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专稿｜启蒙时代的盗版出版

【编者按】

2019年10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默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应邀在浙江大学进行了三场讲座，题目分别为《地下书籍如何充斥旧制度法国图书市场？》《数字化，民主化：图书馆与书籍的未来》《文学和国家：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印度和二十世纪的东德》。

澎湃新闻经授权独家刊发演讲稿译稿，本文为第一篇，译者谷大建（浙江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校订，罗伯特·达恩顿审定，部分注释从略。

这帮“盗版者”，这群“投机者”，这些“强盗”——18世纪出版商的书信中偶尔会出现这些谩骂性的词语，这与18世纪正常的商业语气形成了奇怪的对比。盗版者自己仍然是学徒。以弗雷德里克·塞缪尔·奥斯特瓦尔德（Frédéric Samuel Ostervald）为例，他是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的主要领导者（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以下简称为STN）。他的名字后面附有一长串尊贵的称号：方旗骑士（banneret）(城市民兵的荣誉首领)，前“首席有产者”（maître bourgeois en chef）(市镇议会的首席执行官)，当地学院的前院长，文学家，以及特权文学协会（Société du Jardin）的秘书。他住在湖边一座漂亮的小房子里，用自己的葡萄园里的葡萄酿酒，并乘坐马车出行。他的家庭是这个州最富有和最受人尊敬的家庭之一。在1780年，即STN的鼎盛时期，奥斯特瓦尔德（Ostervald）是一位年满68岁的祖父。他举止端庄，善于演讲，这使他在镇议会中获得了“金舌头”（golden tongued）的绰号。根据他为继任者写的地方政治手册，我们得知，在担任“首席有产者”期间，他致力于捍卫有产者的“权利、豁免权和特权”。

这位生活优越的有产者并不像一个盗版者，他在国内保卫特权，然而在国外却又攻击特权。这是因为他的生意建立在廉价的出版和未经授权的再版上——经常被称为盗版的或者说伪造的书。这些被盗版的书通常是特权的象征。在法国边境的出版社里，有十几个像他这样的人：海牙（Hague）的戈斯（Gosse）和皮内（Pinet），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昌吉永（Changuyon）和雷伊（Rey），马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的迪福尔（Dufour）和鲁（Roux）, 布鲁塞尔（Brussels）的布贝尔（Boubers），列日（Liège）的巴松皮埃尔（Bassompierre）和普隆德（Plomteux），茨魏布吕肯（Deux Ponts）的勒泰利埃（Le Tellier），布永（Bouillon）的卢梭（Rousseau），巴塞尔（Bâle）的塞里尼（Serini），伯尔尼（Berne）的普法勒（Pfaehler）, 洛桑（Lausanne）的霍伊巴赫（Heubach）和格拉塞（Grasset），日内瓦（Geneva）的克拉梅尔（Cramer）和德图尔内（Detournes），阿维尼翁（Avignon）的加里根（Garrigan）和吉查德（Guichard）。他们的性格和生存环境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与让·巴特（Jean Bart）（法国海军将军，同时也是一名私掠船长。在法国海军任职期间，多次攻击荷兰商船，因而常被当时人形容为一个海盗船长——译注）或船长基德（Captain Kidd）（苏格兰船长，1698年因劫掠了一艘由英国人率领的商船而被视为海盗。1701年5月23日，英国政府将其处以绞刑——译注）有相似之处。

盗版行为的矛盾特征来自于现代欧洲早期的书籍贸易的本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知识产权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知，除了英格兰之外（安妮女王的法令，1710），十八世纪并不存在版权。在整个法国和德国，书籍产权来自于君主授予的特权。版权与作者的创造性的天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尽管狄德罗和莱辛认为两者是有关系的。根据路易十六在1777年8月30日颁布的一个基本法令：“图书贸易中的特权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恩典，” 国王非但没有接受出版商的要求，并“拒绝将恩典的快乐转化为法律财产。”这些出版商曾在图书管理局大力游说，并聘请狄德罗为他们陈述理由。

这个过时的语言在官方文件中随处可见。书籍贸易管理部门建立在一个被称之为“librairie gracieuse”（根据作者的意见不予翻译。达恩顿认为这个法语短语引用了王室“恩惠”的概念——即国王的意愿和他在分配特权时的“荣幸”，其重点是将“特权”和与之不同的、相比而言更现代的版权概念进行对比。——译注）的区域的周围。特权以国王法令的形式出现，并被印在每一本合法的书籍中。国王的法令则总是以“这是我们的荣幸”为结束语。但是，法国国王的恩典以及荣幸在纳沙泰尔和瓦朗然的瑞士公国并没有合法性，这两个地区的主权自从1707年以来就归属于普鲁士。如果没有腓特烈二世和当地政府的干预，奥斯特瓦尔德想出版什么就能出版什么。不管是站在他人的角度，还是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都不是盗版者，而是社会的支柱。

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法律的复杂性。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巴黎出版商（书商和印刷出版书商）和外省的主要书商之间爆发了一个根本性的冲突。科尔贝尔试图用一种典型的科尔贝尔主义方式去解决这个冲突：他不仅将一个有效的特权垄断授予了巴黎行会，而且，为了能执行这项垄断权，他还给予它监查首都的贸易的权力。因合法图书生意鼓励的驱动，外省书商依赖于外国出版商提供的廉价再版书，以及各种粗俗的禁书。历史学家非常熟悉贸易中被禁止的部分，因为他们传播了大部分的启蒙运动思想。事实上，这些从外国供给商运进来的，并被送到外省商人手中的大部分书籍都是盗版书。我甚至会说，到1770年，法国现有的大多数文献——除了小册子、宗教篇章和专业手册——都来自王国以外的盗版出版商，以及一些在国内地下运作的出版商。在1777年，盗版行业的蓬勃发展得到了法律认可：

由于国王已经获悉存在大量无视法律而出版的书籍，并且许多外省书商的财富存在于这些书籍中，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手段来满足他们的合同，因而，国王陛下将原谅这些再版书籍（伪造品）的所有者，使盗版者免于法律所规定的严厉的惩罚，以示其宽宏大量。

新法令允许书商出售他们库存中的盗版作品，前提是他们的每本书都要由当地行会的理事加盖印章。这一不寻常的措施立即使大量文学作品合法化，同时，它也威胁到了一项新的严肃法令，这项法令试图镇压未来的伪造品。它宣称，其目的是通过进行一些有利于外省条件的改革，来“结束将巴黎的图书贸易与各省的图书贸易分隔开来的竞争”。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值得未来去研究）。但是，它能够很好地说明旧制度下的经济和法律状况。

我们能够通过STN的档案对这些条件进行细致的研究，因为盗版在一个关键的方面不同于合法的出版。当一个出版商出版一本合法的新书时，他希望把这本卖出去，但是，他毫无经验和头绪。当盗版商重印一本有销售记录的书时，他可以通过书商和销售代表的报告来计算需求，从而精确地瞄准市场。盗版商会做市场调查。

虽然这个词听起来不合时宜，但它符合他们的实际做法。因此，通过重建他们的计算，跟随他们收到的流动的信息，并观察他们的工作，人们可以近距离研究图书市场。奥斯特瓦尔德和他的主要合作者——艾布拉姆·博塞特·德鲁泽（Abram Bosset Deluze）——根据博塞特所描述的“计算，一种实验型科学”来打理他们的生意。正如他们所实践的，盗版事实上是一门科学，尽管是一种运用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今天在商学院教授的课程有些相似。

不管是不是盗版，18世纪的出版商获得大部分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通信。正如他们中的一个在信件上所说的，通信是“商业的灵魂”。通过遵循来自法国和欧洲法语阅读区的信件中的订单，STN掌握了市场需求的踪迹。他们的客户经常发送关于哪本书、哪个作者以及哪种题材在他们的地区销量最好的评论。如果STN采纳他们的建议，一些客户甚至会建议出版商出版什么书，并承诺预定一批。例如，里昂的一位最重要的书商安东尼·佩里斯·杜鲁克(Antoine Périsse Duluc)承诺道：“通过这份订单，我们将购买大量我们建议您印刷的书籍，并且在法国销售。”当然，一本在波尔多热销的书在里尔可能会一败涂地。STN收到了如此多的建议和信件——在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里有25000封信件——以至于很难对总体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然而，某些档案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它们包含出版商和书商之间的定期对话，后者消息灵通，值得信赖，以至于他的建议在出版过程中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出版商要去回答的问题是应该出版什么书。STN通过与一位经验丰富的书商协商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观察这一过程，人们可以理解一些出版背后的一般性逻辑。

在海牙，戈斯和皮内的公司的小皮埃尔·戈斯（Pierre Gosse Junior）了解法国的图书市场，熟悉法国国内外的任何经销商。在与所有的主要出版社做了30年的生意之后，他是STN的理想盟友；在STN正在学习关于图书贸易方面的知识的创立初期，它非常依赖他的建议。戈斯给STN发送订购单和建议。并且，作为回报，在戈斯购买了足够的数量的前提下，STN会以较低的价格向他提供图书，此外，在其所在地区，STN还为他的销售提供特别的优惠条件（指在戈斯所在的区域，STN不会将其图书提供给任何其他书商——译注）。作为奥斯特瓦尔德在通信时表现得十分恭敬的一个例子，以下这封信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您的允许下，我们承担了令人愉快的义务：不仅要告诉您我们正在做什么，而且还要告诉您我们正在考虑的计划，并且，我们十分重视您的明智的建议。这使我们鼓起勇气让您注意到一本最近在巴黎出版的作品：《羊毛动物论文集》，它据说是一本非常好、非常有趣的书。这是一个带有插图的四开本的单卷书。一方面，考虑到这样一本书的普通用途，另一方面，巴黎版的高价格使得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我们倾向于立即以八开本或者十二开本的格式重印这本书，并且不带插图，因为插图对于每天的阅读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先生，在没有征求您的意见之前，我们什么也不会做，所以我们恳请您告诉我们您愿意接受多少。

华丽的语言与商业计算能很容易被分辨开来。奥斯特瓦尔德提出的不是伏尔泰或卢梭的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是一本非常普通和实用的书，这种书似乎有可能在特定的公众群体中销售，而且比较便宜。这要归功于删掉了插图的更小开本。盗版商通常通过消除他们所谓的“印刷奢侈品”来低价销售原版，并且他们以低价让钟情于此的客户预定大量版本，从而将风险降到最低。戈斯是低地国家最大的批发和零售经销商之一，他有时一次订购100，有时500份，有时甚至1000份。他购买了福蒂内-巴泰勒米·菲利斯（Fortuné-Barthélemy de Félice）在纳沙泰尔湖另一端的伊韦尔东（Yverdon）印制的《百科全书》（Enclopédie）的总数的四分之三（印刷总额为2500份）。但是他对《羊毛动物论文集》不感兴趣。戈斯回答道：“就其本质而言，我们认为它并不能销售得非常好，并且告诉你真相吧，我们是不会建议你去重印这本书的。我们怀疑你将从中一无所获。”然而，奥斯特瓦尔德同时推荐了另外一本书，这使得他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听到你即将获得《查理五世的历史》（History of Charles V）（作者是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并由J-B·苏亚德[J.-B. Suard]翻译)的(前)版本。这笔生意一定能做得很好。”

对话就这样从一种书跳到了另一种书，因为它涵盖了在法国出版的所有书籍。在1770年3月发给戈斯的一系列信件中，奥斯特瓦尔德就STN正在考虑出版的七部作品向他征求意见：一本是关于接种的流行科学手册；一本由詹姆斯·福迪斯(James Fordyce)翻译的《年轻女性讲道》；路易斯·约瑟夫·维拉斯奎兹(Louis Joseph Vasticquez)的《西班牙诗史》；埃米尔·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el)关于法学的论文：《万民法》(Le Droit Des Gens)；以及两本文学选集——“从高乃依（Corneille）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法国剧作家的文集”，另一本以无可挑剔的品味被选入的文集收集了所有最好的道德和哲学故事，其标题为《社交聚会的娱乐活动》。

戈斯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并像个生意人一样地做出了裁决。他不会再订购任何关于接种的书籍：这些书在市场上已经达到了饱和。福迪斯的布道让他觉得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所以他提前订购了250份。他拒绝考虑西班牙诗集这本书，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它，也从来没有买过“口袋的猪”（口袋里的猫）（a pig in a poke / chat en poche）（A pig in a poke或chat en poche意思是指没有经过检疫的猪是不能购买的——译注）。德瓦特尔的论文虽然十分优秀，但是由于荷兰贸易特有的原因，并不适合法国市场，他解释道：“由于莱顿的书商通过印刷第一版而获得了在我们这里所称的再版权（复制的权利），而不是特权，而且由于我们荷兰图书贸易中虔诚地尊重我们之间的这种版权，因此我不能在法国出售它。”显然，在从传统特权概念延伸到现代版权概念的范围内，荷兰人离英国人更近。至于这两本选集，戈斯建议反对 ：

一本用诗歌和散文书写的最好的道德故事书刚刚在列日（Liège）出版了。这本精美的十卷本书是十二开的。这本书印得太多。因此，先生，我们建议您放弃您的提议。这方面的几个戏剧文集已经出版了，但是没有一份销售得很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建议您去从事这桩买卖。您肯定能将您的印刷机更好地运用于其他的东西上。

戈斯的信件包含了太多重要的信息,以至于他们决定了奥斯特瓦尔德的出版决定。除了福迪斯的布道外，STN放弃了所有他所提到的项目，因为前者得到了戈斯的支持和他的250份的预订单，而正是戈斯的支持使得STN的天平偏向了福迪斯。与此同时，奥斯特瓦尔德继续接二连三地要求更多专业的建议。

戈斯将会对《动物词典》做出什么评价？

他的答案是“不行，我们强烈建议你放弃这项计划。”

那《瑞士冰川的描述》呢？

不行。“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但是这些天他们销售得并不太好。”

让·德·卡斯蒂永（Jean de Castillon）驳斥德霍尔巴赫（d’Holbach）臭名昭著的《自然的体系》的那本书呢？

戈斯曾经进口过这本书的柏林版，但是卖得非常差；并且他不想再这么做了，因为“我们根据我们的销量进行判断。”此外，“买这类书的人并不关心他们之间的反驳。”

布甘维尔的《周游世界记》呢？

戈斯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棒，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他只愿意提前订购50本，因为“这本书现在在各地都卖得很糟。”

《萨克斯元帅史》和《罗马喜剧增刊，或表演剧团总监让·莫奈的生平》这两本书呢？

不行，又是不行。“如今，这些书在第一次出版之后就只能售卖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们不想我们的仓库中堆满了这些书。”

戈斯似乎是一个顽固的，天生说不的人。但是他对他认为会卖得很好的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困难存在于对话的另一端：奥斯特瓦尔德。在1769年，奥斯特瓦尔德建立了STN。此时，作为一名作家和读者，他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在文人共和国内生存。但是对于出版业，他知之甚少。奥斯特瓦尔德在一封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在掌管了STN18个月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或许我们仍然是学徒。”掌握书籍贸易的规则是需要多年的实践。戈斯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专家之一，他以严格商业化的方式谈论书籍贸易：“先生们，现如今，符合当前的品味，符合公众的口味对于我们这样的生意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博学的人在这方面经常犯错。一个管理书籍贸易的书商比一个学者在评估公众的口味方面要好得多。”

了解市场的需求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STN还要解决产品的问题。在运营的前两年，它缺少铅字字模，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在印刷产中效率高的工头。他们的管理者不仅没有学会预防纸张供应商的无穷无尽的诡计所带来的危害，也没有掌握法式书籍设计的工艺。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不知道如何协调他们所有的行动，以便及时把他们的书交给顾客，即赶在其他盗版商出版其他版本之前。

时间和信息在盗版事业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个没有有效版权的世界，特别是在法国，任何被答应要出版的书籍之间都会有一场公开的战争。盗版商家们竞相进入法国市场，重印书籍出现在了法国边境战略要地的印刷店中。这种不受约束的竞争意味着畅销书的销售模式与今天大不相同。不像目前的“成功出版书”——即单一出版商大量销售的书籍——它们存在于许多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许多版本中。这些版本的数量都非常少，通常只有1000册左右，因为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险在一个版本上投入大量的钱，如果在市场上它被其他的版本打败了，那么它就只能积压在仓库里了。即使是有特权的第一版本也很少超过1500份，部分原因是在印刷量达到1000份时，纸张将占生产成本的50%左右，而在印刷量较大时，纸张在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排版成本保持不变：宁愿重新排版，而不在纸张上花太多成本，因为很难变现。

更重要的是，由于秘密线人以及由他们雇佣的工人所偷来的情报的帮助，盗版商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在市场上打败原版出版商，而且他们很可能在原出版商卖出第一版之前就损害了后者的利益。他们廉价出售盗版书籍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购买手稿，也使用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纸张。有时，他们会比较完整地遵循原版，生产真正的伪造品或者说伪造的复制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使他们的产品拥有更加广泛的读者，他们会删除插图，删减文本，清除掉所有带有“排版奢侈”倾向的版本。如果盗版商面向更多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损害原版。第一版通常是为成熟的精英制作的，而盗版则是为“公众”制作的——也就是十九世纪作为大众读者群出现的东西的开端。由于分工不够明确，这两种出版商都不能和平共处。

事实上，在法国市场上的竞争中，唯一能阻止盗版商对合法商人进行狂轰乱炸的是让盗版商们竞争，因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就像他们猛烈地掠夺巴黎行会特权成员的利润一样，将会削减他们彼此间的利益。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出新书，而且还要知道其他的盗版商打算出版什么。他们经常虚张声势，宣称自己将会生产他们并不是真正打算出版的书，以此来吓跑竞争对手或迫使他们的竞争对手达成特定交易：他们将承诺，如果另一个盗版商以便宜的价格向他们出售他的版本的一部分，他们将不会出版该书。他们的信件中充满了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和关于彼此活动的秘密报告。有时，为了便于随时了解不断酝酿的阴谋，他们在巴黎雇佣代理人，在国外的印刷店雇佣间谍。但是，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和足够好的时机，盗版商们就能大赚一笔。多亏了他们的针锋相对的策略和削减利率的书籍，他们在法国图书贸易中扮演了最具活力的角色。

在盗版商的实际实践过程中，了解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协同工作，有时却又失败的最好的办法便是跟踪一次投机活动的起起落落。因此，我想简单概述伏尔泰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Questions sur l’Encyclopédie）的STN版本，就像他们之间的书信中所显示的那样。

《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是伏尔泰最后一部伟大的著作，同时也是STN在建立初期尝试的最大的生意。这本书的九卷都是八开本的。在1770年3月，奥斯特瓦尔德首次将他的想法告诉了戈斯，他表示，他计划出《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的第一版，该书的印刷底本来自于伏尔泰自己提供的手稿。这个消息让戈斯惊叹，不同于上文引用过的信，他的回信热情洋溢。这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商人，正在思考着畅销书的前景：

（从您的来信中），我们惊奇地看到，七十岁的伏尔泰（事实上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应用能力努力撰写一本大作；这将是一个以他的方式重新写成的《百科全书》（Encyppeédie），它将纠正已存在版本的问题，并将作者知道和思考的一切都放进去……先生，您征求我对这项工作的意见。我很荣幸地回答说，它是一个金矿，而且在其存在期间，STN永远不会遇到另一个几乎一样好或更好的生意了……此外，我马上告诉你，我们承诺要大量采购……当然，先生，正如你所说，这部作品将包含各种新鲜的、奇特的和非凡的东西，只要它一出现在市场上，不管价格是多少，都会被抢购一空。禁书令人担忧，人们不能公开出售这本书，但这只会让它卖得更快、更好。STN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本书显然与关于动物羊毛和瑞士冰川的专著不一样，但因这本书而引发的赚钱的比赛表明，事情远没有戈斯预期的那么简单。他很快得知，奥斯特瓦尔德并没有利用原版进行印刷，他采用的底本其实是伏尔泰的主要出版商加布里埃尔·克拉梅尔(Gabriel Cramer)在日内瓦生产的原版的盗版。

奥斯特瓦尔德希望在克拉梅尔找到戈斯之前诱获他的生意。因此，当他第一次向戈斯提起这件事情时，奥斯特瓦尔德一直避免提到日内瓦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也并不是完全地不诚实。早在1770年的3月,他就曾去费尔内（Ferney）（伏尔泰的住所）寻找过复印底本。伏尔泰非常乐意帮忙，因为在那时他已经不在关心靠写作赚钱。在与出版商打了50多年的交道之后，他对出版商的每一招都了如指掌；他还学会了将诡计用于更大的目的：启蒙运动的传播，以及粉碎污秽运动（écrasez l'infâme）（达恩顿指出“écrasez l'infâme”是伏尔泰用来鼓励人们抵抗天主教会压迫和不公正的口号。伏尔泰经常在他的信件中使用它。——译注）。因此，他同意向奥斯特瓦尔德提供一份克拉梅尔的校正版，并承诺他会修改和扩充内容，前提是背着克拉梅尔完成这一切。伏尔泰很高兴去盗版他自己的书。这是增加复本的一种方法。除此以外，伏尔泰很清楚《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会被盗版的——用这样的术语来形容一本非法的书听起来很奇怪。他可以控制这个过程，同时他可以大胆地修改那些他自己也能够否定的文本（伏尔泰可以在印样中添加短语，从而修改文本，使其更加大胆。这是他的一种常见技巧，他以此来重新出版文本，或者像这里一样，与重新出版文本的海盗合作。通常，他也否认自己与这些文本上的改变有任何关系。——译注）。最重要的是，他建议STN出版他的40卷的增订版版全集。

在奥斯特瓦尔德写给戈斯的信件中，他把这一安排的细节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起初，奥斯特瓦尔德强调需要对这些作品的新版本提出建议：

所有出现的东西都会消失，散落的碎片也会被收集起来；他们要出一个作者想使其得以完善的全集……先生，你说得很对，一个77岁的文人每天还能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心神宁静，并带着令人羡慕的欢乐创作着、聊着，同时被书籍和文件环绕着。他的能力超过了普通人，人们只有亲眼见到才会相信。

这样的景象能使出版商激动，但是它们不会增加书商的热情。戈斯曾经接触过所谓的伏尔泰全集的各个版本，以至于另一部作品的前景使他抱怨到：

这个版本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克拉梅尔的四开本版本仍然没有完成，（弗朗索瓦）克拉谢特（Grasset）已经开始生产一个新的八开本的版本（在洛桑）。依我之见，我认为您必须从您所提及的作品——《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着手，为了伏尔泰作品的新版本，您必须带走任何他想要给您的东西，但是也要小心谨慎，除非他去世了，你才能编订新版伏尔泰全集……甚至不用担心有没有更完整的全集，你将在图书贸易行业里赢得最好的生意。毋庸置疑，我们将从您这里购买大量的书籍。

书商经常不信任伏尔泰，因为通过修改他的文本，增加版本的数量，他和客户之间的关系疏远了。没有人愿意买一本与他之前买的差别不大的书。

到1770年为止，整个书籍贸易行业者都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伏尔泰的逝世，因他通过修改自己的文本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他们还得等八年，伏尔泰一直坚持着他的修改工作直至离世。

奥斯特瓦尔德接受了戈斯的建议，一心一意地出版《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但是在他的排字工人开始排版之后，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戈斯会预定多少本书呢？他得到的回复是五百本，只有五百本吗？奥斯特瓦尔德感到十分失望，但是他立即将订单放入了被称之为“委托书”（livre des commissions）的账本中。在八月，他写道，他很快就会收到作者修订后的第一卷。STN的版本会在克拉梅尔的版本出现在市场之后问世，并且会优于后者。这表明STN有能力迅速对市场做出反应。奥斯特瓦尔德称，他刚刚收到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中关于上帝词条的两个印样的印张：

这个问题写得很好，充满了智慧与力量，这个伟大的人知道如何用恰当的语气来书写他所想写的东西。从明天开始，这两份文件将会被打印出来，你将会得到第一版的复本。在我们的版本中，它将作为纸张与排版的样本，并且可以作为小册子单独出售。

尽管奥斯特瓦尔德努力地使他的销售对话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最终表明他在一个基本事实上误导了戈斯:STN出版了一个盗版。戈斯愤怒地回复道：“我们坚定地相信你会根据手稿来出版这本书。但是，事情如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克拉梅尔的版本将会第一个出现在市场上。为了使你的版本在前者完成不久后出现，你必须使出版的所以工序都加快进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失败了，那么你的版本就会像晚饭后供应的芥末一样。” 然而，戈斯并没有取消他的订单——这或许是因为纳沙泰尔的版本的订购价格要低于日内瓦的版本：纳沙泰尔每张纸卖一苏，或者说，纳沙泰尔的一卷的价格为23苏6丹尼尔，但是克拉梅尔版本的价格为35苏。

奥斯特瓦尔德给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回答：STN的出版速度与克拉梅尔一样快，并且相较于日内瓦的版本，我们版本会有优势。因为作者会对我们的版本进行评论、修改和补充，我们的版本会得到广泛的修改，更重要的是，克拉梅尔的版本据说会被卖给巴黎的经销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所写的这样一个作品，这样的版本到底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奥斯特瓦尔德在书籍的生产方面也遇到了问题。《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是纳沙泰尔承担的第一本具有雄心壮志的书籍，但是，这项工作不久之后就遇到了困难：纸张没有按时抵达；为了在洛桑和日内瓦找到条件更好地工作，工人辞职了；领班没能有效率地协调工作。更严重的是，当STN最终通过十三周的艰苦工作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任务时，它的销售体系出现了问题。

1770年12月9日，它将戈斯的500份分成两大包运出，指示其在巴塞尔的代理商卢克·普赖斯韦克（Luc Preiswerck）沿莱茵河向下游转发。尽管收费昂贵，莱茵河提供了一条通往海牙的绝佳路线。但是，戈斯的书在六周后并没有到达目的地，此时克拉梅尔版本的卷一至卷三已经开始出现在荷兰人的书店中了。

戈斯十分恼怒。他认为他被欺骗了；那个“上帝”版本的小册子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由于这本书只有两个印张，它很快就会被这个国家的一些年轻的书商盗版。”因此，盗版在许多层面上发生。在国际规模销售的大企业之下，较小的作品被较小的出版商为当地市场盗版。盗版的盗版是存在的。

就《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的例子而言，认为它是一个盗版或者说伪造品或许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克拉梅尔并没有从伏尔泰处购买文本，他是没有合法权利去出版这本书的。日内瓦协议会在1772年3月对他的书的问题进行审查，而在费尔内（Ferney）的伏尔泰则用诙谐的话驳斥了盗版行为：“在此允许任何书商印刷我的愚蠢，无论是真是假，风险、危险和利润由他承担。”然而，伏尔泰觉得应该对他的出版商做出道德上的承诺，并拒绝通过公开与盗版商合作来损害出版商的利益。他甚至敦促克拉梅尔对他们进行反击：“如果你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你就不会被盗版，而且你可以在第二卷上发布一个说明，这会败坏盗版版本的信誉。”事实上，克拉梅尔也知道《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一定会被盗版。他只是想通过在市场上打败来汲取第一版的市场需求。这就是STN发货延迟引起戈斯如此愤怒的原因。

奥斯特瓦尔德用各种借口来回应了戈斯的抱怨，同时同样激烈地向普赖斯韦克抱怨船运问题；因为在3月初，也就是从纳沙泰尔出发近三个月后，仍未将数量庞大的装有卷一的包裹送到海牙。在那时，至少印刷厂已经运转得很好了，奥斯特瓦尔德开始带着自豪的心情谈起他的盗版行为：

我们一方面坚定地决心使我们的再版书在格式、纸张和文字上尽可能与原版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会妥善管理，使我们的书总是在商定和达成共识的时间内完成——在以前的时间里，工人的频繁逃离有时会阻止我们完成工作。

在1771年春天，由于与船运代理商、船夫和车夫的新安排，货物运输变得更好了，货物不仅能沿着莱茵河顺流而下，而且还越过汝拉山到达了里昂，在那里，雷古里亚特夫人（Veuve Réguillat）在6月收到了前三卷的500份。

但是在货物分配的问题被解决之后，一个新的灾难降临在了生产方面：底本停止供给了。盗版商他们威胁克拉梅尔要在洛桑、阿姆斯特丹、柏林以及纳沙特尔攻击他。为了回击盗版商，克拉梅尔立即决定一次发行几本书，从而在他的竞争对手印刷他们的版本时获得时间优势来销售他的出版的书。因此，他保留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直到他完成了第三卷，然后把它们一下子都卖给了他的客户——批发或零售书商——他们能够在竞争对手之前很久就将它们出售。

相比于STN，这种策略对于其他盗版商来说实际上更具威胁性，因为它直接将从费尔内（Ferney）那里取得的印样作为底本。奥斯特瓦尔德因埃利·贝特朗（Elie Bertrand）而卷入一个家庭网络，他是伏尔泰的亲信，让·埃利·贝特朗（Jean-Elie Bertrand）的叔叔，奥斯特瓦尔德的女婿，也是STN的亲密合作者。家庭关系和友谊在稿本的供应线的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供应线的源头，因为伏尔泰身边的每个人——他的侄女玛丽-路易丝·丹尼斯(Marie-Louise Denis)，他的伴侣佩尔·安托万·亚当(Père Antoine Adam)，以及他的秘书让·路易斯·瓦格尼埃(Jean-Louis Wagnière)和约瑟夫·玛丽·杜里·德莫尔桑(Joseph-Marie Durey de Morsan)——都陷入了出版商的阴谋之中。费尔尼是恶魔文学的工厂。但它的机器需要润滑和仔细维护。在雇主大量制作书籍的同时，工作人员处理了与图书贸易各个部门的关系。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这个例子中，伏尔泰同意对克拉梅尔的印样增添一些“更正和补充”，然后在他的秘书们将这些稿本转发给纳沙泰尔时，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其他地方。但是，在销售他的版本的同时，奥斯特瓦尔德无法抗拒诱惑，他透露这种安排。他在1770年9月寄给STN最喜欢的客户的一封通函中公开吹嘘这一点。这一消息通过图书交易的小道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就传到了日内瓦的克拉梅尔那里。他很埋怨伏尔泰；伏尔泰否认了与纳沙泰尔的合作关系；底本的供应终止了。

在协商中，奥斯特瓦尔德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费尔尼——首先是伏尔泰，但是他没有回复；然后是瓦格尼埃（Wagnière），他同意继续担任中间人，以免费获得十几套《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杜里·德·莫尔桑(Durey De Morsan)，她心甘情愿地充当家里的间谍；以及丹尼斯夫人(Mme Denis)，她更喜欢纳沙泰尔而不是日内瓦，但她不敢过于咄咄逼人地游说叔叔。虽然伏尔泰非常清楚他周围的阴谋，但他假装无视它们，同时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想从克拉梅尔那里得到更好的待遇，克拉梅尔忽略了《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的印刷，为了专注于《百科全书》的新版本，他在伏尔泰全集的出版中落后了。当谈论到排版问题时，伏尔泰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因为对克拉梅尔的印刷店的工头心生埋怨，伏尔泰谴责他说：“粗俗的瑞士人”，并且，他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第一次被印刷出来的三卷中发现了许多错误，他写道：“新版本仔细清除了排版错误，这些错误在其他版本的第四卷的印样的顶部到处存在。并且，新版本也允许瓦格尼埃（Wagnière）将其发送到纳沙泰尔。”

因此，STN恢复了印刷，并尽最大努力处理从戈斯那里收到的抱怨信，戈斯的信中充斥了对延迟、销售不佳甚至文本本身的不满，因为尽管奥斯特瓦尔德的保证，他发现纳沙泰尔版本和日内瓦版本之间没有任何重要的差异。当第八卷的复印本到达时，奥斯特瓦尔德向戈斯保证,这将是最后一卷，并吹嘘说这篇关于迷信的文章的手稿注释在克拉梅尔的版本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戈斯并没有被打动：“我们感到很难过，因为伏尔泰并没有完成第八卷，并且他还将书写第九卷。这本书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先生们，直到现在，这本书的销量很糟糕，因为我们还有超过450本的库存。”

戈斯的信件中充满了失望的语气，这并不是因为《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的价格引起的。他对书籍的整个贸易过程都感到厌烦，在1772年5月，他宣称他即将退出：“图书贸易处于如此混乱的状态，好作品的价格低到令人心痛，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应该再去做些什么。好的作品经常滞留在我们的仓库，然而，糟糕的作品却能找到它的客户。”《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属于他所说的好作品，但是并不是一个他所期望的畅销书。“即使这本书出自伟大的伏尔泰之手，它也很难被卖出去，”在他给STN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总结到。在1773年十二月，他关闭了他的账户，并将他的事业移交给了他的儿子：皮埃尔·弗雷德里克（Pierre-Frédéric）。

但是没有一个书商对图书市场做出了一个完美的看法。尽管戈斯和任何人一样清楚这一点，但他的判断力似乎在他年老的时候锐减。他的儿子带着充满朝气的精神和乐天的态度投入到了他父亲的生意当中。皮埃尔·弗雷德里克卖掉了所有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并且订购了更多：1775年二月订了6本，三月也是6本，在5月时订购了30本。所以对这本书的需求并没有枯竭，尽管戈斯·佩尔(Gosse père)的作品很火爆，而且盗版作品的大众贸易继续蓬勃发展，正如人们通过查阅其他瑞士出版商的信件所看到的那样。

总结：盗版出版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的课题。但是通过观察它的内部运作，通过出版商的通信，人们能了解到盗版出版在十八世纪是如何运作的。盗版商是商人，而不是强盗。他们在法律之外从事着他们生意，但是他们的行为经常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控制之下，这些法律在他们国内并不适用。当时并没有超越国界的版权协议。除了英国之外，版权的概念还没有取代旧的特权观念。巴黎书商协会的垄断，为文学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市场。盗版商提供书籍，但是不是通过遵守王室法令中规定的游戏规则，而是通过满足市场需要，不管是什么地点，也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他们通过计算风险、成本和利润以及开展各种市场调查，他们使得盗版出版形成了一个体系。盗版是一门科学——当然，这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但通过应用它，盗版商为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提供了大量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