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理解中国医生，理解中国患者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这场战役中，无数医护人员冲在第一线上，是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火墙。而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成为最美逆行者，以他们的负重前行，守护我们的岁月静好。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这一背景下，视频网站及时上线了纪录片《中国医生》，自然受到广泛关注，稳居全网纪录片热度榜首；该纪录片也赢得极好口碑，豆瓣评分高达9.3分。

《中国医生》深入全国各地六家大型三甲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医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妇产科、急诊科、肿瘤科、麻醉科、手术室、ICU等不同科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纪实拍摄，记载了几十位高尚但不高冷、有血有肉的医护形象，也以小见大地呈现了关于中国医生的一切。

在肺炎疫情的当下，观看这部纪录片自然有别样的感触。不过我们更希望，在了解中国医生的一切后，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医生这一职业的尊重和爱护，而不是只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想起珍惜他们。

中国医生有多累

身边有几个医生朋友，平日里聚会总聚不齐，问起他们的工作感受，一个字“累”。

第三方机构做的一个调研《2019医师幸福感指数研究报告》，在“中国医师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提及率%”这一选项上，“超负荷工作量使得医师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问题。而就“工作量大、强度高”这一指标，认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医师占比60.8%，接近2/3的医师同意这种观点，医师工作量大、强度高是一种行业共识。

数字若显得无感，《中国医生》的实况拍摄就让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医院心脑血管绿色通道的发起者。心脑血管病是我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疾病。发病紧急，短时间内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残乃至致死，很多大型医院为此专门设置了绿色通道。所谓的绿色通道，按纪录片中的说法，要像军队一样的，要做到24小时全天候，所有医生链条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争分夺秒去抢救患者。

医院的绿色通道是朱良付发起的，所以刚开始每次急诊，不管凌晨几点，他都亲自来。一台又一台的手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时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饭，接到急诊室电话又立即往医院赶。主管护士对着镜头说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点，还有16台造影，做到凌晨5点，他们才休息。”继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实在是没有一点生活的乐趣，没有生活质量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办法管。”

24小时随叫随到、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是很多医生的工作状态。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同样是全年无休、全天无休。纪录片拍摄他的那一天，他连做了三台手术，17个小时。17个小时得像雕塑一样站着，全神贯注地进行精密的手术。王东进说，“心脏外科就是得身体最好，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曾经痛到得戴着颈托才能上手术台，而因长期站立他腿部静脉曲张，得常年穿着弹力袜。

那么医生自个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劳累的？

朱良付的话特别令人触动。他说，“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我现在44岁，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担心自己“过劳死”，又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医生的劳累、付出、担当和牺牲，可见一斑。

要成为一个中国医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从住院医生到主任医师，往往又需要10余年时间。熬到了主任医师，能力越大，承担得也越多，很多中壮年的医生自己也有一身“职业病”，他们“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体上的疲倦，医生的累也体现在心累。医患矛盾紧张，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心理伤害。

纪录片一开始是朱良付对着镜头无奈、沮丧又不解地说，“曾经有个老太太，是一个老爷子的家属，那个阿姨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说我把他家老爷子给害死了。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们在病区里关系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脑高灌注综合征）发生。但他们也知道你是个好大夫，那个老太太一边这么说一边还说，‘我近来高血压了，你再给我看看’，但是不耽误她投诉你。”

所以纪录片才有这么一幕，一次急救手术前，朱良付先用手机录下与患者家属的对话，确保他们知道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曾说，他每个月会收到几百封来自中国医生的邮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题是医患关系紧张。“我确信，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生像中国医生这样担心。”

医生如此辛苦却还得忧心自己的安全，这怎么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实实正在发生。

中国医生的冷静

很多患者不理解医生，一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医生太“冷漠”了，这边家属为了病人心急如焚，但医生却“事不关己”，显得“敷衍”，冷漠又冷血。

但医生是真的是冷漠吗？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医生应该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急他们之所急，悲他们之所悲吗？

在以前的宣传中，我们似乎一直在倡导医生这么做，要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云云，让对患者有求必应云云。可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可能，要知道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2000万，每个医生每天要面对的病人太多。医生再博爱再有同理心，他的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无法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所有病人和家属的全部情绪。我们不能以圣人和超人的标准来要求医生。

南京鼓楼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魏嘉，有个罹患胃癌晚期的病人，才二十几岁，特别年轻也特别乐观，这让魏嘉最挂心也最揪心，所以一直尽量为她多做点什么。但纪录片最后，魏嘉提到，以前有前辈建议她，“特别是对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医生也害怕伤心。他们并非拒绝付出情感，而是需要克制情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来来往往的患者，而死亡每天都在医院里发生。魏嘉虽然并未听从前辈的话，她还是对这个乐观的患者上心，但这也非意味着那些没能成为她朋友的患者被她怠慢了。专业是本分，朋友是情分。

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25岁就博士毕业，工作三年后遇到自己职业生涯“难以跨越的沟壑”。一名全身95%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他的家里人为了给他看病，拿出家里现有的全部积蓄，但依然凑不够高昂的医疗费用，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术，总体花费得100多万。徐晔帮患者争取到了2万元的援助基金，尽力劝说患者家属坚持治疗，因为患者出院离世的可能性极大。但患者家属还是强行出院了。徐晔赶到时，面对空荡荡的床位还是有一丝失落，他是真心希望患者得到救治，却也知道家属面临的困境。

年轻的医生类似的经历多了，心理能承担的极限就会提高。徐晔事后说：“为什么有人说有的医生看起来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静。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早就见过无数个了，所以他才会显得如此的冷静。这个过程是每个医生都会去经历的。”

也就是说，当患者家属指责医生“冷漠”时，家属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亲人遭遇险境。但家属也忽略了，今时今日患者的情况、家属的反应，在医生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已无数次遇到过。医生并非麻木，他们的波澜不惊，是专业、经验和经历累积后的冷静。

慌乱、不安、痛哭留给家属就够了，慌乱之中需要冷静的医生做出专业的判断。冷静不等于冷漠。

中国医生并非万能

有时主流舆论会习惯性地赞美医生、拔高医生，而非以一个普通职业去看待医生、以普通人去看待医生，这在不知不觉间会影响一部分公众对医生的认知和期待：他们认为医生就该牺牲自我，认为医生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治愈疾病。

因此，有些人去看病时，是带着一种消费心理的：我花钱看病了，你就得负责把病给我治好；我把人活着送过来了，人没了就是你医术不精、是你把人给治死了，你就得负责……很多医闹事件的发生都源于此：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医生却没帮自己把病治好。

但患者错解了几个事实：一，医术的进步往往是技术的进步，就像朱良付说的，相比于医生，科技才是治病的最大力量；二，再安全的手术，都可能存在风险，这是概率问题，医生无法承诺百分百安全；三，这世上还有太多不治之症，以现在的医学技术仍无法攻克。

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认知：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医生会尽最大努力去救治患者，但家属也得有最坏的打算。

《中国医生》让我们看到医生面对疾病的无力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孙自敏，谈起她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在1990年，做过我们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顾性分析，做了以后让人家很凄惨，所有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就剩一个病人，最后那个病人还是不在了，就整个全军覆灭。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医生工作了15年，等于白干了，你没让一个病人活下来。所以我当时不想当血液科医生了……医生再苦，它支持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感，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成就感，病人都死了，你讲我们天天在做什么……”

《中国医生》有这么一刻，它就值得高分，因为它罕见地为公众呈现了医生在面对疾病的脆弱和无力。我们太习惯于“最后一刻营救”的神医传奇了，可事实上，医院里经常有这样无力的故事，医生经常要承认自己面对疾病的无力。

这丝毫不会损耗医生的职业光芒，相反，医生这个职业让人尊敬，就在于医生哪怕时常被无力感击中，他们仍选择直面疾病，与之战斗。就像有人说的，我们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尊重，并非医生万能，而在于他们代表了人类可以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自身的无常与脆弱性的希望之光。

气馁归气馁，孙自敏还是迎难而上，她立志要攻克白血病。自2000年起，孙自敏带领她的团队进行非血缘脐带血移植，终于攻克了脐带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难题，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给许多白血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也要理解中国患者的难

有人这样总结，“时刻在依赖，时常在忽视，时而在抱怨，却从来不了解”是我国医患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医生》以医患为什么无法相互理解为出发点，以平视的目光，让公众看到去掉光环、去掉标签、去掉附丽之后的普通医生，试着从他们的经历与付出，去理解他们的艰辛与崇高；从他们的局限与无力，建立起对医生的正确期待。

理解中国医生，并不是要控诉中国患者。虽然《中国医生》聚焦于医生，但从纪录片的案例和细枝末节，我们也能窥见中国患者的众生相。在中国，难的不只是医生，需要理解的，也不只是医生；除了呼吁患者理解医生外，我们对患者们做得足够吗？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在《中国医生》里的多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被疾病拖累、拖垮的家庭，实在令人揪心痛心。纪录片中那个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儿子选择强行出院，他并非不孝顺，他花光了积蓄，但他也非尽全力，因为他采访中他谈到，前几年买了房子，刚开了个厂，现在卖厂亏大了。

笔者注意到，纪录片中的案例，但凡孩子患病，家长都是砸锅卖铁、不惜一切，但年迈的父母患病，成年的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就像徐晔医生说的，“有时候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网上有很多人指责烧伤患者的儿子。但恐怕谁也无权指责。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生命的繁衍生息常常是建立在牺牲上一代的基础上，然后供给下一代；当上有（不止一个）老、下有（不止一个）小，“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

因此，不要一味去指责困境中的人的选择，而不妨思考，人心够不到的地方，制度可以做些什么。纪录片中也透露出太多无解问题：有些病人既没有医保也没有农保，一旦重病就倾家荡产，该怎么提升基础医疗保障覆盖率？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救治，很多家属首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家属千里迢迢地陪护身心俱疲，客观上也造成三甲医院负担过重，门诊医生要与患者充分沟通也显得奢侈，该如何均衡医疗资源？

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生的“医生苦、医生累”，共同指向的是医疗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医生和患者只不过首当其冲，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比如跟付出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医生的手术费、诊疗费很低，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法体现。医院为了维持“生计”，常常是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创造利润，这就造成了药价虚高，大型检查、检验价格偏高，没必要的检查太多，由此加剧了“看病贵”。

医生的苦、医生的累是真实的，患者的痛苦、家属的焦虑与无助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做圣人，同样也不能要求患者和家属做圣人，永远通情达理、永远临危不乱、永远笑对苦难。相反，我们要理解人性，要尊重人性的弱点，然后不断通过制度去化解人的难题，让每一个人哪怕遭遇重大疾病，都尽可能地保持尊严和体面。

但体系的调整总是滞后的，当下仍需要医生和患者去承担不尽完善的体系的代价。医生依旧会很累，患者看病还是会觉得“难”和“贵”，此时医生和患者能做的、应做的，就真的是多一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和相互理解了。

疫情终究会过去，祝愿奋战一线的医生平安归来。但我们对医生的尊崇不应是局限于一时，而是日常；医院对于患者的救治与关怀，也不应只有经济的考量。无论是爱护医生还是怜悯患者，说到底是对人的本质性关怀，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