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颉刚日记中的理发价格看当时收入和物价

撰文：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年轻时即开始记日记，长达60多年几乎从未中断。 他对他的这部日记极为珍视，将其视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 晚年他曾计划自撰年谱及回忆录，当然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数据。

顾颉刚的日记可以说是他畅所欲言、吐露心迹最理想的场所，他不但将自己一生追求、摸索，并为之贡献的史学方法及理论悉数予以记录，对于个人的心态感受、与学人的应酬交往及其评价，还有他与政界人物的关系、对国家与国际局势的认识，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琐事，譬如婚姻、家庭、子女等等内容，不分巨细，都真实地加以记录。

图 | 顾颉刚

余英时先生阅读了顾先生日记后说有两大意外发现： 一是他的“事业心”远在“求知欲”之上，至少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就越来越接近一位社会活动家，活跃于学、政、商三界之间； 另一个让余先生吃惊的发现，就是他在日记中看到顾先生的内心所拥有的那种极其激荡乃至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竟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而我在阅读顾先生的日记时则特别注意他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琐事的记载，譬如与朋友吃饭、购物乃至于各类服务的记载。 也许顾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出版业的经营者，因此他与一般学者的关注点或许有些不同，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他对于各种物价变动的记载格外详细(战前虽然偶有所记，但并不重要)。 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爆发后物资供应紧张，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严重，导致原本生活优渥的知识分子日益贫困化。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论文描述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主要依据的史料就是顾颉刚、竺可桢、吴宓、郑天挺、梅贻琦、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教授的战时日记和书信。

抗战爆发后，大批民众随政府迁往西南地区，物价不断上涨，而公教人员的工资上升的幅度却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也比不上其他行业、特别是那些服务性行业薪酬的增长。 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子壮就有切身的感受。 他认为，由于商人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可以随物价上升而增加，虽然生活水平高涨，但因收入增加幅度较大，所以还不致过于痛苦，但是靠薪水而生活的公教人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收入不增反减，生活当然极感困难。 王子壮以自己为例，战前他的薪俸加办公费每月有1300余元，可谓高薪，但战争的爆发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仅工资扣发三成，还要缴纳各种捐税及认购公债。 他在日记中写道： “抗战以前日用必需品之价格一向不知，无则往购，亦无注意其价格之必要。 近年以抗战艰苦，多少东西日用所需，而以其价高不能购取，始日增其对于价值之注意。 但注意之范围日益小，多少东西已超过购买力，再增高减低均不能买，亦无注意之必要也。 ”譬如说“万金油战前值几何，几全忘，大约不过一角左右而已，今日每盒则涨至一百四十元，如此物价，真真吓人”。 他回忆当初刚到四川时正值插秧季节，那时的雇工每天工资不到一元，管饭、酒、肉等。 如今供应如故，但每日薪金增至50元，与物价上升指数大致相符。 而他本人堂堂一位铨叙部政务次长、简任一级官员，然“若与农人比较，彼有酒肉之享，月可得一千五百元”，比他的薪金还高！ 也就是说农民的工资上升了50倍，公务员的工资则只增加了一倍，难怪生活日益贫困。

图 | 1953年顾颉刚和夫人张静秋及子女合影

服务行业也是如此，1942年3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重庆开会，其间去上清寺的一个理发店理发，闲聊之下得知理发师来自南京“一乐也”。理发师告诉他说现在剃个头每次8元，每天若给16个人剃头，收入128元，四六分账，理发师拿四分，股东得六分。因为这位理发师也是股东之一，所以每月净收入高达一千五六百元，要比公务员的收入好多了。

类似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我们就以顾颉刚日记中的理发说起。 顾颉刚的日记记录了许多生活琐事，其中一个细节就是理发。 从日记中可以了解，他大约半个月到20天左右就会理一次发，因为价格太低，而且长年并无甚么波动，所以战前的日记中至多只是简单地写上一笔，却对价格并无甚么记录。 然而从抗战爆发后一直到解放初期的近10年间，他对理发价格的记载却相当详细，而其间的价格变动即可以生动地反映出战时与战后物价高涨的情形。

最早出现理发价格的记录可能是1942年1月9日，“今晨剃头，价五元”； 当天晚上4个人吃西餐，花了100元。 顾颉刚在日记中感叹曰： “这种日子如何可以过下”？ 而一年之后的1943年1月10日，“现在剃头要十一元八角了”，上涨了一倍有余。 2月8日，“物价愈来愈贵，剃头须十二元，吃一顿饭花二十元还不饱，奈何”！ 到了5月，理发、洗头带涂油，一共要18元； 而“越两月，便增至二十五元”。

抗战后期，大后方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加猛烈。 为了招待来客，1944年4月3日顾颉刚特地上街购物，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各种小吃的价格： 糖果一斤半，240元，花生米一斤，80元，香烟四包，140元，“即此起码招待，已四百六十元矣”。 他还顺便去理了个发，价格则为60元。 到了第二年的3月初，“剃一回头，二百元了”。 再过50天，“剃一回头，四百元了。 现在十元钱还抵不上从前一个小钱，配手电筒之电池，亦四百元”。

抗战胜利后物价虽然一度时间有所下降，但很快又开始上涨，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1946年以后顾颉刚长期在上海居住，然而此时的物价已疯狂上涨，以理发为例，1946年9月11日，“剃一个头，二千三百元，然而此价在上海还是便宜的，到南京路剃头要一万元呢”！ 1947年1月14日，“理发，四千元矣”。 1948年3月4日，“上海理发价已至七万元，不改币制，如何生活”？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理发价已至十万”。 同日与妻子二人在外面简单地吃碗面，“亦廿一万元，从前只五六角耳”。 4月19日，“上海剃头价至十五万矣，一万元不过合两分钱，物价已五十万倍，奈何”！

就像顾颉刚日记中所说的那样，通货膨胀如此严重，“不改币制，如何生活”！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突然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除了限期收兑民众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之外，还发行金圆券，每元等于法币300万元。 然而此举不但未能阻止通货膨胀，其后物价更如同脱缰野马，一路狂升。

此时顾颉刚应邀在兰州大学授课，8月25日他去理发，价格为金圆券3角，折合法币的兑换率就是90万； 然而不到一个月，理发价已升到5角，“可见新币虽行，物价仍涨，且一个月间涨至三分之二，此可畏也”！ 两个月后，“理发价三元四角，合法币一千二百万矣。 物价如直线之升，如何活得”！ 这年年底顾先生回到上海，金圆券改革已经彻底失败，物价更是突飞猛涨，“剃一个头，金圆二十，想八月中在兰，仅三角耳。 四个月中，遂涨六十余倍”。

进入1949年，物价上涨的速度简直是一日数变，还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理发为例：

1月16日，“理一次发，五十五金圆矣，较上月廿九日贵至三十五圆”。 有人告诉他这算便宜的，“还有贵至七十圆者”。

2月2日，“今日理发，金圆二百，合以法币，则六亿矣。 呜乎，何其阔也！ ”

2月21日，“理发价已至五百五十元”。

3月11日，“今日理发价一千二百六十元，吃一排骨面七百元，‘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今则无物非士矣。 大约清代一制钱，合今金圆卅元，然彼时一银圆可兑千余文，今则银元价四千，只合百余文耳，此家之所以难支持也。 自今日起，邮电又涨价一倍，寄一平信须五十元，挂号二百元，快信三百元。 铁路票价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六，到苏州三等车一千八百元，特快则二千一百六十元，卧铺三万元”。

3月30日，“理发价至四千二百元矣”。

4月15日，“今天发表指数，为一五一四○倍，理发价一万七千元”。

5月3日，“理发价一百廿万元，十余日间，竟至百倍！ 来回大中国一次，五十万元，擦皮鞋廿万元”。

图 | 《顾颉刚日记》十二册

5月27日，上海解放，金圆券不准在市面流通，而改用人民币。 然而此刻大陆尚未全部解放，战争仍在继续，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在短期内亦大幅增加。 据中央财经委统计，自1948年底至1949年8月底止，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币的发行数量仍不断扩大，11月底，发行总额近2万亿元，12月又增发了1万亿元，到了1950年1月下旬，人民币的发行额已高达41,000亿元。

货币增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物资紧缺，物价仍高居不下，上海解放后全国先后出现多次物价涨风，一般民众早已风声鹤唳，闻“涨”丧胆，再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商品与倒卖银圆、外币，上海的物价更是急剧上涨。 我们还是看看顾先生理发的价格： 6月12日，“理发价人民币三百六十元，即金圆券三千六百万也，又高矣”。 6月30日，“理发价四百元，一双布鞋，一千七百五十元”。 7月18日，“理发价六百元矣”。 8月6日，“理发价一千三百元矣！ 薪水打折扣，而物价激增，怎不叫人短气”！

为了解决物资供应紧张与物价上涨的问题，新中国政府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采取严厉打击投机分子、增调物资投放市场、发行折实公债等各种手段来稳定物价，并取得一定效果。 8月下旬，顾颉刚北上约一个月后于9月23日回到上海，发现物价基本稳定，“此不能不服政府之措置得宜也”。 譬如10月7日，“今日剃头六百元，上海物价渐平矣”。

然而“上海吃的东西虽日贱，而用的东西价日高，如布匹，如药物，皆其著者。 然折实单位则偏重实物，故赖薪给者逐月减少，而一家之需则不仅食也，故大家弄得束手无策”。 一个多月后，涨价之风再次发生，11月20日，“物价虽经政府压得稍平，但仍高，折实单位已至二三九三元，在一个月前乃七百余元耳。 报纸一份，前一百元，今三百元，我们一家，如何活下去？ 今日做父母，才真是儿女的奴隶”。 这一天“理发价二千三百元”。 12月12日，“理发价三千五百元”。

到了1950年2月8日，“理发价七千元”。 3月21日，“现在一碗面即五千元，忆抗战前则一毛耳，知物价提高五万倍矣。 理发价八千元”。

就在通货膨胀肆虐之际，1950年3月，中央政府作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建立“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由中央政府管理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 在这之后，困扰中国人民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终告解决，而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中之后也就没有出现理发价格上落的记载了。

理发本是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然而顾颉刚日记中记录的历年理发价格的涨落，却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变动的实际情况，这也是我阅读日记中的一个收获。

原标题《从顾颉刚日记中的理发说起》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 周峥嵘，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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