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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之策|隔离与“反隔离”,矛盾如何破解

贺海波
2020-02-21 15: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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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硬核防疫不断升级,其中隔离是战疫最为普遍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但是因居民需求存在多样化与个性化,形成了“反隔离”现象,造成了与隔离的矛盾,造成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引起群众的大量关注。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组矛盾,对疫情防控必然产生不利影响,在社会大众中也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心理。

隔离与“反隔离”的硬碰硬

近日,网络流传很多反映防疫工作者与部分群众硬碰硬的内容,甚至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根据冲突空间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在封闭路段,防控人员与外出群众发生冲突。在城市街头有群众不满意警察让他戴口罩,非要让警察给戴手铐后,再戴口罩,最后警察不得不将其暴力制服;在湖北孝感、荆门等地级市,自2月17日零时开始对街上行人进行清理,凡街上行人都被拘留10天,并集中学习。有居民外出买菜,被民警抓到后,拍摄认错视频。

二是在小区门口,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的冲突。比较激烈的是河南某小区居民酒后驾车回家,不配合社区工作人员查体温,四五个同行者集体殴打防控工作人员。在武汉有小区居民不听社区工作人员的劝告,仍然大进大出,甚至有居民倚老卖老,对社区工作人员说,我都七十五了,还怕什么。小区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只好放行。还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互殴现象。

三是在居民家中,防控人员与居民的冲突。有居民一家人在家打麻将、打扑克,工作人员上门砸坏麻将桌,强迫事主作检讨等;还有执法人员赶进小卖店拖走女店主等。

相信这些冲突行为是极少数现象,但是仍然要研究其中的发生机理以及破解之道,为当下防疫战扫清障碍。

硬核隔离的正当性与措施

从1月23日起,武汉市及周边的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黄冈市、荆门市等相续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

目前,湖北仍然是重灾区。此次“战疫”是湖北胜则全国胜。而湖北各地经过长达24天封城后,疫情仍然没有出现拐点,说明以前的封城措施存在漏洞,必须要出台更为有效的措施。就已有经验来看,就是要尽全力控制人与人的接触。隔离是最有效的措施。于是各地以市为单位在2月16日均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封城令,2月17日开始执行。

这些最新封城令包括以下重要措施:首先是对居民的行为严格限制。“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农村,严禁在村湾内闲逛、串门、聚集”;“所有车辆(含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禁止上路行驶”;“所有非必需的公共场所必须关闭”。其次对基层干部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要统筹市县两级干部下沉,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干部以及村(居)民、志愿者、物业企业服务人员,成立纠察队,不间断巡查、发现、制止”。最后是惩罚机制。对于违反本令,移交公安机关处罚,包括10日以内拘留,罚款,吊销驾驶证,扣留车辆等。

最严封城令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由此观之,省市发布的各种令是有严格依据的,是将疫情与多种法律关联起来,制定的强硬措施。这些措施具有不可违抗性。

“反隔离”的发生学分析

既然疫情如此严重,限制如此严格,居民就应该配合,应该足不出户,共同抵御新冠肺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居民非要跑到外面,非要做出“反隔离”的事情呢?这里面肯定存在一些重要的关联因素。从发生学来观察,有以下几种重要的诱因。

首先,信息传递时间不够。有群众反映,最近一次的封城令是2月16日发布,2月17日零点就开始实施。很多单位是职工在2月17日被拦截了才知道管控升级了,知道早一点的也是2月16日晚上。信息传递的时间太短,一方面大量外出居民没有得到管控消息,一方面是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回应,即使符合外出条件,也没有时间办通行证。比如有保安反映,2月17日令一下,各个小区、街道、社区、乡镇、物业,都不认工作证和公司的证明,保安人员2月17日上班都存在严重问题。

其次,基层社区响应能力不足。在一刀切的封城令面前,基层社区的响应能力并不都是一样的。有的乡镇(街道)社区的响应能力很强,居民很快得知消息,采取了应对措施。但是有的乡镇(街道)社区的响应能力不是那么强,对于来自上级的封城令不能落实到每位居民身上,不能落实到居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有社区居民反映,社区基本没有人负责,急着办外出通行证,找不到具体的工作人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战疫中需要落实的工作繁杂,远远超过了社区既有组织体系的承受能力范围。

最后,居民刚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封城令要求居民足不出户,严禁外出。但是居民的一些紧急需求在家无法得到满足。最为重要的是生活品采购问题,小区封闭起来了,但是小区的统一采购却没有落实到位,靠居民自己在网上团了几天的菜可能都没团成。有农村群众反映,村里基本生活用品都买不到了,更别提奶粉、米、油、女性用品等。家里人口多的,自种的菜都吃完了,无处买,家里堆着稻谷,却找不到地方加工。此外,家里有病人,过春节储备的药品用完后,不得不外出购买。

解决矛盾的关键: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在当前疫情高压下,特别是湖北疫情严重地区,采取超硬核的隔离措施是完全必要,也是完全具有正当性的。但是从发生学而言,限制居民严禁外出的一刀切禁令背后,存在相应的配套机制缺陷,导致了居民的“反隔离”现象。如何破解隔离与“反隔离”的困局?从治理视角来看,需要提高三种基层治理能力。

一是政策落地的预判能力。笔者在基层调查,常常听到基层干部叫苦,说上级刚发布通知,就要求上报数据,根本就不给基层落实的时间,实在被逼得紧,就瞎报一个数据。可见,在预判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容易滋生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根据封城二十多天而疫情迟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省市发布最严封城令,让居民足不出户,对违规者采取严厉惩罚措施,表明地方政府对形势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也具有很强的专断性权力。但是还应提高政策落地的预判能力,要比较准确地判断政策落地中需要哪些配套机制,这些配套机制是否可以组建运转起来,是否可以在要求的时间内解决政策落地的种种障碍。只有预判得当,配套机制到位,政策才会顺利落地,较少遇到越轨现象,也会增强政策发布者的权威。

二是精准执法的能力。有些隔离措施遭遇诟病较多,并不是纠察队应不应该执法,而是执法过度、粗暴执法的行为。经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我国公民普遍都具有了较强的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这是当前提出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地基。同时,这也对警察等在执法时提出了更为精准的要求。少数执法者以为掌握了执法权,就成了有冕之王,就有了随意打砸辱骂的权力,就可以对违规者实行任意处罚。当前精准执法急需落实在两个方面:首先,执法行为要精准,即什么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可以扑倒捆绑击倒违规者,不能越出法律的规定;其次,对于违法行为定性要精准,即对什么情况算作违法违规行为,要有准确定性。比如一家四口人在一起打牌也判定为违规聚集,要公开作检讨,就属于定性不准。只要做到这两个精准,国家暴力才是真正的服务性暴力,才能够取得群众的认可。

三是基层社区的响应能力。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集中能力办大事的优势。这些都是当前一些欠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所欠缺的,是为世界所公认的优势,也是我国快速迈向现代化的保障。但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常常成为重要问题。平时建构起来的基层社区组织体系中基层党组织处于核心领导位置,但领导的仅是几名社区工作者和几名低保户,以及老年志愿者,很少调动社区内的党员、社会组织、物业、年青业主等治理资源。既有的基层社区组织在平时是完全可以应付日常管理的,但是在当前“战疫”时刻,因服务项目多,居民需求复杂,是无法全部有效回应治理需求的,因此需要建立更为精密的工作服务组织体系。比如,有必要分楼栋建立不同的微信、QQ群,让每户居民都分在不同的社交组织群中,然后在不同的群中选出年青党员、积极分子等参加志愿服务,帮助收集居民需求,然后联系社区进行落实。只要做到15户左右有一个志愿者帮助统计信息,联系团购日常生活必须品,就可以将社区工作人员从琐碎具体的事情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整个社区治理的统筹者,成为少数治理难点的攻坚者。

在对疫情进入总攻阶段,对居民的严厉限制与居民的刚性需求会产生矛盾,出现少量冲突现象是正常的。只有不断加强文明执法约束,增强社区的服务能力,才可以破解隔离与“反隔离”的激烈冲突。这也有利于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贺海波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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