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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是历史的别传

2020-02-29 12:1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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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韶毅 中华书局1912

见惯了学院式论文的“高冷”,尤喜《掌故》的“小清新”。甫一上架,即购置快读。顷阅第五集后,也想说说掌故。

掌故与书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书话是现代文学史的注脚;掌故呢,或可谓历史的别传。唐弢在《书话》《晦庵书话》出版时,曾在序言中阐述对书话的认识,所云“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被奉为书话写作之圭臬。一九四四年,瞿兑之先是在《中国学报》第一卷第五期发表《掌故学》,后以此文为基础,增改为《一士类稿》之序,但此序刊于《古今》半月刊第五五期时题为《论掌故学》,可见瞿兑之试图以掌故建构其史学观。他说:将纪传传、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通典体四者通而为一尚办不到,“为救济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则所谓掌故之学兴焉”。“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浇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系渊源、师友亲族的各种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琐屑资料有具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这种条件本来是治史者所当同具,但是所谓掌故学者每易被人看作即是胸中装有无数故事的人,则掌故之学便失去真价值。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然而仅有方法而无实践的经验,也是不行的。”

刊于《古今》第五五期的瞿兑之《论掌故学》

以我之见,掌故与书话都讲究个“轻”字。举重若轻,将大历史的动荡沉浮置于人性或风土之中。瞿兑之举《史记》写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感慨“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故的发生前后经过着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与心。”“司马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于此。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唐弢自白“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再是特别注重“趣”。瞿兑之强调过,“掌故学者殊不容易养成,这种学问凭实物的研究史不行的,凭书本的知识是不够的,不是有特殊修养必致于事倍功半”。用唐弢的话来讲则是“抒情”,“捕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进一步理解应是情趣,作者的人格魅力决定了掌故与书话的生命力、感染力。

瞿兑之就读于复旦大学时期

随着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唐弢等老辈书话大家的逝去,书话日渐式微。因为缺乏学养和经历,今天的书话多是“书皮子”学问了,看起来很热闹,却不真。但掌故赖于文献挖掘整理技术手段的更新及E考据的兴盛等带来的繁荣,迎来了转折。

瞿兑之认为掌故大体有三类:“一是记制度风俗的变迁,或是记某种特殊制度的风俗。一是记某人的事迹,或是关于某人的佚活。一是记某事的经过,或是关于某事的特点。”正所谓“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从已出版的五集《掌故》来看,似乎也分三类:一是掌故,二是说掌故,三是掌故史话。

第一类即瞿氏所言掌故,周昌谷《画坛轶趣》,雪克《在夏瞿禅承焘先生身边的岁月》《往事已矣,记忆留痕——重读戴幼和家祥先生尺牍后》,郑重《一面之缘 长久牵挂——和高二适先生的一次见面》,刘衍文《交游漫忆》,白谦慎《充和送我进耶鲁》等文,虽侧重记人记事,却印象深刻。过去各级政协所办《文史资料》多为此种,重在“三亲”,可惜风光不再,令人怀念。此乃《掌故》目下之弱项,应以抢救的态度待之。瞿氏有言:“需要将年高阅历多、见闻广的人,将他们的知识经验以系统的方法津逮后学,使后来的人可以减少冥行擿埴之苦。”

张充和致白谦慎明信片(1989)

第二类是说掌故或辨掌故,《掌故》最为侧重。第五集有两篇很典型:刘永翔《学林见闻录》一则记傅璇琮事,云《管锥编》出版后,指出书中引用疏误的信是直接写给钱钟书,而非傅璇琮为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作序时提到是他转交钱钟书的。故而说明亲历文章多有失察之处,要辩证看待。励俊《掌故家的罗生门》厘清了狄平子所藏《青卞隐居图》的流传的各家说法,层层剖析,颇多妙处,更证明了某些掌故之不可靠,需明是非。这一类中还有些考证文章,虽不是直接说掌故、辨掌故,但有新材料,乃新掌故。此中有很多年轻作者,是掌故新力量。他们虽无曲折的生活阅历,但有跨界融合和E考据的本领,充分运用相关数据库、档案、私藏等,使掌故有了新活力。不过,这里还有掌故与考据的区别与联系问题。

第三类则有《“掌故”漫话》《香港的〈掌故〉月刊》这样的文章。

我近些年办《瓯风》,挖掘梳理温州地方文化,以“可靠、可读,有料、有趣”为编辑准绳。可靠摆第一位是讲准确度,有料次之是要有新材料,可读、有趣是写法应贴近读者。此八字虽远不能及,但心向往之。愿与《掌故》共勉。

还是瞿兑之的话:“古往今来一切的事,真是浪淘沙一般,依然是这些沙,却被浪一推而又变了一种地位与形式。如是反复无穷,循环不已而推陈出新。所谓掌故当作如是观,所谓治掌故学的方法也当作如是观。”新的时代,新的掌故,新的《掌故》可期。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19日16版)

《掌故》(第五集)

徐俊 主编 严晓星 执行主编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41535

56.00元

2016年《掌故》出版了第一集,如今第五集面世,四年来出版五集,也算没辜负广大读者的殷殷期盼。本集收录的二十一篇文章中,既有《季海先生片谈》《由“遗世独立,与天为徒”引起的追忆——与程千帆先生的相识相处》《记黄永年先生》这样的记事忆人文章,也有《“几番风雨”与“一片江山”——梁启超一副集宋词联的流传史》《从廉庄到蒋庄——再谈西湖小万柳堂始末》《傅增湘逝世的日期》这样的爬梳考订文章。与以往各集一样,希冀可以延续晚清民国掌故写作的传统,衔接宋元明清笔记文体的气脉。内容材料上的或亲闻亲历,或考订有据,也是为了避免道听途说,希冀采之可以裨信史,丰富我们对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了解。

本集封面照片为儒学大师马一浮与蒋国榜在杭州小万柳堂旧址合影。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原标题:《掌故是历史的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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