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记︱溪头胡氏：一个皖南家族的历史变迁（上）

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刘诗古的带领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五名本科生（朱灵欣、包菡、罗昊天、程一林、郑梅婷）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榔桥镇溪头村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田野调查。此次田野调查是厦门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溪头胡氏：一个皖南家族的近代变迁”的重要实践部分。在前往泾县溪头村之前，我们对嘉靖、乾隆、嘉庆、道光四个版本的《泾县志》进行了阅读和梳理，并通过网络查找到明万历方克成《胡氏宗谱》、清代《泾川西阳胡氏家乘》、民国胡朴安《胡氏家乘》等族谱资料，通过文献对溪头胡氏有了初步的了解。

“溪头胡氏”的溪头所指并非今天的溪头村，而是历史上的溪头都。洪武二十四年（1391），泾县“设都三十二，辖里一百一十七，户籍粮册以此为定。石门乡都三，曰曹溪四里，溪头三里，丁溪三里”。清代溪头都下辖有二图，溪头（龙坦）为一图，外西阳（金溪）、里西阳为二图。嘉庆《泾县志》记载：“溪头都一图一甲胡仲良，二甲吴尚明，三甲胡祥瑞，四甲吴永泰，五甲胡景清，六甲胡世兴，七甲胡长寿，八甲吴世贤，九甲胡世高，十甲胡世禄；二图一甲胡世盛，二甲胡天贵，三甲朱君长，四甲吴良昌，五甲胡世瑞，六甲胡大兴，七甲傅叶祥，八甲胡文质，九甲胡天富，十甲胡永富。”可见，当时溪头都以胡、吴两姓为主，尤以胡姓占多数。

然而，溪头都的胡姓又分为龙坦胡氏、界桥胡氏等不同派系。嘉庆《泾县志》记载“黄㟋山高千余仞，亘三十里，群峦列嶂，状若莲花，雄镇一邑，为县治祖山，丹溪水出焉，龙坦胡氏村居此，而西流注于徽水”。此处的“龙坦胡氏”即我们所要调查的“溪头胡氏”，主要居住在今天的溪头村。溪头胡氏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清代有工部主事、浙江佥事提督学政胡尚衡，福州知府胡承谋，台湾兵备道胡承珙。近代则有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报人胡怀琛、学者胡耐安、《文汇报》创始人胡惠生、古文献学家胡道静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名人。通过本次田野调查，我们对溪头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有了亲身的体验和了解，并从访谈中引发出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搜集到了一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

环境与空间：走入榔桥溪头村

溪头村属于安徽省泾县榔桥镇。位于榔桥镇东南部，背靠泾县最高峰黄㟋山，全村总面积17.7平方公里，辖10个村民组，总户数867户，人口3220人。2016年11月，溪头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示名单。如今，溪头行政村下辖有溪头、周村、罗村、石柜四个自然村（2006年合并）。溪头和周村是溪头村的中心地带，集中了溪头老街、胡耐安故居、罗汉厅、丹溪桥、龙坦桥、官房里、大宗祠等一批古迹，同时也是龙坦胡氏的主要分布区域；而罗村由胡姓和其他小姓构成；石柜村靠外的地方住着吴姓，里面的“思姑荡”则居住着界桥胡氏，但仅剩十几户。

泾县榔桥镇溪头村地图（来源：六只脚APP）

明代，溪头都为石门乡下设的三都之一，下设三里，永乐十年（1412）减二里。清代改里为图，分一图和二图，各下设十甲，溪头（龙坦）为一图，西阳为二图。民国成立后，沿用旧有都、图制。民国二十二年（1933），改基层政权为保甲制，10甲为1保，10保设联保办事处1人，区仍旧，溪头都在这一时期也改为保甲制。民国二十八年，泾县改联保制为乡、镇保甲制。民国三十三年开始设有溪头乡。解放后，泾县废保甲，建行政村（街）226个，溪头都先后建立过㟋麓、枫林、龙溪、石柜、金溪、西阳等行政村。1951年，在溪头都设立和平区人民政府，1953年并入榔桥区。1955年泾县废行政村，改行中乡制，溪头村改为和平乡。1956年又调整改为义和乡。1957年，改为苏红乡。1958年改乡镇为人民公社建制，成立溪头大队，属苏红公社。1961年析置西阳公社，溪头大队又归属其下。“文革”开始，大队名称下加“革命领导组”之称。1984年，“西阳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为西阳乡，溪头大队又改为村委会，隶属西阳乡。2005年全县撤乡并镇，撤西阳乡归并榔桥镇，溪头村于是改属榔桥镇，延续至今。因此，现在的溪头村与清代溪头都一图的范围大致接近。

虽然行政建置一再更迭，但溪头都这个古老的地名以其历史悠久而为人们所铭记，承载了溪头百姓对故乡最为丰富的记忆和依恋，更是溪头胡氏的根基所在。溪头又称龙坦，“闻昔见龙在田故名，在泾邑东六十里”。又名“隆坦”，“或以为地之高也”。传说南宋年间胡渠担任宣州通判，其子胡汝坚来到黄㟋山北的丹溪，听说这里曾“有龙现田”，于是在此定居并起名“龙坦”，成为“龙坦胡氏”的始迁祖。丹溪发源于黄㟋山的白马崖，传说白马原本是一条龙，因为触犯天条，被玉皇大帝禁锢在此，永保一方风调雨顺。另外，溪头有十景之奇，一是龙坦烟村，二是文笔凌云，三是石门晓日，四是梧桐秋月，五是鲤石泉清，六是曲水回澜，七是罗松古刹，八是仙墩遗迹，九是蟠溪晚钓，十是阳谷春耕。这些民间流传的说法，反映了当地百姓对溪头这一居住空间的认同和热爱。

龙坦桥，明正德年间胡林懋建造（刘诗古摄）

龙坦桥是从前溪头都最繁华的地带，不远处就是沿河而建的溪头老街。当年这里有布店、“天地和”药店、肉店、银匠店、“慎和”酱坊（胡贞雍创办）等一批商铺。其中，酱坊生产的豆腐干远近闻名，故俗云：“溪头的干子，榔桥的伞，黄田的姑娘不用拣（泾县方言读作gǎn）。”从清初到民国，老街的商贸活动都十分兴盛，如今我们却只能从一砖一瓦中想象它往日的繁荣景象。另外，老街的一大特色是沿途的街亭，街面店铺都会伸出约三米宽形成长廊，分段建有凉亭，既能遮阴又能避雨，还设有长木凳供游人歇脚，其中以十三凉亭建筑最为精美。

溪头老街的凉亭（罗昊天摄）

明清两代，外出经商做官的溪头人回到家乡，纷纷修屋建宅。嘉庆《泾县志》记载全县古宅56处，龙坦胡氏就有5处——胡大佥宅胡尚衡之居；胡给事宅胡蛟龄之居；胡付使宅胡承璘之居；胡太守宅有二：胡承谋、胡承殿之居；胡进士宅有五：胡开生、胡承讃、胡世科、胡秀声、胡先声之居。溪头的古宅虽然不及黄田村的气派，但也建筑精美，是宝贵的文物遗产。但如今保留完好的老宅子已经不多了，主要有兰馥堂、培英堂、种义园（胡承珙读书的地方）、罗汉厅、胡尚衡的读书屋（官房里最早的私塾）、式谷堂、新屋里、绍绪堂等，它们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提醒着我们溪头曾经的辉煌。在过去，这些溪头的老房子前面必建有池塘，当地人告诉我们：一是为了防火，二是生活使用，三是为了聚财（溪头人将水源视为财源，有“山管人丁水管财”之说）。

溪头村老宅前的池塘（罗昊天摄）

“十胡九不宗”：溪头胡氏的由来

溪头胡氏从何而来？据说是南宋末年从婺源迁泾。追根溯源，“胡氏之先，自周封舜后伪满如陈，是谓为胡公，其末浸矣……唐末巢寇之乱，常侍公由歙之黄墩来居清华，是为始祖”，以胡公满为得姓始祖，将常侍公胡学作为祖先。明嘉靖年间，溪头胡氏对祖先故事的建构已基本成型，《重修龙坦胡氏世谱序》记载：“吾惟幸得吾祖讳学，字真翁者，生唐光启间，因讨巢寇，功封银青光禄大夫，授国子监祭酒兼御中丞，先避难歙之黄墩，今徙婺之清华”。胡学的身份和经历比南宋时的记载更加详尽，已有学者指出其故事经历了一个“层累”的过程。回到溪头胡氏本身，其与清华胡氏如何联系起来呢？谱序记载，胡渠（七七公）为迁泾始祖，其子汝坚公始迁泾县龙坦，而胡渠据说是胡学第四子延晖公的后代，那么溪头胡氏就名正言顺地成为清华胡氏的一个衍派了。但胡渠作为宣州通判，在正史和方志中都没有相应的记载，至今仍是一个疑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虽然汝坚公是溪头胡氏的始迁祖，但在大宗祠中被奉为始祖公的是德四公。德四公何许人也？族谱中所载《德四公传》由14世孙承楷所补，其名、其字、其生平都失考，只知道他系出一图五甲，生于大元至治年间。而《龙坦修墓记》记载，由于元制，卿大夫以上才能树立墓碑，因而作为庶民的德四公“没而葬焉”，其墓一度不知其所在，直到后裔续公“立誓必欲修墓，昼夜焦思，计无所出，夜梦德四公，呼而告之曰：‘尔良志佳，我墓湮没已久，今时未至尔，又无力修，亦良难，此事须待我孙有名尚衡者出，方优为之……’”故事的走向可想而知，据说尚衡公高中进士后，在六甲厂厅第三进川堂中掘地“未三尺已抵洞砖”，洞砖二块，上面写着“故始祖胡公德四公，母吴氏福襦人之位”，遂将其供奉于大宗祠。传说难以求证，但故事反映了对于德四公的祖先认同其来有自，以及尚衡公在胡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是个重要节点。

事实上，关于溪头胡氏的一世祖向来有多种说法。到2016年为止，如果以胡公满为一世祖，那么有111世。如果以胡渠（七七公）为一世祖，那么有37世。如果按大宗祠以德四公为一世祖，那么有25世。其中，以德四公为一世祖的说法最为普遍。民国时期，胡朴安的《胡氏世系记》记载，溪头胡氏“大概宋元之际由婺源迁泾一世祖德四公，自德四公以下分为六户，照保甲制度，吾族为三甲、五甲、六甲、七甲、八甲，七甲又分为上七甲、下七甲。其他若一甲、二甲、四甲、九甲、十甲，或非胡姓，或虽胡姓不同宗，同隶属于溪头都”。胡朴安显然没有看过胡氏族谱，才将祖先故事的起源从德四公而非渠公讲起，那么他的祖先认同从何而来呢？无非是口口相传而得，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胡氏族人对于德四公的祖先认同显然更加强烈。这一潜移默化的历史记忆暴露了祖先的真实来历，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真实与历史传说的区分。正如胡宁生（博客主“黄山怪石”，“中华胡氏网”主编）一再和我们强调的，“很多族谱是不可靠的，是拼凑出来的”，将家族历史与清华胡氏相对接，几乎是泾县所有胡姓家族讲述祖先故事的通行规则。而胡氏不同派系之间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在讲述不同的迁徙故事，通过构建同一个祖先加强了宗族共同体的认同。

泾县当地流传着“十胡九不宗”的谚语，反映了胡姓的派系之繁多。胡再生老人告诉我们：西阳胡氏与溪头胡氏是不同的（这打破了我们行前的认识）。在溪头都除了溪头胡氏之外还有一个界桥胡氏，界桥胡与龙坦胡之间有一块界碑。据说，溪头胡氏的一个老太公虽有一妻一妾，但与佃农的女儿有了私情，并生下一个儿子。佃农女儿要求老太公抚养这个儿子，老太公便将一部分田地分给他们，并立下界碑划清界限，规定以后不再往来。这片田地后来叫作“思姑荡”，老太公的私生子便是最早的界桥胡氏。没想到这个私生子读书十分用功，从举人一路考到了状元。本以为可以凭状元认回本家，但由于溪头胡氏文风昌盛，取得功名的人很多，看到他中了进士，不晓得他是状元，就没接他，他在一气之下北上到了大连。这就是所谓的“九进一枝花，状元不在家”的故事。第二天，我们来到石柜村试图寻觅界桥胡的痕迹，但村民告诉我们界碑已经不复存在。失望之际，我们偶然发现路边一块“铺路石”上赫然写着“介桥胡氏祖墓”（介桥与界桥为通称），说明界桥胡氏的确存在，但胡再生老人口中的祠堂和族谱据村民说已经在“文革”中被毁。

“介桥胡氏祖墓”的墓碑（罗昊天摄）

嘉庆《泾县志》记载：“贵坑水合流而南，厯浴牛陂出西阳（胡氏村此），合石塘金台水过石狮田，又合北村长宁冲水沿溪滩（吴村），达石柜（吴村），受乌盘水罗村水，西折潴湖潭而南受丹溪水。丹溪者，源出黄㟋，天乙峰下，夕阳返照倒影波红，因名焉，西流同口殿之阴，折而北过枫林桥岀龙坦（胡氏村此）”。这说明西阳胡氏与龙坦胡氏是有区别的，而石柜村当时是以吴姓为主。在《嘉庆十年修府县两志乐输题名》中，“溪头都龙坦胡氏”和“溪头都介桥胡氏”分开书写，可知溪头都在清代有龙坦胡氏和界桥胡氏两大胡姓家族。

胡宁生告诉我们，西阳胡氏与溪头胡氏同出一脉，均迁自婺源清华，西阳“界桥胡”恢公与龙坦胡氏始祖汝坚公为亲叔侄关系。在他的印象中，界桥胡氏就是西阳胡氏。查阅族谱发现，恢公（四五公）为72世，“住清华，迁西阳”，与渠公（七七公）为兄弟关系，始迁龙坦的汝坚公（百五公）为73世，“亲叔侄”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界桥胡据说也是恢公后代十二世孙六公的后裔。因此，界桥胡氏很有可能是西阳胡氏的一个支派，甚至直接指代西阳胡氏。这与县志所载相互印证，界桥胡在清代确是与溪头胡并驾齐驱的一大家族。但如今村民口中的界桥胡却只剩十余户了，并且在传说中是溪头胡氏“私生子”的后代。

胡再生老人一再强调，这个传说真有其事，而族谱上当然不会记载这样的丑闻。文献的记载与口述传说形成了一对矛盾。但传说本身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假如私生子去了大连，怎么还会在“思姑荡”繁衍出界桥胡氏呢？因而龙坦胡氏老太公与佃户女儿生下私生子的丑闻或许为真，但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重新嫁接，摇身一变成为了界桥胡氏的祖先故事，而该私生子是否真为状元也大可打个问号。但在龙坦胡氏与界桥胡氏并立的阶段，显然发生过一些纠纷冲突，才有了“界碑”的诞生。而界桥胡氏与龙坦胡氏同处溪头都，一个逐渐崛起为泾县望族，一个却走向没落，如今只剩几户尚存，背后的推动因素亦值得深究。

至于金沙胡氏，据说从前是溪头胡氏的仆人，被主人家赐姓之后才开始姓胡。胡宁生在博客中提到，元泰定二年（1325）龙坦胡氏有一支系迁往金沙（今西阳金溪），而胡传农在《龙坦胡氏》一书中也提及“百五公后裔七义公于元泰定二年（1325）迁金沙（西阳金溪）”。事实果真如此吗？由于此行没有搜集到金沙胡氏的族谱，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但类似的“赐姓”故事还有很多，主体有时是清华胡氏，有时是龙坦胡氏，这种现象当然存在，但如果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叙述模式，其反映的是家族内部对自我正统性的一再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乙巳年（1605）至丙午年（1606）间，由于太邑麻潭胡氏的世仁公与龙坦胡氏的尚仁公同场应试，一见如故，龙坦胡氏遂与麻潭胡氏合修族谱。谱序中记载“上自舜后，分胡公满以来，毫无差谬，至乐陵公生二子，福、裕始南渡迁于徽宣之间，福居长为姑孰太守，初迁黄墩，数传说至学公剿黄巢、封常侍归迁婺之清华；而泾川溪头都祚于尚仁，同宗一派，实其清华之枝分迁也。裕为福之弟，隐黄山家碧山二传，生松、擒、俞，子仁封常侍，生邦公为太常卿，晖公为翰林学士，与李白友善”。也就是说，麻潭胡氏出自乐陵公次子裕公派，而龙坦胡氏的祖先常侍公则出自乐陵公长子福公派。事实上，从乐陵公到学公（常侍公）之间的世系众说纷纭，如《定庵先生序》所言“常侍以前，茫不可考，疑者传疑，信者传信”。但太邑麻潭胡氏和龙坦胡氏通过追溯到乐陵公建立起了共同的祖先认同，从而达到了“联宗”的目的。这也说明龙坦胡氏此时尚未完全崛起，需要通过“合谱”的行为加强自身实力，并完善其“系出清华”的祖先故事。

宗族建设：胡氏的修谱与建祠

明崇祯八年（1635），龙坦胡氏人口达三万多，六户（三甲、五甲、六甲、上七甲、下七甲、八甲）在周村阿孔岭共建大宗祠，尊德四公为始祖公，以二十字为班派统系曰：“天尚一其龄，承先世泽贞，有道传家永，贤良奕载兴”。后来，各甲沿丹溪两岸分别建立支祠，至解放前还有20多座敞厅。据胡再生老人言，大宗祠、支祠和敞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如今，富丽堂皇的大宗祠已经消失，我们只能看见残存的铺设地面的石条和柱基石，而支祠也被破坏殆尽，敞厅只剩下三座，一座是式谷堂，一座是绍绪堂，还有一座是琅山思诚堂。据胡传农回忆，龙坦胡氏原本共有6座祠堂，除了大宗祠（在周村阿孔岭）外，还有三甲支祠（在周村），上七甲支祠（在十三凉亭中段左边的敞厅后面），下七甲支祠（在老街中段向右的狮子坦），五甲支祠（在五甲坦），六甲支祠（在六甲坦）。除了上七甲支祠是在“刮五风”时被拆，其余祠堂（包括大宗祠）都在“文革”后期被拆。如此看来，八甲也应当有支祠才对，或毁于更早些时候。

据王书记（榔桥镇前书记，对当地风土人情多有了解）所言，土地改革时祠堂没有分到农户头上，仍然属于公房，“文革”后很多祠堂便被改造成学校、乡政府或村委会。并且1967年以后当地人口膨胀，需要燃料，但山上已是光秃秃一片（“大跃进”时外地砍伐队大量砍伐树木所致），拆祠堂便成为获取木料的一个渠道。

胡氏大宗祠遗址（郑梅婷摄）

祠堂除了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以外，还发挥着奖励和约束族人，兴办教育等重要作用，是家族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过去大宗祠，各支祠和敞厅都有自己的田地，多为族人所捐赠，租金收入用于家族日常各项开支。大宗祠当年有3000多亩山林田地（其中田地有2000多亩，山场有1000多亩），收入显然十分可观。而所谓的敞厅，至晚在清中后期就已经出现（据胡升的说法），以官房里的敞厅为例（胡传农的伯父曾担任管理员），公有四十亩零五分田，租金用于敞厅维修和清明、冬至祭扫祖墓的费用，说明敞厅在一个比“甲”更小的家族范围内发挥着统摄作用。“文革”以后，敞厅大多变成住宅，也就失去了这种作用。过去七月半、冬至祭祖和清明扫墓，祠堂都会给族人发红包，还给每位参与者发5到6块糯米糕。每个祠堂也都有自己的义仓，在旱涝年份，会举办一些捐赠活动。胡再生老人说：“（族人）没有后代啊，家里养不起啊，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祠堂拿钱。”正是借由家族这一共同体，富裕族人的一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公有，并转移到贫困族人身上，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达成效益最大化。

从谱序来看，龙坦胡氏族谱的修订始于明中后期。明代天顺戊寅年（1458），浩洋公修谱；嘉靖壬辰年（1532），石门公重修谱；嘉靖壬子年（1605），合修清华；万历丙午年，元夫公续修，与太邑麻潭胡氏合谱；康熙八年（1669），尚衡公（进士，浙江学政道佥事）修谱。据说南宋乾道年间还修过一本《龙坦胡氏家乘》，但该谱序未提及龙坦胡氏，故存疑。这些老谱多在几次动乱中湮没，我们此行只搜集到了一本《龙坦胡氏统宗谱复印本》。过去各甲都有自己的族谱，但在“文革”中多被毁坏，我们此行只搜集到了《龙坦胡氏三五甲抄本宗谱序文及龙坦村风景诗》一本支谱（缺少世系部分）。各支派自己也会修订家谱，如我们此行搜集到的《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希贤堂胡氏微家谱》、《龙坦胡氏五甲二房红公分支谱》等。如今，龙坦胡氏统一的新谱迟迟未能修订，这与人口流动范围扩大和当地宗族观念日渐稀薄不无关系。据村民所言，族谱的修订一方面需要有文化、有兴趣、有精力的热心族人出面主持，另一方面还需众人主动出资，否则“有心无力”。

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完全厘清房和甲的概念。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溪头胡氏共分九房，他自己属于四房，溪头是五房和六房，罗村没有，石柜是九房（界桥胡）。而胡升认为，九房是很早时候的说法，“甲”的说法始于民国保甲制度（但从族谱来看，“甲”的说法始于明初）。当我们问及七甲为什么分出了上七甲和下七甲时，有人说是大老婆所生和小老婆所生，有人说是不同的儿子分家。查阅族谱发现，明中后期，二十世的长安公和寿安公（1439-1529）（以渠公为一世）开始分出了下七甲与上七甲，故以后一种说法为实。胡升还告诉我们，《龙坦胡氏三五甲抄本宗谱序文及龙坦村风景诗》的“三五甲”是一个甲的名字，不是指的三甲和五甲。我们随即在《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中发现，二十世的裕安公注明了“已下二图三五甲冻青树下支派”，相安公则注明了“已下二图三五甲庄鼓墩支派”，但清代溪头都每图下设十甲，为什么二图会有一个“三五甲”呢？我们无从得知。

从族谱所载《胡氏今族始祖》来看，以渠公为一世祖，十八世的义庆公是一图七甲，智庆公是五甲派（今五甲坦里黄村），余庆公是六甲始祖；二十世的长安公为下七甲始祖，寿安公为上七甲始祖。二十一世的杞林公、权林公、彬林公为八甲支派，二十二世的源洪公为八甲长房，源澜公为八甲二房，源荣公为八甲四房。说明早在明朝初期，胡氏就根据里甲制度分成了三甲、五甲（智庆公）、六甲（余庆公）、七甲（义庆公）、八甲。明中后期，七甲又分成了上七甲（寿安公）、下七甲（长安公）。至于各甲之内，也可再分成几房，如八甲分出了长房（源洪公）、二房（源澜公）、四房（源荣公），三房绝后。分房可能源于家庭矛盾，也可能是因为人丁兴旺，也可能是出现达官显贵（如官房里）。但如胡升所言，必须要新建支祠或敞厅，才能开宗立派。

富而重学：溪头胡氏的崛起

现在的溪头村以木梳产业为主，集中了榔桥镇80%的木梳生产厂家。那么以前呢？胡朴安在《胡氏家乘》中写道，“三甲、五甲经商者略少，五甲力田者尤多，六甲、上七甲、下七甲、八甲多以经商为业，读书者以上七甲、下七甲为多。”而胡氏大规模经商的传统或始于明代中期，当时泾县人口迎来快速增长，由于溪头山多地少（“五山二水三分田”），胡氏族人多外出做生意，主要向长江中上游发展，足迹遍布赣江、汉江、湘江诸流域的各商埠。泾县养蚕的历史悠久，蚕丝品质上乘，龙坦胡氏的丝商在康熙年间与朱、洪、郑、汪等姓的丝商结成泾县东乡六姓商帮（东乡的范围包括石门乡的漕溪都、溪头都、丁溪都，修德乡的北亭都、太平都、张香都，丰乐乡的新丰都、洪村都、浙南都，为泾县百姓明清以来长期俗称的区域名称），到湖州桑林镇设立营销蚕丝的据点，名为“式好堂”。此后经营丝织业的传统不断延续，如同治年间，胡朴安的父亲爱亭公在上海大东门经营丝线业；近代，胡寿侯（？-1929）在湖北云梦县胡金店集镇经营布行，并在该镇建成“泾县街”，为当地纱布行业做出贡献。

通过经商致富后，龙坦胡氏族人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培养人才。康熙十年（1671），原本简陋的木桥“丹溪桥”由胡氏大宗祠重新修建，改为石制的“大溪桥”；不久，在大溪桥的北端和南端分别建起了魁星阁和文昌宫，体现了龙坦胡氏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清中后期据说办有七个学堂，除私人办学外，族内还由祠堂出资兴办义学，胡氏子弟可免费入学。清宣统三年（1911），七甲支祠创办义塾“培英堂”，用祠产作为基金聘请教师。到了民国七年（1918），“培英堂”改由大宗祠提供经费。民国十三年，“培英堂”改为“培英学校”，新增新国学、算术、体操、唱歌等课程。民国十七年（1928），以胡承珙的书屋“种义园”为校址创办新型的龙坦小学，培英小学随之并入。抗战期间（1942年），大宗祠选派胡惠生创办泾县私立龙坦中学，以大宗祠的2000多亩田产作为学校基金，并选定三甲祠堂作为校址；抗战后校址迁往下七甲支祠；1944年胡耐安回乡，将龙坦中学改名为安徽省泾县龙坦高等职业学校。

由于重视教育，龙坦胡氏形成了优良的学习氛围，从清初开始就不断涌现科举人才。胡耐安曾在自述中写道，“康雍以降，科第不绝，乾隆一代，即有十三进士。理学之盛，村中无一户无匾额，宗支祠前旗杆林立。家家有读书声，人人以读书为尚。我之读书成癖，抑亦风气使然。”据康熙八年编写的《龙坦胡氏统宗谱》，龙坦胡氏有文庠生86名，恩拔岁副优35名，文举人56名，文进士17名；武庠生10名，武举人7名，武进士1名；仕籍56名。一族之中考取功名的人数甚至接近茂林一个镇所出，这在泾县是绝无仅有的，是溪头胡氏成为当地望族的一大重要因素。

以官房里为例，据说清朝每家每户都有做官的，最小的官是县令，因而得名。以顺治壬辰（1562）进士胡尚衡的父亲天授公为第一代，官房里历代人才辈出，尤以胡尚衡和胡承珙为代表。胡尚衡为第二代，字阶平，江南泾县人，顺治壬辰进士，康熙十八年任浙江翰林官提学道。胡承珙为第六代，曾任台湾兵备道，是著名的徽派朴学家，著有《古今文疏》17卷，《小尔雅义证》13卷，《毛诗后笺》30卷，《尔雅古义》2卷，《求是堂诗集》22卷等。

所谓“由商致富，富而重学，学而致仕”，龙坦胡氏始迁于南宋，宗祠建于明末，盛于清代。据说最早溪头只有周、罗、施三姓居住（周村、罗村、施家坞地名的由来），后来龙坦胡氏、界桥胡氏和吴姓陆续在此落户。如今周、罗、施三姓已经不见踪影，说明在社区的生存空间竞争中，胡氏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嘉靖《泾县志》中，关于溪头胡氏的记载尚且寥寥，在乾隆《泾县志》中，有关记载激增，其反映的是溪头胡氏在清初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当地人告诉我们，康嘉年间确是溪头胡氏发展的巅峰期。但其科举人才大量涌现的背后是否还存在深层原因，则有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