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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人的视角看甲午战争为何爆发

[日]加藤阳子 著 章霖 译
2019-09-23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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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外务大臣

那么甲午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说一说战争即将爆发前的情况吧,先看一看陆奥宗光的著作《蹇蹇录》吧。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日本与清朝签订媾和条约后不久,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认为日本不能夺取属于中国大陆领土一部分的辽东半岛,要求将之归还中国,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蹇蹇录》写于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年年底,陆奥宗光在其中详细讲述了甲午战争中,他是如何行动、如何奋斗,却遭到三国干涉的经过。也就是说,这本书要表达的实际上是某种辩解。《蹇蹇录》这个不常见的书名,来自中国古典中的“蹇蹇匪躬”(意指劳心劳力、全心全意地侍奉君主)一词。总之,陆奥是在向明治天皇说明自己是如何开战、获胜、和谈,但在最后却受到三国干涉的经过。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完全是从陆奥个人角度出发的。它以“东学党之乱”作为第一章,以“俄国、德国及法国三国的干涉(下)”作为最后一章。也就是说,他将东学党起义作为甲午战争爆发的大前提,那么我就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些说明吧。

1894年,朝鲜国内发生了反抗朝鲜政府的农民暴动。因为这些农民信奉东学,因此被称为“东学党”。东学是与西学(基督教)相对的说法,以儒教为根本,融合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是当时朝鲜的民间宗教。由金琫准率领的东学党起义(韩国称之为东学农民战争、甲午农民战争)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并在当年6月达到高潮,朝鲜政府因此请求清朝出兵。

当时的清朝不惜诉诸武力,也要守住朝鲜。“为保护属邦”,李鸿章立即派遣2艘巡洋舰以及2000多名陆军到朝鲜。6月6日,清朝向日本发出了出兵朝鲜的照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日本与清朝之间签订了有关于朝鲜的条约,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当朝鲜发生任何问题需要出兵时,两国应在事前照会。虽然条文上日本与清朝处于平等的立场,但是从地理上来说,中国与朝鲜领土接壤,而日本与朝鲜则隔海相望,因此,实际上清朝在派兵方面较为有利。日本方面在6月7日联络清朝,表示了出兵的意向。

但在6月11日,并不喜欢外国干涉的朝鲜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农民军方面的要求,局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清军沉浸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撤军的氛围中。而在前一天,却发生了让朝鲜政府和清朝方面都惊讶的事。那一天,日本派遣43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入汉城,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展现出了让人无法置信的迅速行动力。6月16日,又有4000名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陆奥说出了这样深沉的话语:

我政府的计策是在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而在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

陆奥暗示道:“在外交方面,日本不得已,只能采取被动姿态。但在军事方面,则在确实地准备着。”

以前人们的表达方式还真是有意思。“被动者”这个词在现代几乎已不再被使用,就是自己并不想做,“被如何如何”的被动形态。关于“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这一点,许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例如,从广岛派出的军队最快需要多少时间抵达朝鲜半岛的仁川,结果发现,日本的确从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准备了。但至少在外交方面,陆奥认为还是要等待“朝鲜发生动乱、中国首先出兵”的时机。

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但是日军与清军却开始了在朝鲜的对峙。甲午战争是在一个月后的1894年7月底(宣战时间是8月)开始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陆奥宗光提议,由日本与清朝一起向朝鲜政府要求改革,并表示“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撤兵”。这可真是有点微妙呢。日军与清军正在对峙,而朝鲜被要求的“改革”是编制预算、制定征税手段等绝非一朝一夕可成的项目,日本还提出要求,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撤兵。

这就是“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反正无论是谁,都很难批判要求经济改革这种事。虽然朝鲜政府确实需要经济改革,但是日本不撤兵的举动很难说是被动者,这种立场显然更主动,更

有攻击性。

一方面,清朝义正词严地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一起撤军;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则表示“日本自己去处理就行”。因为当时朝鲜政府内部有许多亲清派,已经不存在听从日本指挥的势力了。从清朝的角度来看,大概是认为陆奥的强硬态度只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因为清朝了解到,当时日本的帝国议会上发生了争执,政府如果不停止宪法,可能就没法通过预算案。所以日本应该只是做出需要处理国际问题的姿态,来给解决国内问题争取时间吧。如果阅读中国方面的史料,就能够发现当时清朝的驻日本公使做出了上述判断。

清朝的反驳

当陆奥强硬地表示“不撤军,日本决意即使只有自己,也要进行朝鲜的改革”时,清朝进行了相当聪明的反驳,让日本一时语塞。如果站在清朝派驻朝鲜顾问的立场上,应该如何反驳日本的要求呢?

——……太突然了,有点困难。

给个提示,是直接利用对方的言论进行反驳,这在外交上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清朝要如何反驳,表示“朝鲜不需要在此时进行改革”呢?日本曾经用某种主张来批评朝鲜与清朝的关系,清朝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击呢?

——朝鲜政府并没有请求日本过去帮忙。

是的,没错。虽然说日军与清军同在汉城,但是清军是受朝鲜政府请求而出兵的,而日本并没有接到请求。不过,因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关系,日本也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清朝一旦反驳日本并不是朝鲜政府请来的,日本就答不出话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必须尊重朝鲜的意愿。

为何日本必须那么做呢?

——因为朝鲜是“独立国家”。

没错没错,而且可以用过去日本曾使用过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时留下的一个词。

——“自主之邦”。

是的,就是这个词。观察这样的互动过程挺有意思的吧。“你们不是说朝鲜王朝、李氏王朝是独立自主的吗?”清朝就这样正中要害地反驳了日本。1876年2月,日本与朝鲜缔结的《江华条约》第一条就这样明确了,而且在那之后,日本也持续地强调这一点。福泽谕吉也一直说:“因为清朝以宗主国的身份位居朝鲜之上,所以朝鲜政府无法断然实行改革。”清朝反驳道,一直以来表示朝鲜是“自主之邦”的日本,要强制进行有干涉内政之嫌的改革吗?这个时间大约是6月21日。

因为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这样的突发事件,所以中日双方根据先前缔结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共同出兵朝鲜。在双方军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对峙状态下,清朝与日本进行着外交上的折冲。这就是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状况。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关于是否要推动朝鲜政府内部改革的主张,就带上了相当强烈的强迫性色彩。但即便如此,日本方面最终还是决定要用武力来改变由清朝决定朝鲜是否为“自主之邦”的状态。

甲午战争的国际形势

最终,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当然不是陆奥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还应该从国际环境出发来加以确认,清政府在开战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担心俄国会进行干涉。从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代理人战争的性质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在1894年7月16日从背后支持了日本,这种支持相当于是对日本说:“想干的话,可以干啊。”这个时候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就是英国支持日本的表态。其实,一直到签约前夕,英国都在担心如果日本与清政府因为朝鲜问题纠缠不清,进而开战的话,俄国可能会趁机南下。但是,随着英俄之间对话的展开,英国渐渐开始将无所作为的清政府的态度看成是软弱,并因此转变了态度,准备通过支持日本来对抗俄国的南下,开始响应日本关于关税自主权和修改治外法权等要求。战争爆发前着手进行的这些程序,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信号,如果这意味着日本要进行战争的话,英国会采取旁观的立场。

相应地,清政府就成了俄国的代理人。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接近俄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正确地反映出了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各方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对立关系。

为什么英国和俄国会在以朝鲜为舞台的甲午战争中对立呢?大家可以试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之中。为期9个月的战争结束后,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对于朝鲜的形容词,是不是越来越繁复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多少会觉得这个句子有些不可思议吧。想要代替清政府来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日本,却让清政府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在1876年(明治九年)订立的《江华条约》中,已经出现了“自主之邦”这样的用词;而在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中,进一步变成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这些关于朝鲜的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开放等,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来让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因为有地理上靠近朝鲜的有利之处,可以预见日本大概会占有朝鲜市场庞大利益中的大部分。《马关条约》还规定,除已经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城市之外,再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及杭州等地。同样地,这些条件也可以平等地适用于其他各国,所以对列强来说,日本的胜利也实现了它们在贸易上的利益。

发生普选运动的原因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首次与大国的战争。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官方版战史,1894年7月25日到1895年11月18日,日本陆军的阵亡人数为13488人,伤病总人数为285853人。死者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伤病者真是非常多。海军的阵亡人数则是90人,受伤197人,陆海军共有约14000人战死。清朝方面的详细阵亡人数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根据研究甲午战争第一人的原田敬一的估计,清朝方面大约有3万人战死,而朝鲜方面大概也有3万人以上的牺牲者。

下面来看看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吧。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刚才已经提及的与英国的关系。1894年7月,《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在原则上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本从清朝获得的2亿两白银(若加上赎辽费,总计约3.6亿日元)赔款,实在是一笔巨款,要知道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国家预算仅约为1亿日元,这相当于获得了3倍于国家预算的赔款。

那么在国内政治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大概可以用十个字来论述。

——是战争结束后立即出现的改变吗?

很好的问题。并不是立即出现的,是大约5年内的变化。给个提示,福泽谕吉也说过参与其中的话。

——获得赔款,使财政得以好转。

从清朝获得的赔款,六成被用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充和八幡制铁所a的建设费,另外还填补了充当军费的临时军事费用,让紧张的财政状况获得了缓解,确实是很大的影响。

——让国民产生了“日本是亚洲盟主”的意识。

没错。日本人对清朝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是个大国,过去一直很强大,让人感到害怕,而且直到近代之前都是文化的中心,如果说到文人,那就是指清朝和朝鲜的知识分子。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士兵看到拖着辫子的清朝士兵,使用着规格完全不一的武器来打仗,就不免产生了轻蔑之感。在出现轻视中国的情感这一点上,回答正确,这也确实是东亚盟主意识的萌芽。不过,这也不是我想到的答案。

——普通选举之类的……

没错,真是敏锐,就是这一点。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7年(明治三十年),民权运动家中村太八郎等人以长野县松本为据点,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开始讨论改革设限选举制度的问题。1890年的选举,选出了第一届帝国议会。大家知道,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最开始的选举是有条件限制的。7年之后,在松本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为何中村太八郎和木下尚江会突然意识到必须争取真正的普选呢?

——没能得到辽东半岛,让很多国民对政府有一种失望感,于是转而支持这一运动。

我认为“失望感”这个词用得很好。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数是45万人,再从中选举300人作为帝国议会的众议院议员,失望感就是在这种状况中产生的。另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以三国干涉还辽为题材的小说和时事评论。

德富苏峰是一位思想家,也是出版《国民之友》杂志的评论家。他原本抱有民权主义的想法,但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国权论。当时的国民都非常关注三国干涉还辽问题,正是因为民众对时事有这么高的关注度,中村等人可能也期待着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所以才发动了普选运动。还能想到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在与俄国对立关系明确化的状况下,即使没有政治权利,但一旦与俄国开战,也有可能被征召入伍,对于这种前景感到不公平的人在增加。

原来如此。很有主动性的回答呢,非常有意思。在甲午战争中,约有14000人阵亡。如果开战,民众就会被征召,直面死亡。所以在考虑将来的战争时,自己既然有可能会被征召,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即选举权,这正是普选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因为三国干涉,政府就不得不放弃既得利益,民众觉得政府靠不住,没有反映民意。

对,这就是正确答案。当时的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日本明明在战争中获胜了,但是因为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不满,就必须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是军队虽强,然而外交太弱的缘故。因为政府的软弱,就擅自归还了国民浴血奋战得到的东西,而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自作主张,就是因为没有普选的关系。

宣战与和谈的权利是由天皇在内阁或国务大臣的辅佐下行使的,因此,议会几乎不会讨论外交议题,既无法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也无法借助预算来控制。虽然议会也有诸多局限性,但是能够反映国民意见的也只有这里了,所以只好通过普选来对政府施压。当时要求普选的人们大概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吧。以对三国干涉还辽的不满为契机,人们开始期望实现普选,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呢。

本文摘选自《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加藤阳子 著,章霖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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