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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的光荣 | 马生田：怀念老弟——侯登科

2019-10-28 17: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03年2月，纪实摄影家侯登科因病逝世。关于他的纪念文集——《受难者的光荣》一书于2004年10月付梓成书，闻丹青、李媚、陈小波、于德水、李江树等编辑策划。全书分为影像留下的意义、友情与往事、侯登科日记节选1983年-1995年、致友人书信和对话录五个部分。

▌影像留下的意义：多位专家学者对侯登科留下的影像作品展开的价值探讨。

▌友情与往事：由侯登科生前好友、学生、家人等亲笔撰写的与侯登科的往事。

▌侯登科日记节选1983年-1995年：从侯登科1983至1995年的日记中选取了多篇关于其成长背景、家庭环境、创作理念等内容的日记。

▌致友人书信：侯登科与他的友人之间的书信往来。

▌对话录：侯登科与李波、李媚两位摄影编辑的对谈。

此书于侯登科逝世近两周年之际出版，既为纪念侯登科先生，也是编者希望为中国摄影界甚至中国文化界留下一个文本——一个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的文本。

是此，作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组委会（回顾点这里）——越众历史影像馆于15年后将此书于越众历史影像馆·湃客号独家连载（往期看这里），于全网公开。此举是承载此理念，希冀更多有意从事摄影或研究摄影史的同仁们能从此书中获得启发与帮助，让更多人关注侯登科、关注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关注中国纪实摄影。

怀念老弟——侯登科

马生田（西铁工程公司干部）口述巩志明整理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马生田，1939年7月16日生，1954年参加铁路工作，从1969年到1988年和侯登科共事19年，其间绝大多数时间一直是侯登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我们一直关系很好，1988年之后由于我工作调动，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侯登科称我为马老兄，我称侯登科为侯老弟。我们可谓是莫逆之交。从他步入铁路企业大门之后，开始在工程队任普工，后来到西铁局临潼工程处俱乐部当美工、电影队放映员、宣传科干事以及工会指导员、工程处办公室副主任，我们俩一直是形影相随，感情相投，工作相依，可以说，彼此之间相得益彰。他的成长成功有我的鼎力相助和支持；我的事业，还有我儿子的功成名立（我儿子叫马欣乐，1993年美国鲍林格林艺术学院西画学硕士毕业，现在美国北卡罗莱那州任服装工艺设计师）也得益于侯登科的倾心指导，我们的感情应该是同志、朋友和兄弟。以下我分5个片断回忆侯老弟。

一、“特招”入路

1969年初冬，当时我在宝鸡西铁一段任办公室主任，根据领导决定，由我带队一行5人组成陕西省凤翔县招工组，负责在6个公社招收260名铁路工人。当地政府行文公布后，前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按照段领导的旨意，本次重点招收铁、木、电等技术工人，对有吹、拉、弹、唱、打球、照相特长的亦可优先录取。在数百个报名的人中，通过查看报名登记表和目测交谈，侯登科是最早进入我视线的“能人”之一。当时，他以画毛主席像闻名凤翔县城。为了确认他的真才实学，我去他家里看了他的许多画作，实地察看了他给县城一些单位制作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此后，侯登科就成了我在县城东关旅社招工点的常客。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我带路跑乡镇，帮我填表搞内勤，还陪我吃凤翔名食——豆花泡锅盔。经过个把月的交往和考察，我已认定年龄不到20岁的侯登科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决定一定要录用他。

陕西凤翔 1990 侯登科摄（编辑配图）

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招工政审至关重要，尤其对家庭背景不好的人更要从严把关。由于侯登科的父亲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所以在研究定人的招工组会议上大家对侯登科的家庭背景说三道四，争议不休，就当时的大气候，谁都不愿为一个不相干的人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我私下说服依然无果。无奈之下，我只能以招工组组长的身份宣布，侯登科按特殊人才“特招”录取，出了问题我向组织交待，由我负全责，并要求做好会议记录备查。就这样，侯登科拿到了人生第一次转折的招工录取通知书。

招工结束后我回到段机关，把“特招”侯登科的全部经过原原本本地向驻段军代表侯代表（甘肃庆阳人）和段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主要领导的认可、支持，此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侯登科也作为“特招”人员录取而走进了铁路企业大门。

二、一鸣惊人

大概是1970上半年，根据当时的形势，段领导商定在陕西省宝鸡市上马营机关所在地大门口画一个巨幅毛主席画像。会议研究时，主要涉及经费和外请画家两个问题。当时，我很自信地提出由侯登科承担此任，并详细讲述了侯登科当年在凤翔县城长时间以作画维持家庭生计的真实情况。与会同志没有表示异议，只是说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一定要慎重。我当然明白大家的心事，但我更了解侯登科不会让大家失望，所以我不怕承担风险，想给侯登科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最后决定由我全面负责，侯登科具体实施此事。

当时，侯登科在宝成线工地任普工，由段劳人室下令调侯登科到段机关临时助勤。他到任后听了情况介绍和领导的要求，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他提出回凤翔老家一趟。从家里拿来了他作画的所有工具，然后，在机关门口观察地形、确定位置，丈量高宽尺寸，拿出了一个总体设计方案，征得领导同意后，开始施工，处理基础，砌筑壁墙，搭设脚手架，绘制画像草图，开始绘画创作。侯登科独自一人起早贪黑，一鼓作气，大约半个月左右时间就画好了高6米、宽3.6米的“毛主席视察黄河”巨幅画作。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画像轮廓基本成形后，机关干部职工和每天川流不息的过路人无不止步注目、叹为观止。随之，宝鸡市和铁路地区不少单位都来人花钱邀请侯登科为他们单位画毛主席像。这时候，段领导视侯登科为宝，再也没有撒手。从此，侯登科就“一鸣惊人”了。

民工宝成线 1993 侯登科摄（编辑配图）

三、酷爱摄影

1970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我从宝鸡一段调到临潼工程处政工组搞宣传工作，在我的推举下，侯登科也从一段调到工程处临潼俱乐部（先助勤后下令）当美工。之后，他又到处工会电影队任放映员。老天撮合，我们俩又成了合作伙伴。在俱乐部工作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开始拿起了照相机，他的宣传画、摄影专栏和醒目的巨幅标语，使整个机关大院面貌焕然一新，企业文化气息十分浓郁。到电影队工作后，他发挥自己的特长，配合各时期中心工作，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在两宝（宝成、宝天铁路沿线）一线（咸阳到铜川）巡回播映，让观众耳目一新，有的幻灯片还被宝鸡市多家单位采用播映。

1976年，我们俩又先后调到宣传科工作，我任副科长，他是我的搭档，当宣传干事，具体分工做通讯报道，其间，他为自己已制定了摄影工作“三年目标计划”。

一年熟悉摄影技术，夯实基础。

二年作品上省城。

三年跨入全国性报刊，并小有名气。

实际上他的“计划”都实现了，没出3年，全国摄影界就知道陕西有个侯登科了。

1977年末，我们再次受命奔赴宝天电化指挥部工作，（即宝鸡到天水电气化铁路改造），我时任宣传部长，他在群工部任宣传指导员。虽然不在一个部门，但工作性质都是为宝天会战鸣锣开道、呼威助战。

在宝天的3年，是侯登科摄影工作苦苦求索事业大成的3年。当时他还不到30岁，正当年华，经常是白天上工地，晚上钻暗室，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我们宣传部和群工部的办公室门对门，凡指挥部和沿线工地的工程会战、大型活动、大型会议，都是由我们两个部门合作，宣传部负责人文字编撰，侯登科配发照片。可以说部门、人际之间都是配合默契，现在我仍能回忆起他当时的许多往事。当时同志们在闲谈时很形象地说，侯登科下工地离不了“三件宝”，即相机、木棍、破棉袄。

相机：摄影工具天天必不可少，不离身；

木棍：用来护身，既能当拐杖，又能开路防蛇咬。

破棉袄：用于野外挡风寒，累了当坐垫，晚上可以当被褥。

侯登科一心干工作干事业，从不讲究吃穿住。每次出远门都带干粮，啃馒头，就咸菜，喝凉水，这几乎是他的家常便饭。有时从工地回来，招待所满员，冬天，他就跑到工棚找老乡钻一个被窝，夏天就在工棚大院，下铺水泥袋，上盖破草帘，头枕砖块，怀抱相机，一觉睡到大天亮。穿衣服很不讲究，经常是破衣烂衫，乱发长须，我们大家都说他：“远看是个烧炭的，近看像个逃难的（要饭的），原来还是“宝电的”（宝天电气化指挥部）。因为他从不在乎自己的衣着边幅，“丑态百出”。我们每次乘坐火车去工地，上车时只要说一声“公免”（铁路系统人员因工出差的免票证），列车员就会点头放行，偏偏到他不行，列车员咋看他都不顺眼，非得严查细问。上车后，找座位也是洋相百出，不是人家不让座，就是人家走让给他一人坐。

1992年，侯登科在大瑶山隧道（原文配图）

宝天线坪头站到颜家河车站区间线路弯道多，曲线半径小，桥涵间接相连，要选个合适的摄影点十分艰难，有时他爬到半山腰，有时爬上通讯杆，或者爬到树上，用绳子系腰固定，像猴子一样悬空取景。当时工友们看到了，亲切戏称他为“猴子”，渐渐叫顺口了“猴子”就成了他的外号，据说后来他的许多摄影圈的朋友也这么称呼侯登科。那时他为了一个好镜头，一拍就是好几天，直到他认为可以为止，就是这样，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宝天工地整整待了3年整，他的不计其数的摄影作品就在这里诞生，被全国各大报刊采用的作品也数不胜数，同时，也为他后来的摄影构思积累了大批资料，从此侯登科的作品在全国摄影界名满天下。

四、临终前的苦衷

侯登科有病期间，我曾多次登门看望，谈病情，谈工作，谈家事等等，临终前一个多礼拜，我几乎每天在他身边守候，那时我们除了眼神再没有了语言交流。

从病重期间的多次交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流露出很无奈、很茫然的样子，经常念叨：

他最想念的是远在天边（美国、深圳）的两个女儿。

最对不起的是他的妻子—陈淑珍，从没有带她出游，看看外边的世界，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最让他割舍不下的还是手头大量未面世的摄影资料。

最让他牵挂的是年近八旬的老父（老年丧子）。

他虽然是个大有名气的摄影家，但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