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社区，进与退之间

3月12日上午九点，巡护员宦吉然正开车去大九湖村。一路上，鲜少见到人，阳光穿透轻薄的云层洒在路旁枯黄的草甸上，偶尔能听到不远处成群飞鸟从湖面腾起扑扇翅膀的声音。村子就坐落在大九湖湿地延伸至山脚的一片平坦土地上。远远瞧见有村民正站在地里，他立刻停住了车。

“今年不要种了吧，”宦吉然低头翻查着手里的搬迁情况记录表，一边劝说道。村民瞄了一眼表格，笑着挥挥手说：“不得种了，等搞清楚，就搬下去”。三月里气候干燥，神农架国家公园大九湖管护中心巡护员除了日常进村排查森林火灾隐患，还要赶在春耕前劝阻村民们别再种地了。

2016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大九湖全境被圈进了国家公园试点，大部分面积划定为受严格保护的区域，明令禁止耕种、放牧，围湖而居的大九湖村就在其中。

为湿地搬迁

在神农架大龙潭的山林间，树影晃动发出“簌簌”声响，夹杂着几句低沉的“呱、呱”吼声，那是二十来只金毛蓝面的川金丝猴正下山去科研站讨要食物——气候寒冷，山里食物短缺。

金丝猴是神农架保护的旗舰物种。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批复总面积为1170平方公里，覆盖一段东西向横垣于湖北西南部的秦巴山脉，涵盖5个乡镇。神农架国家公园科学研究院院长杨敬元介绍，试点内海拔落差近2700米，滋养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以川金丝猴为代表的古老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神农架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长江三峡库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研究院副院长张志麒在大九湖湿地工作了近11个年头。那里地处试点最西端，夹在川、鄂、渝三省交汇处。他说：“大九湖实际是一处岩溶盆地，流水汇集向下切出了下凹的地形。在地质历史时期，冰川和流水将地势较高处的泥沙和植物残体等搬运到这里，再经年累月岩溶洼地被逐渐夷平，就形成了今天的大九湖湿地。”

大九湖湿地的泥炭沉积物对古气候的变化、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有极高价值。然而，重视保护之前，它经历过一个荒蛮的开发过程。张志麒回忆，他刚调到大九湖工作时，根本看不见湖面，只是一片干枯的草甸。

“早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这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成为了林业公司木材采伐地。等树砍完了，地方政府为了改善民生，提升地方经济，开始建沟渠，把水抽干，将萎缩的沼泽地开垦成草场养羊，之后又围湖造田搞蔬菜基地。但1998年的大洪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当地政府也重新重视起生态保护。从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推进了生态修复。后来，这里逐渐恢复了湖面，便开始了旅游开发。”

据他的研究团队记录，经过约十年修复，大九湖湿地的可见湖面才从100亩扩大到了如今的约3000亩，增加了相当于四个半天安门广场的面积。

而为了进一步修复湿地生态环境，早在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开展的四年前，生态移民搬迁就列入当地政府日程，居住在湿地旁的1800多名村民和13家机关单位都在搬迁计划内。只是七年过去，这场搬迁进行得并不彻底。

潘世珍家就是这样一例。她家的门脸位于通往湿地的公路旁，进屋的厅堂放着三排货架，摆着售卖的零食和日用品。现如今，隔壁几户人家已落上了锁。

潘世珍算是当地最早一批做起旅游生意的村民。2012年，她家所在的九湖集镇休闲广场拔地而起，后来当地人管那叫老街。旅游公司为提升游客体验还在湿地内修建了近万米的架空步道。

清晨，从她家门前望去，萦绕在湖面的晨雾使得远处山林忽隐忽现。而寻路来此的游客为了赶上观晨雾的最佳时间，便开始寻周边的农户家留宿。那几年，潘家经营农家乐，开超市售卖零食、饮料，还买来了一百来辆单车放租。

“到旅游旺季，一天的收入有时能有近万元，”她回忆。相比务农、放牧，做游客生意给潘家带来了更丰厚的收益。早两年，她儿子结婚的彩礼，女儿婚后购房，都是拿那些年攒下的钱帮衬了一把。

但当时红火的“农家乐经济”却给大九湖湿地生态带来了压力。

“农家乐带来的污水、生活废弃物对环境有明显影响。”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毕永红说。2019年3月，他考察了湿地，“目前的生态状况总体趋好，但湿地有退化的迹象，需要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当初，神农架林区政府计划将村民迁去山下20公里外的坪阡村，新建一座坪阡古镇，就是期望把餐饮、住宿这些人为活动转移出湿地的核心区域。

“政府来人说，超市以后不让搞了。”潘世珍有些愤愤不平，“我们搬下去，他们补的钱修不起这个房，你说我能愿意吗？”她辩解，自己不是不想搬，只是觉得补偿不合理。

大九湖镇镇长张守东回应了潘世珍的说法：“他们的期望太高了”，他补充道：“当时搬迁遵循‘先搬先选址’的原则，现在镇上最好的位置都被先搬的人选了。”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过去常用整村搬迁的方式来解决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症结，但这会给当地政府带来一笔不可小觑的财政负担。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贾国华说：“大搞搬迁的方法不再适合神农架国家公园，不说别的，钱从哪来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尝试去找到更精细的管理方式，把这块地方更有效管理起来，实现真正的保护。”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驻华代表朱春全认为，做保护工作不能简单判断哪些事能做或者不能做，关键在于明确保护目标，“只要是有利于实现保护目标的就应该做。”

在毕永红看来 ，“近年来的搬迁工作对湿地保护是有利的。但仍需要严格控制村民留在湿地的牲畜数量，加强景区管理，特别是垃圾的清理、游客的数量，进一步减轻人类活动的干扰。”

探索特许经营

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从2016年开始限流，景区入口装有监控系统，数据实时传回管理局的信息平台。按照湖北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核算的承载量，将人流控制在每日7万人次，其中大九湖7500人次。不过，从管理局2018年采集的游客数据看，人流即使在旺季夏天时也没到过警戒线。

许多迁去坪阡古镇的村民继续经营起了餐饮、住宿。这座小镇建在盐溪河两旁，房屋多是三四层的楼房，临街的一层做门面。在国家公园试点内，小镇属于留给村民发展的区域。

临近春分，在这儿还很难寻到春天的踪迹。现下，除了三五家宾馆、饭店开门迎客，大多门面都落了锁。

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规划中，湿地设有游憩展示空间，保留了部分旅游设施。自2016年5月1日始，大九湖湿地开始施行封闭式管理，自驾来的游客必须在游客中心换乘统一的大巴才可以进去，并且禁止留宿。

在大九湖开发旅游的公司隶属于湖北神龙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局保护与综合利用科副科长陈晓光说，2017年，为了约束旅游公司在当地的经营行为，管理局与该集团签订了一份临时的“特许经营协议”，正式的特许经营办法有待省政府审批。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以生态保护为目标，是一种结合市场机制与行政监管来规范商业活动的特殊制度，在最早成立国家公园的美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有效的体系。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特许经营法案，随后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探索发展。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园区内的食宿、向导、车辆都是由取得特许经营权的主体来开展。

陈晓光解释说：“过去根本没有特许经营这回事，保护区搞旅游就算是政府授权给企业在做。以前保护区为了增收，参股成立旅游公司搞旅游，后来规定不准保护机构搞经营性质的项目，要求政企分离，才把这一块业务分出去。说起来，神旅集团的前身其实和保护区是一家。”

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张海霞一直专注于研究国家公园的旅游规制，在她看来，“当地的国资公司在长期进行自然遗产地经营管理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特定经营领域有自己突出优势，应当鼓励这样的企业进入国家公园继续经营”。

但她也强调，“选择哪些具备资质的企业参与特许经营要建立在一个可以保障公平竞争的筛选机制下。”她还呼吁，应尽快出台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总规，对特许范围、方式、资金管理、合同管理等内容进行规范。

中国的国家公园试点区都在各自探索适应自身情况的特许经营规则。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青海省昂赛乡，成立了一个主要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全村占股的牧民合作社。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通过与他们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授权村民在试点区内从事自然体验活动。

相较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三江源，神农架是许多人向往的避暑胜地，较早已开始了旅游开发。但管理局现在希望能通过探索特许经营去引导当地旅游方式转变——过去的旅游只注重观光体验，有时甚至牺牲生态保护，这与国家公园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鼓励发展科普教育、生态体验的要求并不匹配。

无论如何，当地村民还是渴望成立国家公园后，神农架能迎来更多人。2018年夏季，坪阡古镇经历了起步初期的颓势后，生意逐渐有了起色。管理局2018年度工作总结提到，平均每个移民家庭一年至少能有20万元的纯收入。

同处大九湖片区，但由于地处偏远，黄柏阡村的命运与大九湖村截然不同。

从大九湖湿地经由蜿蜒曲折的山路开车大约两小时才能抵达那里。山脚下，人站在午间暖阳里也能感受到冬天快要离开了，而去往那里的山路却仍覆盖着半尺厚的积雪。这几天，雪融化结冰，又覆上新雪。

神农架国家公园黄柏阡管护中心主任龚善忠记得，他初来乍到时，黄柏阡还是个不通路、不通电的村子，巡护只得从山上的小径徒步进来。直到2004年，当地村民靠着肩挑手挖才铺了这条出村路，打开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

黄柏阡村的村民候金波今年42岁，身材精瘦，留着寸头。坪阡古镇建起来后，他看到了机遇。他用6万8千元一年的费用租下了别人的楼房，楼上开民宿，一楼则改成门面卖中药材。最好销的是当归、党参这类药膳，货源就在黄柏阡村。

他初中毕业后，干起了药材买卖。村民上山采药，他就将药材收来，请人背出山，到交通稍便利的地方寻找买家。

由于并不在生态敏感的核心保护区域里，黄柏阡村的药材种植得以发展起来。候金波两年前就在自家的房屋旁建起了一排平层厂房，成立了“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黄柏阡村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流转了几户村民的近两百亩土地。

他将自家屋后的地改成了一片“试验地”，分块种上不同品种的中草药，每一小块插上名牌，写着植物名称和对应的药效。

在一块写着“七叶一枝花”的名牌旁，候金波蹲下身，用手扒拉着湿润的土壤，手指着泥土深处的一株六瓣叶子的翠绿色幼苗。这种植物又名七叶莲，是当地常见的草药。“快长出来了。”他笑着说，“这些种子都是成立国家公园前，我收集的。现在管得严了，林子里的东西不能采了。”政府时常组织专家来村里培训，候金波学会了用种下的药材产种循环使用，而不再依赖采集野生种子。

眼看着收益不错，周围的村民也跟着把玉米地改种了药材。候金波的合作社每年会向村民收购原材，再批量卖出去。

神农架出产的药材在市场上颇受欢迎。朱春全认为：“神农架本来就生长着很多品种的中草药。以前，这里是采伐区，当地人多是靠砍树为生，习惯了靠山吃山。在适宜的区域种植中草药能提供更高的经济收益，是一种引导当地人生计转换的可行方式。”

不过，选择什么中草药种植却有一番讲究。龚善忠说，比如天麻，要用腐烂的木头来培育菌丝，就要砍树。“后来，我们去给村民做工作。对环境有破坏的，在这里肯定得禁止。”现在，黄柏阡种植的药材以川乌、独活、云木香等神农架本土中药材为主，这符合管理局的限定。为了避免对生态造成影响，管理局还对种植方式和种植范围做了严格规定，例如不能使用剧毒农药，提倡生物防治，种植集中在划定为可以适当利用的边界内。

候金波有时会跟着龚善忠去巡山。试点开始后，那里的管护范围扩大了近四倍。龚善忠说，“要调动村民跟着我们一起搞保护。”他们更熟悉周围山林深处的情况，对每条进山的路都驾轻就熟。当初，龚善忠也是跟随着这些本地向导慢慢地熟悉了这片林子。而现在，他们以生态管护员的身份，被正式纳入保护队伍。

龚善忠觉得，这能更加有效地打击盗猎、滥伐，另一方面他们也增加了收入。像候金波这样每月至少跟着巡山两次的生态管护员，每年能拿到4800元工资。

不久前，候金波赶到安徽亳州的中药材市场谈了一桩合作。一家中药材种植公司打算投资他的基地。“搞一个中草药观光园。等政府把来咱们村的路修得更宽一些，别人来就方便了，能把旅游也搞起来。”他用手指比划着手机屏上的模拟效果图畅想着：“环境好，黄柏阡以后也能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