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简史：没有无聊，大概就没有今日的人类文明

无聊诞生于18世纪，乃是一个晚近的产儿，更准确的说，它是“闲暇”（Leisure）的私生子。在这之前，既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词汇。如果人们感到无聊，他们并不认识它，只能用诸如抑郁、沮丧、愁苦、厌世、悲伤、倦怠等负面词汇来替代，至于它的真面目，或许很多人至今未曾认清。

前工业时代，劳作几乎填满了人类的日常生活，闲暇虽已萌芽，却尚未独立。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时间的结构，闲暇开始日渐丰盈，而它的私生子无聊则呈几何级数式的爆炸和传播，其波及范围之广几无他物可比，这种以往只有贵族和僧侣阶层才能体验到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几乎人人皆有的生命体验了。而后的历史将证明，无聊是人类的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

长期以来，人类似乎总对无聊抱持一种偏见。基督教传统将之视为懒惰，甚至是罪恶。早期的编年史作者把怠惰称为“正午恶魔”（noonday demon，指僧侣或神职人员的一种既百无聊赖，又焦躁不安的状态）。文艺复兴时期，无聊由恶魔诱导的罪孽演变成忧郁，是因过于专注于数学和科学研究而造成的某种抑郁症。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概念演变的背后，西方世界所经历的宗教式微、科学兴起的历史过程。

后来，法语中出现了“ennui”这个词，它来自古法语“ennuier”，意思是厌倦、无聊。1755年，英国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耗时八年以一人之力完成的《英语大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第一次出现了“无聊”（动词bore）一词。1768年，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该词被首次使用。在信中，厄尔·卡莱尔（Earl Carlisle）表示了对纽马克特朋友的同情，他们常常被法国人折磨得很无聊。“无聊”表达“令人感到厌烦的事情”以及“无聊的人”的含义大约起源于在18世纪末。

无论如何，在18世纪那个讲究礼仪、注重教养的社会中，人们终于有了一个词可以表达某种厌倦和不安之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一种情绪性的体验，还是一种存在性的处境，无聊都和人类的境况尤其是创造构成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它就像音乐里的《4分33秒》，绘画中的留白，影像间的沉默，宇宙深处的虚空。它与闲暇之母的另两个私生子——“发呆”与“白日梦”，共同推动着一场历史性的创造运动。

19世纪上半叶，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历经三十多年写成《墓畔回忆录》，他在这部杰作中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颓唐不安：“想象是丰富、多彩、奇妙的；而现实是可怜、枯燥、失望的。我们满怀着一颗充实的心，生活在一个空虚的世界里。”法兰西民族特有的忧郁传统让他们与无聊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性，正是天生敏感而忧郁的法国人，第一次表达了那种无聊所特有的空虚和不安情绪。

1849年，法国小说家福楼拜乘船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时感叹：“埃及的庙宇让我感到非常无聊。”那份尼罗河畔的巨大的无聊攫住了他，包裹着他，让他感到一种存在的虚空。八年后，他在《包法利夫人》中对无聊做了小说史上最精彩的描绘，说包法利夫人“每一个微笑后面都藏着一个感到无聊的呵欠”。更有意思的是，极为敏锐的福楼拜还觉察到了无聊与恶心之间的隐秘联系，在一封写给路易莎·古内的信函中，福楼拜写到了“nausea of ennui”（无聊的恶心），在古罗马时期，塞内加、贺拉斯、普鲁塔克等人都曾将无聊和恶心（晕船）相联系，普鲁塔克专门使用了“alus nautiodes”（令人作呕的无聊）一词。

1852年，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长篇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首次使用名词“boredom”一词来描绘无聊。戴德洛夫人（Lady Dedlock）和她的真爱分手，嫁给一位好心却冷淡的绅士，她成天寂寞、无精打采，她显然染上了现代生活中所谓的慢性病——无聊。随着“无聊”由动词向名词的华丽转身（这意味着它正式进入了存在意义的世界），“boredom”一词在英语世界开始广泛传布，并飘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几乎同时，暮年将至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他的封笔之作《附录与补遗》中提出了名震后世的“钟摆”理论，他认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满足之后便会无聊，而人生就像一副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摆。不过，悲观如叔本华，也并非没有超越之道，在他看来，经典的音乐和书籍就是两大解药。一度视叔本华为人生导师的尼采也深谙塞内加式的无聊，他的晚期作品《论道德的谱系》中包含了人类对自身处境感到恶心（无聊）的情绪，而在其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将“大恶心”作为全书的中心主旨，这种与现代社会已疏远的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获胜的挑战之一。而在身后出版的一篇遗稿中，尼采发出了最振聋发聩的声音：“逃避无聊是一切艺术之母。”

进入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极具洞察力地认出了无聊的三副面孔：一是“被某事物搞得无聊”，二是“在某事物中感到无聊”，三是“深度的无聊”。前两副面孔人尽皆知，一副是福楼拜式的，一副是夏多布里昂式的，而海氏真正的着眼点则是“深度无聊”——即对无聊本身感到无聊（它在福楼拜所谓的“无聊的恶心”中已初露端倪），他将之视为对抗技术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伴随着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的兴盛，这一存在性的无聊在现代主义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大放异彩，在让-保罗·萨特的《恶心》、阿贝尔·加缪的《局外人》、华特·席格的《厌倦》、爱德华·霍普的《海景房》、雷尼·玛格丽特的《乡思》等现代主义经典中都萦绕着这一相同的主题。

尽管无聊潜藏着巨大的价值，但在世人眼中，它似乎依然只是一个恼人的贬义词。尤其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社会，无聊的形象一向不佳，它几乎就是空虚、愁闷、无意义的代名词（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对于米兰·昆德拉的封笔之作《庆祝无意义》是多么失望）。它是鲁迅笔下“比什么都可怕”的东西，李嘉诚眼中“人最大的悲哀”，这实在是一种可怕又可悲的误解。事实上，人类在科学与艺术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而深度无聊正是孕育它的土壤。它是“梦之飞鸟，孵化经验之蛋”（本雅明语），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是人类创造的序曲和基石。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所言：“人类感觉无聊的能力——而非社交或天生的需求——才是文化进步的根源。”

因此，我们应该大声地赞美和歌颂无聊！可以说，没有无聊，就没有今日的人类文明。这不禁令人想到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懒惰的令人难忘的颂词：“永远不应该做的太多……我讨厌同胞们的积极活动、创新动议、雄心壮志和相互竞争。这些都是外生的、城市的、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价值。这些都是工业的品质。而懒惰，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这行文字被印在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摄影展的一面白墙上，在我们这个永远在强调进步、竞争和高效的时代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却又发人深省。

1990年，英国当代作家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出版了首部小说《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伦敦，小说中印英混血的主人公克里姆·阿米尔受到激进主义者贾米拉的责备——

“你在脱离现实。”

“什么是现实？现实根本不存在，对吗？”

她耐心地回答道：“不，它存在。其实就是普通人的世界，以及他们必须应对的那些糟糕事——失业、恶劣的住房条件还有无聊。很快你就会迷失在现实生活中。”

无聊自它诞生之日起，确实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窃以为，无聊最耐人寻味的特点在于其附带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即它让天才更加焕发天才，让庸人更加陷入平庸甚至堕落。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所有的天才作品都是闲暇和无聊的产物，而庸人只会用无止尽的娱乐来打发无聊（药物麻痹、旅游和性是自古以来公认的三种避免无聊的方法）。不过最近三十年来，无聊似乎处在它诞生以来最危急的时代，因为它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节节败退，这显然超出了库雷西的意料。甚至智慧如叔本华，也万不曾想到技术的进步会将他著名的“钟摆”理论击个粉碎，高歌猛进的智能手机将“无聊”的地盘逐渐侵蚀殆尽，只剩下“痛苦”孤苦伶仃地守着那片孤城。

放眼望去，从清晨到午夜，从机场到地铁，从便利店到咖啡馆，从河畔江边到街巷深处，几乎所有人都在低头看手机，无论是追剧，还是看新闻，无论是刷朋友圈，还是玩手游，无论是处理工作，还是联络感情，每个人似乎都很忙，或是装作很忙的样子，每条“神经通路”都像早晚高峰期拥堵不堪的高架桥，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占据了人类的大脑，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锁定在那块小小的屏幕上，人们似乎再也没有时间感到无聊了。对此，资深新闻人白岩松直言：“手机填补了一个民族所有无聊的时间，顺便把有无聊陪伴的伟大东西一块儿拿走了。很多伟大的时刻都是在无聊的时刻诞生的。”

不幸的是，基于智能终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技术就像癌细胞，在短短数年间迅速侵入“无聊”的肌体并广泛扩散，这让人类的注意力结构有退化到“自然捕猎区”的危险（当一只动物身处野外捕猎区时普遍存在多任务处理，这种注意力的管理技术是荒野求生的必备技能）。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看到它的三副面孔已然病态般地扭曲变型，就像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笔下恐怖的人物肖像，似乎不可逆转地朝着它的死亡终点迈进……

无聊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