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点事丨薄弱共识下，硅谷真能“一锤定音”白宫主人？

近日，出席慕尼黑安全峰会的脸书（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表示，将采取措施防止社交平台上产生误导性信息，避免干扰2020年美国大选。

2016年大选期间，脸书8700万用户数据被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用于定点发送支持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宣传广告，由此引发的用户隐私泄露、虚假信息流行以及垄断数字广告市场等问题，令脸书倍感压力。

随着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脸书、推特、YouTube等美国三大主要社交平台均加强了内容治理，小心翼翼地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寻求平衡。

守住底线、难堵漏洞的规则

面临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脸书、推特、YouTube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在除政治广告以外的常规内容发布上，三家平台都已走向了事实上的“内容审核”，类似2016年的大规模用户隐私泄露、显著造假出现的概率将大幅降低。

去年7月以来，脸书即开始备战2020大选。首先，汲取“剑桥分析”事件教训，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大量删除虚假账户，涤清“域外因素”，完善虚假信息的处置机制，防止干扰选举。其次，作为2020大选季唯一接受政治广告业务的主流社交平台，脸书主张“有限的平台责任”，拒绝核验广告的真实性（如美墨边境到底有多少难民），认为只要视频或图像内容非出自深度伪造等AI技术，平台将统统予以保留。

去年底，推特宣布不接受2020大选广告投放，并将从今年3月起加强对“受操控”的图像和视频的标注和移除，以防止那些显著“改变”、“捏造”并以“欺骗方式”传播的“误导性内容”干扰选举。针对此类内容，推特将予标注并限缩其传播效果，一旦内容达到“影响公共安全或导致严重伤害”的程度，则将被移除。

与脸书不同，推特不依“手段”而依“效果”来决定政策实施，即无论视频或图像是经过AI还是传统技术的编辑，只要其最终呈现效果达到了“改变”与“捏造”标准，推特就会进行处置。总的来说，推特允许“恶作剧式的模仿”(parody)，但禁止“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

YouTube的政策与推特接近，不接受政治广告，且加强对误导性内容的管理。YouTube列出了一系列典型的误导性内容条目，如错误的选举投票日期，错误的选举人出生地信息，靠机器刷出的虚假阅读量、点赞量、评论，假借他人身份发布信息或隐藏自身所在的国家（地区）以及自身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等等。

然而，上述措施只是守住了“底线”，平台规则仍面临以下风险漏洞：

一是规则适用存在“双标”风险。脸书对政治广告不加校验，但对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及广告仍进行事实核查，这等于执行“双重标准”，且为政客以政治广告方式“说谎”提供了空间。推特对政客和普通用户的发布行为态度有别，如普通用户发布的骚扰或辱骂类内容信息通常会被下架，但政客发布的此类内容（如特朗普攻击少数族裔议员或攻击民主党的言论）则可能因具“新闻价值”而得以保留，这实际上导向了“官民不等”。

二是可能制造事实不平等。推特虽不接受政治广告，但其对用户常规发布的政治类内容持开放态度，善于“推特治国”的总统，其推文影响力必然高于任何一个潜在竞争者，这让所谓“不接受政治广告”的政策名存实亡，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去年12月，脸书副总裁Andrew Bosworth曾坦言：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并非因“域外干预”，只是他完美地利用了脸书广告工具，2020大选季，脸书接受政治广告投放的决定极可能导向他的连任。

三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待厘清。YouTube虽尝试以列举的方式来定义“误导性内容”，但此一列举极不充分，未起到阐明概念的作用。推特以“改变”、“捏造”对“误导性内容”进行定义，但未给出有关“改变”、“捏造”的具体标准，而单以可自由裁量的“实际效果”作为依据。此外，推特虽拒绝政治广告，但容许模仿或讽刺类政治内容，而模仿、讽刺往往与网络霸凌甚至仇恨言论只有一步之遥，其边界实难界定，如特朗普屡屡发推称民主党参选人之一的布隆伯格为“小矮子”，并提醒其辩论时“不要垫凳子”，这即是以“讽刺”之名行“霸凌”之实。

四是实际效果不明朗。脸书虽对“深度伪造”祭出重拳，但多数“问题视频”都采用类似断章取义、改变语序、减慢速度等“浅度伪造”（cheapfake）手段编辑，这让重点打击深度伪造更接近一场“公关秀”，执法时难免挂一漏万。从三家平台内容治理逻辑可以看出，删除往往需要很高的门槛，标注、警告、限缩传播范围才是主要监管方式，但在“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社交网络时代，只要未被删除，一部分人群眼中的不实信息将可能是另一群人眼中的真相。

从明哲保身走向主动塑造

1996年美国《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第230条款规定，在线中间商（即平台）免于对用户发布内容负责，随后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中的“合理例外”条款则确保用户在平台上可自由分享文字、视频而免于因涉嫌诽谤或侵权被起诉。该两部法案的初衷是要通过豁免平台责任来促进互联网的发展。

“剑桥分析”事件是硅谷与华盛顿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二者虽有龃龉但总体相安无事，在此之后，华盛顿意识到社交平台尤其是定向政治广告往往不仅是“锦上添花”甚至可能“一锤定音”。由此，两党开始以各种手段影响和塑造硅谷，努力将“硅谷力”约束在符合本党利益的轨道上。在内容治理方面，共和党认为平台只有自证“不歧视保守主义”才能继续享有豁免权利，民主党则认为如果平台不及时处置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就不能享受豁免。

面对不同党派的诉求，社交平台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勉力维持中立，无意在平台内容决策上充当两党间的“仲裁者”，无奈树大招风，伴随着平台内容治理衍生出隐私立法、反垄断修法等更为根本的议题，社交平台逐步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塑造”。

去年，长期与华盛顿保持距离的扎克伯格，开始频繁拜会国会议员和总统，此次慕安会上，他发声称脸书所受到的内容监管应当“介于报纸和通讯公司之间”：既不会像传统媒体那样对平台上内容负起编辑责任，也不可能像通讯公司那样只尽到传输义务。

社交平台在美国国内面临的内容治理挑战，是其全球境遇的一个缩影。当下，世界多国正在考虑将平台责任制度从“限定条件的侵权责任”转向“综合治理责任”，要求平台对包括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恐怖主义等在内的多种“非法内容”负责。德、法、澳、英等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内容立法，如德国于2017年通过了《网络执行法》（NetzDG），英国于去年4月发布了《在线危害白皮书》，为下一步内容立法铺路。

和欧洲不同，美国两党虽呼吁加强平台内容治理，但由于国会两党利益目标差距过大，短期之内看不到内容立法的可能，这既给了平台“宽限期”，也置平台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立法不能”的背景下，社交平台的“主动塑造”体现为不断调整和修缮社区规则，通过“软法”进行自我约束，如对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真实性考察，与传统新闻媒体开启付费合作以确保新闻来源的权威与多元，清除虚假账户等等。

应该说，在平常时期，软法约束已经足够。实际上，按照既有法律，监管部门也难以通过“内容”这一角度对平台“下手”。然而，当出现类似佛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案或逢大选等敏感时期，平台内容治理政策面临的质疑则陡增，而当私人公司的社区规则面临直接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时，哪怕大如脸书，应对仍显得捉襟见肘。

这一情况下，社交平台的“主动塑造”，则体现为选择亲近共和党的现实主义路径。去年，共和党对拜登在新罕布什尔的演讲视频进行剪辑，营造出拜登种族歧视的形象；今年2月，在佩洛西手撕特朗普国情咨文演讲稿后，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将前者撕稿动作与自己演讲中的关键点（如黑人老兵、士兵回家等）剪辑到一起，暗示“佩洛西撕掉伟大的美国故事”。拜登、佩洛西对此虽予强烈抗议，认为视频“篡改和误导”，但社交平台均未予处置。

社交平台深知，保护互联网平台自由的避风港原则暂时免于被颠覆是建立在两党对立的基础上，那么讨好任意一方都不会招致立法风险。而在平台内容立法之外，桑德斯、沃伦等民主党进步派主张的“富人税”、“分拆脸书”明显挤压了科技公司股东权益，这让当下的民主党很难成为硅谷的亲密盟友。退一步说，即便民主党人赢得大选，国会也将大概率处于两党分治的状态，一个坡脚的民主党政府，也离不开硅谷这样的强大盟友来巩固选民基础，届时再行修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也不迟。

更进一步地，不久前生效的《美墨加协定》中纳入230条款精神，已充分证明共和党政府有为硅谷在海外保驾护航的良苦用心。英国脱欧后，美英双边贸易谈判或将先于美国与欧盟的谈判而进行，从去年11月流出的双方谈判记录看，平台免责仍是美方优先关切。在法、德已经进行了社交网络内容立法的情况下，确保社交平台在英国享有更多的自由，当下的硅谷仍只有仰仗特朗普政府的“交易艺术”。而从长远来看，如果互联网自由精神被越多地嵌入到美国对外贸易协定中，不仅意味着硅谷可继续全球扩张，也为美国本土的法律调整增加了障碍。

因此，在民主党执政前景不明、特朗普政府又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社交平台没有必要冒商业风险去践行民主党的核心价值，尤其是其过激的“进步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保护好用户隐私，做好仇恨言论、自我伤害、网络霸凌等显著错误内容的防范和处置，通过清洗不实账户将域外势力对大选的干涉预期降至最低，社交平台就可以说尽到了守护2020的义务，继而大可把政治场域交由两党发挥，放宽内容审核规则，置身事外，避免授人以柄或动辄得咎。

社交网络拯救不了美国大选

选举政治让美国社交平台内容治理走向前台甚至被“架在火上烤”。有人甚至认为，脸书对于政治广告的放纵，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滋养了民粹主义，巴西、匈牙利国内政局的右转，与脸书有着脱不开的干系。需澄清的是，社交网络对于选举的“一锤定音”，不意味着社交网络是选举成功的灵丹妙药，也不能推导出社交网络一定要在选举中扮演某种应然的角色。

此次民主党初选，尽管拜登在脸书平台投以重金，但其坚持的“中间路线”在进步化的民主党选民群体中间缺乏共鸣，而桑德斯尽管远离硅谷，却依旧攻城略地，表明社交网络拯救不了选举，选举的“原力”在于现实社会而非网络空间。脸书与推特删不尽的仇恨言论、虚假信息或者围绕堕胎、枪支管控等议题的争闹，只是当下美国党争加剧、社会共识薄弱的映射。

回望前两次大选，奥巴马与特朗普都长于社交网络，但二人依托社交网络传播的核心价值相距甚远。通过社交平台来进行真诚沟通还是互相攻伐、来解决问题还是制造争议，归根结底是人的选择。

将社交网络与选举政治深度捆绑，还容易导向科技政策的异化，让系统性的问题只呈现出局部，让互联网行业的综合治理变得难以达成。

事实上，以脸书为代表的一批网络平台，都面临着包括用户数据安全、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未成年人保护、技术伦理边界以及市场垄断等现实挑战，任何一家私人公司都不可能拿出一整套普适的条款与标准来解决上述所有的问题，国内与国际共治，由此变得关键。正如脸书广告部门负责人Rob Leathern所言：政治广告的真实性鉴定不应是私人公司的事情，我们可以进行内容治理，但国会得先拿出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只是加速了脸书危机的到来，2020年大选即便社交平台幸运过关，其面临的现实挑战也不会消散。

2016年大选失利后，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痛定思痛，誓要改善选民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老”的印象，修正党内“缺乏新想法和新面孔”的不足，培养真正具有号召力的“代际变革人物”。四年的时间即将过去，随着志在必得的拜登痛失两州，老白人、亿万富翁布隆伯格金钱开路，桑德斯说着和2016年一样的话扶摇直上，万众期待的代际人物似乎并未出现。

2020年大选，两党、民众和社交平台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分裂的美国，以及一个利益格局更为多元的世界。如果说希拉里尚可将2016年的败选归因于“域外势力”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虚假信息”干扰了美国民众视听，那么，2020年大选季，各大社交平台的预处置措施，将会把域外势力和虚假信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这不禁让人遐想，一旦2020选举没有脸书或者推特公司来为特朗普的连任背书，民主党人又该作何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