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游走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

本文系《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邓野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一书“导读”，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自德国出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突袭珍珠港（1941年12月），在此两年多的时间，从国际关系的构成与演变来看，肯定是近代最为活跃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里，中、英、美、苏、德、意、日，七个大国欧亚逐鹿，或者宣战，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顾右盼；或者取巧，伺机而动；伐谋，伐交，伐兵，诱秦诓楚，风云奇诡。其间，经过多次剧烈对撞，大国关系重新分化、重新组合，最终，七个大国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家结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

两条国际阵线由混沌走向澄清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国际阵线，各自利益的选择与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打成一片，就此摆脱长期的孤立，奠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是阶级政治家”。 此外，作为渝府统帅，蒋也是一位阶级战略家，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 总之，蒋介石及其渝府作为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关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划，按照当时的概念，蒋介石、国民党将两者加以区别，分别称“政略”与“战略”。而中共方面则合二为一，统称战略，基本不用“政略”这一概念。各有其据。鉴于《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收入“政略”一词，本书按现在的习惯，统称战略。

本书将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

蒋介石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抗战国际化。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全部战略思想的构成围绕这一点展开。

中日战争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就地缘政治而论，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因此，尽管中日早已开战，但一直以来，战争的范围仅限于两国之间，就世界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战争，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渝府很难以一对一的方式彻底击溃日本。为此，蒋介石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从来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多年来，蒋曾一再考虑并力行这项战略，自记：“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 所谓国际注意、各国干涉，就是国际化。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日战争引起国际干涉？以往，蒋所指望的国际干涉就是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外交政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武器呢？二十年以来，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是我们的武器。”

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八国，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其中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等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随后，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1933年2月，国联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当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但是，无论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对于日本侵华并无实质性的制约或制裁。

考虑到几个大国均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并且顾虑对日宣战或将失去九国公约中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蒋介石也一直不对日本正式宣战，中日战争长期处于沉闷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蒋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欧战的爆发，至少在政治上必将波及全世界，促使各国选边站。蒋介石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意识到这是将抗战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为此，欧战爆发之始，蒋迅即提出一项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 这里，所谓“牵入”，就是要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由此将抗战国际化。所谓“使与欧战共同解决”，就是结果，就是通过国际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作为“牵入”欧战的具体方式，蒋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阵线的战略决策。当然，渝府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欧战，所谓加入英法阵线，其实是拉英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

然而，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两国先后出兵共同瓜分波兰，在外界一度造成“德俄集团”的迹象，由此又引出另一个猜想：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正在形成，“英法阵线”对“德俄集团”。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苏联的立场一时尚未看懂，蒋介石投鼠忌器，结果，也未能即时加入英法阵线。

第二，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

蒋介石关于将抗战国际化的思想，与建立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思想，两者天然相通。具体而论，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国，亦即渝府所能够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为此，在几个相关大国当中，顺理成章，蒋介石最早提出与英法美苏四大国建立联合阵线，并且把这一建议作为基本国策，坚守不渝。

然而，通往联合阵线的道路坑坑洼洼，一路走来，渝府也是踉踉跄跄。

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对英、法、美、苏四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思想，具体讲，就是引导四国介入。但是，四国之间各自的处境、利益、立场、观点并不统一，因此，各自的国策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各行其道，甚至相互敌视，例如英法与苏联。不过，尽管四国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东亚国策则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中国牵制并消耗日军，从而削弱日军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四国自身则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对抗，故又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关系，对渝府冷眼旁观。后来，随着法国战败，英法阵线亦随之瓦解。

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例如：苏联与德国，苏联与日本，英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甚至渝府与德国，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可能建立鲜明的反侵略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的推进与反推进，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不动声色的战略较量，双方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孤立对方。其间，日本的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渝府构成相当有效的战略钳制，原因在于，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英苏美的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为此，其东亚国策都具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个战略软肋的存在，也就为日本在英、苏、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提供了足够的周旋余地。由于处境与利益的不同，英国、苏联先后以渝府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弃渝府如敝屣。渝府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友邦的变相出卖。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的情况下，渝府高层一度产生极端情绪，甚至出现联合德国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仅就东亚而论，渝府具有绝对的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论，渝府则又位居边缘，并且也是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两种地位的存在，决定了渝府的两种处境：时而被冷落，被敲打，甚至被出卖；反过来，时而又被拉拢，被尊崇，甚至被吹捧。在这个极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的年代，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也展现出其善于守拙的一面。

第三，私下策动德日两军夹击苏联。

在这个历史的活跃时期，蒋介石绝非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旁观者，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还是一个搅局者，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私下向英美献策，唆使德日两军进攻苏联。

战略思想的构成，首先是利益，同时也包括价值观，或者说价值观也是利益。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阶级政治家”，蒋介石相当一部分战略思想，出自其本能的反苏反共的政治意识。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蒋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苏军部署在远东的兵力，是牵制日军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同时，由于苏联与中共的政治关系，蒋在下手反共之际，往往又须顾虑苏联的反应，因此苏联对蒋而言，亦友亦敌。一方面，蒋需要利用苏联的力量牵制日军，并获得援华物资；另一方面，又一再策划德日两军进攻苏联，力图借德日之手消耗苏联，削弱苏联，打击第三国际，从而制止第三国际发动世界革命，主张由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当然，苏联问题归结在中共，蒋是把削弱苏联视为制裁中共的一个重要条件。为此，蒋曾多次向英美献策，奉劝两国不要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牵制德日，以便德日两军放开手脚，倾全力攻击苏联。

第四，关于德日两军战略方向的观察。

本书的研究与论述将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的线索展开：蒋介石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的观察与判断。当然，所谓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之着眼点并非德日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问题背后的苏联与美国。

自欧战爆发，德军的攻击方向依次为中欧、北欧、西欧、南欧、北非；而日本于1937年7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长期以来，日军的战略方向主要是向西──中国西南、西北。德军向北、西、南进攻，避免了直接与苏联碰撞；而日军向西，其兵力仍然摆在中国战场，这就避免了直接与英美、苏联交锋；反过来，由于自身未遭侵犯，苏美两国也就能够继续奉行其中立国策。这样，尽管战火早已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苏美两国并不参战，仍然置身于战争之外。

问题在于：苏美是两大强国，苏美参战与否，将直接决定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一般说，两国不可能主动参战，那么，苏美怎样才能卷入战争？只有在遭到德日攻击的条件下被迫参战，而德日是否攻击苏美，则取决于其战略方向调整与否。具体而论：德军在击败法国之后，是继续向西攻击英国，还是调过头来，向东攻击苏联；日军是继续向西攻击中国西北、西南，还是调整方向，或者向北攻击苏联，或者向南攻击东南亚英美殖民地。

关于德日两军的战略方向，蒋介石倾注了相当的精力，长时间、多角度予以观察、分析、研判，这些问题将十分具体地体现蒋的战略视野。

这是一个颠簸的年代。

在蒋介石漫长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是大国关系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突发事件频频滋生，反过来，对渝府的波及与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利弊复杂，因此，也是蒋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察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蒋立足于渝府的自身利益，分别做出一系列战略观察与预测，提出一系列相应的战略策划与布局，力求将大国关系的演变与渝府的利益联系起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既有精准的预测，也有严重的误判；既有宽阔的眼界，也有仔细的算计；既有政策的坚守，也有适时的调整；尤其遭遇撞墙碰壁之际，既有愤懑与烦躁，也有冷静与忍耐。与此同时，还在几个大国之间展开积极的游说，或者分辨是非、晓以大义；或者以利相诱、乘间抵隙。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位弱国统帅，蒋介石游走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稍有不慎，渝府便有可能引火烧身。正是在这样一个险象环生过程中，蒋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可以说，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表现最为活跃。

那么，蒋是怎样观察、联系、提出问题，又是怎样捕捉机遇、分辨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如何策划、游说、实施战略布局，这些就是本书将要提出和研究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