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港新片区+深圳先示区，中国打出更高水平开放组合拳

重任千钧再出发！短短两周内，上海与深圳，这一东一南、历来被视作中国改革开放最响亮名片的两座城市，再次被委以重任，成为中国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两大战略平台。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城市，正勇立改革潮头，携手并进。

8月20日上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距离上海市中心70多公里外的临港，成为中国实施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与支点。半个月前，国务院公布6000余字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临港新片区先行启动区域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作为上海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临港，凭海，临风。

无独有偶，4000余字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日前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两个字的变化，折射出深圳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

往前看，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在内的11份重要方案与意见，为近30天密集的开放组合拳埋下了伏笔。

赋予上海和深圳升级版新使命的两份重磅文件，几乎同步推出，时间点之紧凑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其实，若将两者置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整体版图下，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均非凭空出世，而是水到渠成之举，背后有着极强的政策一致性。倾力服务国家战略，上海与深圳肩负同样的使命，但角色各有侧重。

“国际”、“自由”，是贯穿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总体方案的两大关键词。在近1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速公路、铁路纵横，北临浦东国际航空港，南接洋山国际枢纽港，坐拥上海贸易、金融、科技等高端要素集聚优势，背靠长三角广阔腹地。这里万事俱备，东风正劲。

作为全国自贸区雁阵的“领头雁”，上海自贸区此番增设新片区相较于2014年至2015年的扩围意义更为深远。新片区自诞生之日起便对标全球最高标准，物理空间扩围的背后，并非原有自贸区适用政策的复制平移，而是由“投资贸易便利化”向“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大跨度升级。总体方案明确，上海自贸区新片区要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和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五个自由”的提法，被外界认为是总体方案最大的亮点。

“上海是一个优秀的画师，临港新片区相当于多给了一块画布。”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此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称，原有的自贸试验区实际运行中，更偏重于以缩短时间、简化流程和降低成本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新片区则特别强调以自由化为核心，谋求从自由化破题，将触及更深层次、不乏革命性的制度创新。

这意味着，上海陆地最东南角、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的新片区必须以超越现有自贸区开放水平的一批首创性政策和制度，来吸引、集聚和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根据规划，到2035年，新片区的区域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的上海浦东新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于2013年，是中国首批唯一一个自贸区，其范围最初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区域，在海上物流、空港物流和保税方面各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随后增加的三个区域，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重点聚焦金融业、服务业与高科技。白明认为，上述扩区步伐，与上海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经济“四个中心”的建设紧密结合。

未来上海自贸区要如何继续增加含金量？在白明看来，制造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临港有更多留白空间。其实，上海发展制造业的思路一直很明晰：上海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产业“链”的高端和“质”的高端，都是应有之义。“上海前一阵主要是工笔画，因为空间有限，只能精雕细刻。但是现在说给他多一倍的画布，作画空间会更大。”

而如今在北上广深四大超级城市中作为“小兄弟”的深圳，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座仅有3万多人口、两三条小街的海边小镇，40年来，深圳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カ、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一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崛起”的背后，与其率先进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升级等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于深圳未来的发展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白明认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共同点都是为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而生。但在具体的表现形态上，两者更有侧重：上海会更多地表现为从内向外，而深圳更多地表现为从外向内。所谓从内向外，即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将更加凸显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独特定位。“上海在经济发展与创新驱动上，可以与世界各国门当户对。”

而广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镇，集聚能力比较强，形成了一些世界级的大企业。“广东把开放带来的福利内在化，通过转型升级，形成新的高平台。”

此外，上海的周边腹地更大，经济实力也更强。 “我觉得这两个文件的发布，实际上让上海更进一步做大做强，让深圳进一步做强。”白明说道。其他地区虽有各自的优势与定位，但很难像沪深一样全面，有这么大的体量和这么高的平台。

“上海与深圳，是中国过去整体改革中两个成功的不同示范。两者未来承担的使命，是对内成为中国深入改革的先行示范点，对外中国继续扩大开放、拥抱世界的两只手。”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对澎湃新闻说道。

她认为，上海与深圳再次成为焦点中的焦点并不让人吃惊，虽然两者的历史条件和发展沿革有所不同，但这两个城市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以破旧立新和化旧为新获得巨大成功的两个典型代表。

所谓破旧立新，意即将以前不太有的东西、或是基本上没有的东西全部破除，在此基础上立出新机制来。化旧为新则难度更大，要求在不破坏存量的基础上，进行增量改革创新。

万喆认为，白手起家的深圳便是“破旧立新”的典范。在外汇管制时期，深圳最早诞生了协调机制；在国有企业政府当家时代，深圳最早成立了类似于国资委的协调机构；深圳也是最早萌生股份制和资本市场改革意向的地区。“深圳实际上是中国破旧立新改革成功中的代表。”

历史更为厚重的上海则代表了另一种路径。早在建国之初，上海便是闻名世界的大都会，具有国际性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文化氛围深厚。“正因为此，上海在建国初期拥有非常多的国有企业，每一次转型的时候，由于质量规模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改革使命更为艰巨。”万喆分析称，上海的“化旧为新”改革中，既有破立的成分，比如浦东新区的诞生，也有存量改革的过程，“新片区提出的五个自由，标志着上海在过去化旧为新的基础上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探索更多创新。我们看到上海的改革过程同样非常成功，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上海的方针政策以及改革的力度都是非常到位的。”

万喆认为，从未来发展来看，上海将更立足于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金融中心，对标城市将是美国纽约或是英国伦敦；深圳更侧重于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赋予的任务，发展模式与美国旧金山硅谷更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