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雪域高原上的医者仁心

今年三月的一天，走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大门，看着远山上的积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藏医疗队队长王成长舒了一口气，内心的自豪和愉悦使他暂时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在过去的五个多小时里，他经历了一次不太寻常的手术。

4个月前，一位藏民放牛时从山崖跌落，右膝多根韧带严重断裂，右膝腓总神经损伤。由于西藏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加上患者家庭贫困，迟迟未能得到治疗。王成见到放牛人时，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手术难度较大。

“说实话，这要是在北京，医生们大多是不太愿意接收这种病人的。因为拖太久了，手术风险又大，做得不好还可能被病人家属投诉。”王成回忆道，“但当时在西藏，我要是不给他治，整个地区可能就没人能给他治了。因为经济条件和语言沟通问题，把他转诊至内地就医又不现实。况且他又是他一家5口的家庭支柱，所以我还是决定帮帮他。”

作为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的一名外科医生，王成是去年7月为响应第四批“组团式”医疗援藏号召而被北医三院派往西藏的医生之一。他被选为队长，和医院的其他5名队员一起来到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医疗帮扶。

考虑到该名患者的家庭经济情况，为了避免因病致贫，西藏当地医院为放牛人申请了扶贫救助基金，王成答应义务为他进行手术治疗，从而为他和他的家庭减免经济负担。同时，为了更加万无一失的开展这项复杂的手术，王成医生还专门与“大后方”北医三院的多名专家进行了沟通，为其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手术结束，一切顺利。

这是在拉萨援藏的那379天中平凡的一天。自2018年7月26日到2019年8月9日，队长王成和队员们在3000多公里外的拉萨圆满完成了为期一年的援藏任务，而这已经是北医三院参加的第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了。

接到任务：“援藏是个不纠结的决定”

去年七月中旬，当王成接到参与医疗援藏的通知后，内心还是有一丝担忧的。

“我当时正跟敖英芳老师在井冈山义诊，他告诉我有援藏这个事情，让我张罗张罗。我又是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党支部副书记，支部牵头这项工作时让我组织，于是我就把自己组织进去了。”他回忆道，“但我这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我爹今年整80岁了，孩子也正好8岁了，所以当时领导特意征求我的意见，问家里有没有什么负担。我由于事先也和家里人商量过此事，家人都很支持，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纠结了，答应了下来。”

2018年7月26日，北医三院派出的参加第四批“组团式”援藏的医疗专家从首都国际机场乘机前往拉萨。他们是运动医学科王成、耳鼻喉科谢立锋、急诊科怀伟、风湿免疫科姚中强、神经内科李坚、呼吸内科杜毅鹏。次日，李克强总理在拉萨接见了他们。

位于西藏高原中部的拉萨地区平均海拔3600米以上，地广人稀。这里的年平均空气中含氧量仅占平原地区含氧量的64.3％，全年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

“刚到西藏时，心脏天天在嗓子眼儿跳，突突突，跟小火车似的。”王大夫一检查心率，136次/分钟！血氧饱和度才70%！要在北京，在平原地区一般血氧饱和度大于95%，低于80%的都得赶紧抢救了。“但进藏一周后，我的血氧饱和度逐渐涨到80%，心率降到100左右。精神和身体在逐步适应，这说明人体代偿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嘛。”他云淡风轻地说道。

“不过，我们此前也有好几个大夫都回来一两年了，心脏增大、瓣膜反流还都存在，还没有恢复正常。我们只待一年，但很多援藏干部一驻西藏就是三年。三年，肌体的很多器官都缺氧，后遗症很多，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以院包科”：从输血供氧到造血制氧

自然条件恶劣的同时，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人才储备不足、医疗设备陈旧落后等一系列问题也使得西藏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近年来，为响应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号召，北大医学部三家医院，即北大第一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医三院，联合北京协和医院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前赴后继和坚持付出，并在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医疗队目前采用的医疗援藏模式主要是‘以院包科’，我们去了在当地医院直接当科主任，然后手把手培养当地医生。”作为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成大夫在西藏也担起重任。北医三院的运动创伤学全国领先，其中尤以关节镜手术为盛。虽然早在2016年，北医三院派去的第二批医疗援藏队就弥补了西藏在关节镜手术领域的空白。可惜的是，“当时由于我们的援藏机制尚处在摸索中，还没有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所以等援藏专家们一走，100多万的器械放在那没人会使用，只能落灰。”

为了让当地“后继有人”，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在拉萨的一年里，王成手把手带了4个徒弟，分别教会他们关节置换手术和关节镜手术，这两个手术是关节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骨科领域的重大进展。

“在西藏的一年中，上半年主要是我做手术，他们在一旁看，帮我打下手。到了下半年，他们基本上就能自己亲自上手了，我给他们打下手。”王成大夫说，在他回京前，他其中一个徒弟的关节置换手术已经能做得相当好了，这让他感到很欣慰。

除了承担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关节镜手术、关节置换手术的日常医疗、教学工作外，王成大夫在运动创伤康复领域也做了不少工作。运动康复是运动医学中很重要的部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去年才在理疗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康复科，所以希望王成能帮忙带一带。

“康复科的医生每天早上跟着我查房时我就给他们教学，每次做完骨科手术后也有意识地安排康复科的医生来帮忙。这既对骨科有好处，对康复科有好处，也对病人有好处。”

同时，为了促进当地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王成在这一年牵头承办了西藏骨科学术年会暨骨科、运动医学、康复学术论坛。今年6月8日，来自拉萨及周边地区的100多位骨科同仁参加论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专家们重点为大家讲述了骨科领域的新技术和新理论，这使得骨科各专业之间、基础与临床之间、西藏与北京及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

饮水思源：“我们前方工作离不开后方支持”

“西藏当地给予我们很多生活上的支持，每人房间配备制氧机、血氧仪、血压计等。自治区组织部在饮食上也是有求必应，我们北方人想吃饺子，第二天就有了。”

生活上的照顾外，工作上的支持也让他十分感激。在组织西藏骨科年会时，各类繁琐的细节和报销的流程曾令他一度想要放弃。好在，西藏当地组织部部长很给力，在听他说完情况后的第二天，就召集组织部门的一把手开会，当场拍板给解决方案，在办会前还帮忙联络专家，切实做到了“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北医三院也让援藏专家们毫无后顾之忧。“我们由于医疗保险不在西藏，生病住院报销很不便。于是两边医院进行了接洽，让大家先治病再记账，住院不报的部分，北医三院承担。同时，医院工会对我们家属特别照顾，生病住院、逢年过节都去看望。除此之外，医务处在微信群里每周都会给我们通报院里的变化，包括各种会议以及领导传达的信息，确保我们与大后方不脱节。”

而依托北医三院的优势，运动医学科在西藏开展膝关节镜手术的示教、带教手术30余例，开展上肢关节镜手术的示教、带教手术20余例，开展全膝关节置换的示教、带教手术30余例，并开展了多项运动医学相关手术、康复医学、医疗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以院包科”模式加强了各队友之间的联合。援藏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此前的分割独立状态，不仅实现了北医三院六名援藏医疗队员的联合，更是北京这一支“国家队”31人的联合。“像在北京等地如今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多学科联合会诊模式（MTD），我们在西藏这边，由于科主任之间工作关系紧密，非常容易就能开展起来。”

“但人才培养是西藏亟待解决的问题。”谈到这里，王成有些失落，因为他带的两个关节镜手术徒弟，最终只留下了一个。“很多外来的医生们终究是要走的，我可以理解，但我毫无保留地教会了却走了，我还是非常遗憾。”好在，王成快离开西藏的时候，他们已经能顺利开展手术了，而且做的很好。

回首萧瑟：“我感觉自己膨胀了”

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医学基地，自承担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以来，在过去的四年中共派出援藏专家83人。其中，北医三院先后派出五批次 31名业务骨干赴藏，医疗队员们在藏区的倾情付出，为实现“2020 年大病不出藏”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谈及这一年的收获，王成说他感觉自己有点“膨胀”了。“我以前就是个默默无闻的大夫，在北医三院时一周两天门诊、两天手术、一天查房。来到西藏后，我觉得人生的履历更丰富了，个人的价值得到更强烈的实现了。这一年与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同事们、西藏本地的老百姓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援友们之间也建立了‘战友情’，自己也在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这一年收获颇丰啊。”

而这一年，距离他毕业和走上工作岗位整整19年。2000年8月，王成从北大医学部毕业后来到北医三院工作。三年后，赶上非典爆发，他主动报名进非典病房看护病人，呆了两三个月。“那时候戴3层口罩，3层手套，在里面憋得不行，比在西藏还缺氧。”

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人到中年王成说他还是想寻找点“刺激”。“我是觉得医生这一辈子如果天天只是门诊-手术，挺没意思的。做点有用的事，让我更加热爱医生这个职业。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有些亏欠，但回顾这些年来的从医经历，无愧于心而已…”

8月9日，第四批援藏医疗队结束为期一年多的援藏工作，踏上归程；与此同时，第五批援藏专家也早已踏上征程，两批医疗队专家们进行了压茬式工作交接。从第一批到第四批，不断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也真正实现了在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我们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如今，这一棒就交给下一批北医人了…”

文字：北京大学校报记者  王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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