士人家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范例。袁仁说过:“吾父卜筑西菖蒲泾,上有圃可艺,有池可泳,有阁可登,有桥可涉,有轩可偃息,有红杏、青松、芙蓉、蔷薇可寓目而笑傲,余承而居之。”这种城居空间,就像文徵明曾孙的文震亨(1585-1645)所品评的,生活于一个精巧布置竹木、花草的氛围中,与身处酒馆食肆中可以享受各种味道一样。

嘉靖十二年(1533)底,第四子袁黄出生了。时逢瑞气葱郁、嘉禾之生,是被视为吉兆 的结果。但袁黄的出生,让袁仁意识到原来的空间有些狭隘,被迫向南扩展筑室,生活空间得以扩大。这个新空间的正南门,正好对临县城中的主干道魏塘市河。其他相应的厨房、仓储、卧室等,就置于袁家整个生活空间的东部。袁仁将它们总称为“半村居”。“半村居”西南就是城内繁华的集市贸易区,东北就属乡野之地了,倒也符合不城不乡的意境。

半村居的位置(根据嘉庆《嘉善县志》卷首《城池图》)

对于“半村居”的完成,袁仁虽然比较高兴,但也多所感触,在城中有这样的生活空间,似乎可屏绝“城市”中的杂音,以“山人”般的态度,忘却他所认为的人间难行之路。而且,袁仁嗜好相对寡淡,更少嗜世之秾葩艳质,郁郁姱姱,可以悦众目而共欣赏者,他说都视之若嚼蜡。袁仁作有《半村居初成》四首,颇多咏怀之句,如“不是无心向城市,多情鱼鸟解留人”“山人自合山中老,忘却人间行路难”“世味淡然人独立,一筭烟雨湿黄昏”“雨锄自怜门,有客谁叹出无车,日涉已成趣,春风柳正疏”等,都可以反映其心境及人生旨趣。

袁仁在外结束他的应酬交游活动,回到“半村居”中,即掩一室而坐,即使至亲也不见。据袁黄幼时于门隙偷窥的记忆,袁仁独居静坐于室内,“香烟袅绕,衣冠俨然,素须飘飘,如植如塑而已”,大概已沉浸于静修的最佳状态之中了。习静修养是明代士人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有提醒精神的作用。

以“家居八景”为核心的半村居,在袁仁的生活世界中,当然已非简单的私人园第,在城市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并蕴含着人际网络与社会声望的建构意义。半村居中袁仁所谓的“种药圃”,即“药园”,在士人文化圈中较具名气。清末地方志中还明确指出,它在后来成了钱棅的读书处,并改称“南园”,不久“又归曹清臣,割其东偏属海宁査氏,名半园。”

世事悠悠交态变,尽归诗酒间

早年的董含,不但“好学有文名”,而且经常“与海内名流,扁舟草笠,往来吴越山水间”。顺治十八年中进士,观政吏部。弟弟董俞,“自其为童子时,喜读古人之诗,略上 口即能为声偶之言”,三十岁时以孝廉举于乡。在世人眼中,董氏这个“云间世家”,自董其昌、董羽宸“凋丧之后”,董含兄弟乃能联翩鹊起,克绳克武,无疑是当今的陆机、陆云兄弟。然而可惜的是,他们不久都因奏销案而被黜。此后董含的生活态度及表现,似乎就是地方史志中描述的那样,“益放情诗酒。董俞也是“弃去帖括,究极于《风》《雅》正变之故。”他们当时的心境及人生处境,或如董含诗中所言,“陋巷屏人事,往来绝俦侣”。

在康熙初年,董含的功名虽然已被“奏销”,但其身份仍与城乡布衣者流不同。他曾努力科考一途,后来因奏销等原因而心灰意冷。回到了他所谓的“弊庐数椽,傍水负郭”的乡居空间,与其二三位知心好友,“赋诗浮白”相往返,意兴淡然,已经不再是热衷营取仕途的青年士人了,所以“常与世迕”,人生的寄托似乎都在诗酒之间了。董含自况“赋命穷薄”,晚年回思往事,真是“恍如一梦”。

与董含比较亲近的那些友朋们,生活取向与政治态度自然是接近的。相应地,若干交游关系由兹得以呈现。譬如他的一位好友张若羲,与嘉兴人朱彝尊还是中表兄弟。朱氏曾前往华亭县西郊相访,适值张氏“荷鉏带笠”,所谓“相揖于紫瓜白苋之间,破屋数椽,下一榻以留”,完全是一幅悠然乡居的闲适图景。张若羲这种“避世不仕”或“终身披缁”的人生取向,为董含敬仰张若羲的原因所在。他说:“张带三先生,性高洁,隐居菜花泾,不入城市,缁衣禅笠,萧然世外。”在董含看来,张氏“喜饮酒,每从相知浮白纵谈,意气甚壮,然外虽颓唐,而内实沈照,隐约玩世,人莫能窥其际也。”董含曾于上巳节赠送新蒭给张若羲,张氏答以一首绝句:“臆间犹记老狂生,翠酿春灯眼倍明。世事悠悠交态变,绿杨深处尽埋名。”或许这种情态,也可以拟比董含。

而董含的家居生活与休闲情致,透过他本人的零星记述而得以大致呈现。他曾说:

性本孤介,不善治生,尤不喜见俗人,杜门者十日常八九。每晨兴,抱瓮灌园,事毕课诸儿文义,间出酬酢。午后或泛滥陈编,或采纂轶事,或坐或卧,或信手拈小诗,不拘体裁,不计工拙。长夏则晞发行吟,颓然自放。向多四方之交,客有见诣者,虽不能具宾主礼,必典衣贳酒,相与网罗古今,商榷风雅,握手谈心,款款不忍别。以故予愿交天下士,而天下士亦莫予弃也。

董含讲得很清楚,他“孤介”的性格与“不喜见人”的态度,加上不善经营,使其家境在奏销之后更形窘困,家中招待客人,居然要“典衣贳酒”。

清抄本《三冈识略》书影

董含在六十多时回顾道:“遇良辰佳景,携双童,蹑短屐,登山临水,不废游览,此外嗜好都尽”,又说“迩来希风向平、天随子、桑苧翁诸人,誓为山泽之游。乘兴便发,任其所之。”一如宋琬所言,“遇夫高山广谷、精蓝名梵、乔松嘉卉、草虫沙鸟,凡可以解其郁陶者,莫不有诗”,既有横山、泖、淀之胜以资眺览,又有兄弟朋友之乐相与上下。

太湖周边有不少名胜古迹,董含大概都去过。时间应该多在奏销案之后,他已疏离政治,有比较多的闲暇,纵情于山水名胜之间。这也可以视为其在清初被政治打压后,心情难以排遣的表达,能反映出与董含同一时期在仕途上遭遇挫折的绅士类似的人生态度或生活境遇,多有绝意仕进、“优游林下”的相同表现。

 

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作者: 冯贤亮
定价: 65 元 
ISBN: 978-7-309-14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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