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乾隆皇帝“嘚瑟”的深意

日前与学生一起读乾隆四十一年（1776）编纂的山东《淄川县志》。

淄川的地盘不大，但在清初名人辈出。有个叫孙之獬的，在明末的时候被归入“阉党”而遭革职，清初被任命为礼部侍郎。传说他曾主动请求剃发，满族人都看不起他。还有个名人叫蒲松龄，这个人运气极其不好，总是考不上举人，但却创作出了小说《聊斋志异》。

所以，尽管这个地方很有文化，但文化人活得并不容易。

《淄川县志》的卷首是《御制志》，比如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的《训斥士子文》、乾隆上谕等，县志的编者大都是知县，总不能因此丢了官，断了仕途。所以《淄川县志》的本任编者、时任知县张鸣铎就在序言里面感叹：

修史难还是修志难呢？当然是修史难了，那个活儿既包罗万象，又需要有价值判断。不过修志也不易呀！我们这属于兼职，不像董狐那样的世代史官可以秉笔直书啊！修续志就更难了，对前任修的志能乱改吗？只能做点拾遗补阙的事罢了。

读到这里，我就特明白当代新方志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了。

《御制志》里挑选刊录的基本上都是针对士人的，这当然有张鸣铎的特殊用意，这个暂且不论。其中选录了一篇乾隆皇帝写的《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如果去过北京的孔庙和国子监，我们就会见到，这块碑和《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等，都在那里矗立着。

奇怪的是，太学或国子监是一所高等学府，朝廷在西部打了胜仗，干嘛要在要在“太学或国学”里立碑呢？

这又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在媒体上吵得面红耳赤的“新清史”。美国“新清史”发端于清朝是否“汉化”的争论，概括起来，他们的主张是强调使用满文、蒙文、藏文、察合台文史料，强调满族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史的视角。而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这种强调是对清朝历史的曲解，否认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不符合事实。

让我们看看这篇碑文说了些什么。

在碑文的开始，乾隆皇帝说到历代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或征伐、或和亲，前者导致“民力竭”，后者造成“国威丧”，以致舆论认为这些羁縻之地“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不过接下来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这个意思是说，我大清统治下的中国与汉唐宋明统治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在乾隆皇帝看来，清朝对中国的统治既是汉唐宋明的延续，又与它们有别。

乾隆皇帝接着说，自清朝建立，蒙古人这些“有元之裔，久属版章”，但准噶尔蒙古这个“有元之臣仆”却“终明世为边患”，所以从康熙到雍正一直进行征伐。在用长篇文字描述了战争的过程后，他谆谆总结说：“昔时准夷，日战夜征；今也偃卧，知乐人生。曰匪准夷，曰我臣仆；自今伊始，安尔游牧。尔牧尔耕，尔长子孙；曰无向非，岂有今是？”他的意思是说，过去你们总是在打仗，是我给你们带来安定的局面、平静的生活。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准夷”，而是我大清的臣民了。这言下之意，就是准噶尔蒙古由此从“蛮夷”变成了“化内之民”。

从这篇碑文看起来，乾隆皇帝显然是极为重视这些丰功伟绩的，他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内属视为与汉唐宋明的“中夏”最为不同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也不时强调“皇清之中夏”“版章”“准夷”这些概念，又说明他把“皇清”与“中夏”视为一体，与尚未臣服的“蛮夷”相区分。所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强调了清代的特殊性，就必定会否认满族人对汉文化的接受。

至于为何在此立碑，乾隆皇帝在碑文中只是简单地说：“勒碑文庙，例也。”然后没二话了。在立于同处的《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中，也写着“勒碑太学，用遵成例”，同样语焉不详。当然，这样的丰功伟业不止在这一处立碑勒铭，承德的外八庙甚至新疆、青海等地都有。但文庙和太学的意义不同，它们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与文庙一墙之隔的太学（国子监）是知识精英的荟萃之所，是培养未来的高级干部的学校。所以乾隆皇帝在后面这篇碑文中写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而德与功皆赖言以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之时义大矣哉！”皇帝的文章，主流意识形态，要以文字的形式让知识精英知道、理解、接受，才能传遍四方，传之久远。

文庙还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有些学者已经研究过士大夫从祀孔庙（即文庙）的问题，后代的哪位儒者的牌位可以放进去，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需要许多利益之间的博弈。所以，文庙是个不能小觑的地方，只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将其弃若敝屣。除了在内地设立州县的地方都会设有文庙之外，在边疆地区，一旦王朝势力进入之后，文庙也随之建立。

有学者发现，在清代的云南，许多设有祭祀地方神灵的土主庙的地方也往往设有文庙。所以，文庙对于边陲或者“新疆”来说，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象征着此地已成为“化内之地”。

乾隆皇帝将他和祖、父用兵西北的功绩昭示于太学或文庙，是想把他对清朝的看法通过知识精英向四面八方和子孙后代传播，同时似乎也表明他试图告诉这些士人：他将版图扩大、把以往的“蛮夷”变成文明人（即化内之民）既给儒家学说的传播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也赋予他们更重要的“教化万邦”的责任和使命。清朝的皇帝固然对西北诸族有着特殊的立场和统治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要把何为“我皇清之中夏”的观念渗透到汉人知识精英的血液里。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乾隆皇帝对这群人高度重视。

至于乾隆年间的淄川知县张鸣铎为什么专门挑选了许多篇皇帝训诫士人的文章放到县志里，可能与这一时期这里的士子们的生存境遇变化有关，则是另外的、需要在地方史的语境里加以理解的话题。

（本文摘自赵世瑜著《眼随心动：历史研究的大处与小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