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观︱英国：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被片面理解的

“这是真的吗？”当周五（3月13日）亲戚发来一条标题包含“英国把‘群体免疫’作为抗击新型肺炎政策”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时，我才意识到，原来“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这个词的影响力已经那么大了。“如果是真的，你就赶快回来吧。”他们紧接着说。

“群体免疫”在中国社交媒体成为热门词，源自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Sir Patrick Vallance）3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三月初推出英国抗击疫情的计划，包括控制（Contain）、延迟（Delay）、科研（Research）和缓和（Mitigate）。因此，3月12日英国政府在唐宁街办公室开的新闻发布会受到万众瞩目。

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首相宣布，英国进入下一阶段，即延迟（Delay），并宣布一系列建议和措施。比如，现阶段要保护老人和身体有恙的人，如有不适，要与他们自觉隔离，并保证医疗资源能继续提供给医院其他病人。对有呼吸道症状的人，政府建议在家自我隔离七天，因为大部分人症状会消失，如果七天后仍身体不适，可拨打111热线，会有专人接纳病例。这样，减少病毒测试数量，可减轻医疗负担，总患病人数的数据也会保持稳定。

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得到许多期盼严格抗疫的人嘘声一片。此前，苏格兰和爱尔兰关闭了学校，苏格兰出台政策，为需要停工的买房者暂缓了贷款还款。意大利更是封锁全国。3月13日周五，即新闻发布会后一天，与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同台的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他支持政府抗疫政策。采访中，他提及“群体免疫”，简单说，当相当比例的人口感染某种病毒时，整个社群就会对这种病毒免疫。

采访后，英国天空新闻网（Sky News）首先发出标题为“突发新闻：英国需要感染新型冠性病毒以获得‘群体免疫’”的报道。 天空新闻报道（13号首发，15号更新）称，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说英国需要有60%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英国将能享受群体免疫。《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更是直接在标题上将“群体免疫”定性为英国的抗疫“战略”。

“群体免疫”究竟是不是英国的抗疫政策？

天空新闻网的文章，提及了3月12日发布的抗疫政策，但并未提“群体免疫”为政府政策。不过，将两者并置，并把“群体免疫”放在标题和开头，让人不禁联想。而《卫报》和BBC基于周五（3月13日）采访的新闻，都是说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表示支持政府政策。BBC在文章末尾引用了瓦伦斯勋爵关于“群体免疫”的陈述，但从时态和语境上皆可看出，这是在客观陈述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如果光看标题或某个媒体，很可能将“群体免疫”误读为英国现阶段的抗疫政策。的确，英国的政策遭到不少诟病，也让“群体免疫”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放大。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更是遭到多次误读，完全脱离了最初语境。

周六（3月14日）晚上，针对认为政府使用“群体免疫”作为抗疫政策的批评，英国健康管理和社会关怀部门回应：“群体免疫不是我们的抗疫政策之一，这只是一场疫情的副产品。我们的目标是救治生命、保护弱者，并减少国民健康体系的压力。”

既然“群体免疫”并非英国抗疫政策，那英国媒体为何讨论它？

在英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新闻和舆论里，“群体免疫”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除了前文提及的媒体，对这个理论在各类疫情语境下的可能性，其他媒体也早有讨论。比如，《连线》（Wired）杂志的健康栏目在唐宁街的新闻发布会之前，就讨论了“群体免疫”论的可行性，并对这是否会是政策之一存疑。去年英国遭遇麻疹疫苗风波时，《连线》也刊文讨论过“群体免疫”。

这次，首先将“群体免疫”放上新闻标题的英国天空新闻网，素来有新闻报道哗众取宠的名声。《金融时报》相对公正，但立场偏重中产阶级和特权阶级，和英国天空新闻网同属保守派。另外，将“群体免疫”放在标题的，还有英国极端保守派的小报《太阳报》。一般来说，保守派的媒体对社会公平性的诉求较弱。《卫报》则为自由派媒体，相对来说，报道趋近信息透明也较具国际视野。而BBC属于公共媒体，追求公正公平的报道，也更偏重本土化。

各媒体立场和报道风格不同，发出的新闻角度也不同。在对事实存疑时，最好的方法是多读各类新闻，并找到源头。比如，回顾周四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录音和相关报道，并观看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周五采访的视频，来判断其言论是否即为实际政策。

既然“群体免疫”并非公共政策本身，为什么有那么多学者和民间的反对声音呢？

在邻国爱尔兰和北部自治的苏格兰发布严格的抗疫政策后，许多机构预期英国政府也会实施类似政策。两周前，超市里出现卫生纸断货，发布会前后，超市意大利面也遭到抢购，民众做好了在家度过疫情的准备。因此，周四发布会后，政府没有关闭学校，也没有要求人们在家上班，许多人对政策本身表示不解甚至不满。有民众已向政府请愿关闭学校，甚至封锁英国，同时也有许多民众请愿，不要在现阶段就关闭学校，担心产生更负面、更严重的社会影响。

周四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问，为何不关闭学校，得到的答案是，如果关闭学校，更难保证这些孩子的去向，而在学校，起码能集中管理。在和教育界朋友聊过后，我了解到，他们的确担忧关闭学校未必有助于控制疫情。仅在伦敦就有230万贫困人口，即将近伦敦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70万为儿童。他们面临各种家庭问题，许多人需要依靠公共资源，如图书馆的公共网络和学校资源来学习。如果学校关闭，这些孩子的学习、安全，甚至正常生活都可能得不到保证。如果无人看管，他们可能会在公共场所游荡，加剧病毒散播隐患。如果他们由祖父母照顾，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中最脆弱的老年人群就更容易暴露在病毒中。此外，考试季在即，关闭学校，可能会影响许多面临升学考试的学生。

再比如，苏格兰快速封锁后，考虑到许多人无法继续工作，故出台延缓买房者贷款还款的政策。然而，苏格兰并未出台政策保护租房者，为缴房租，这些人只能在疫情期间工作。在实施政策之前，是否考虑到各方需求和相应后果，都会影响疫情中的社会稳定。不少苏格兰租房者发现自己并未受到封锁政策保护，联名在媒体上发声，要求得到相应保护。

3月15日，英国政府公开表示，接下来几周，可能会隔离70岁以上的老人。周四唐宁街的新闻发布会，还提出“自我隔离疲劳”（self-isolation fatigue）的概念，即人们无法长期在家不外出，自我隔离政策要选择最佳时期才用，否则效果不佳。这次隔离老年人的消息提前放出，也是提醒民众提前做好准备。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顾问团随后表示，保护弱势人群的政策，包括在家隔离等，将一一出台。

其实，英国的公司和机构二月底已根据自身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包括在家工作和加强卫生管理。二月和三月，一些公司出现员工和访客确诊的状况，公司员工也在当天被要求开始在家上班，等待进一步通知。这也督促更多公司和机构出台应急措施，以防类似状况发生。

那么，医学工作者的反对不具说服力吗？

国内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称《柳叶刀》的主编Richard Horton在Twitter上发言反对“群体免疫”。首先，医学杂志主编的个人观点，不能作为医学事实论据，虽然权威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言论的确能成为他支持的观点的助推器。再者，Richard Horton的观点，是以达到“群体免疫”作为英国抗疫政策最终目的为前提，那么，这种事实基础是否存在，有待斟酌。

3月14日周六晚上，295位学者联名发布公开信，希望英国能实施更严谨的抗疫政策，不要试图用延缓政策来达到“群体免疫”的功效，建议政府实施政策让人们开始“社会疏远”（social distancing)，英国健康管理和社会关怀部门也对这封信回应，并表示“群体免疫”并非政府政策。

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上任六个月，没有传染病学背景，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和内皮生物学。医学机构工作的英国朋友，对帕特里克·瓦伦斯勋爵的话语的权威性质疑，说他仅仅是位政客，很难判断“群体免疫”是否是政策一部分。但他的确代表了政府接受采访，并说出“群体免疫”的概念，这就很难不引起争论。有医学专家联名反对，也在情理之中。

学术界和社会上各种声音交战之时，民众早已自觉开始 “社会疏远” 了。许多大型活动和民间活动延时或取消，比如英超联赛暂定延期到四月举行。二月，我不断收到当地诊所的短信，提醒如有症状应遵循的就医步骤；我常光顾的不少运动场馆群发邮件，表示对疫情重视，并告知自己采取的措施；我志愿服务的减少食物浪费的机构，更是数次公告，让志愿者严格遵循卫生准则。虽然面对经济困难，许多剧院也在此刻选择延后演出，以减少公众接触。

不少公众活动也在网上公告，表示对取消出席的人表示理解。英国人举办活动，甚至是自家派对，都起码一个月以上提前组织，大中型活动更是提前一年到半年。所以，无论临时取消还是对未出席者的理解，都足见对疫情的重视。

周五，新闻报道一位地铁司机确诊。难道伦敦交通网络不怕民众恐惧吗？伦敦交通网络和英国火车网络出现意外事件时，通常当地媒体和交通网站上立刻会通报。司机确诊的消息，按照平常的处理方式，会如实报道，也督促伦敦交通网络重视地铁清洁。事后，他们通过邮件发出通告，详细表述了日常消毒和疫情期间消毒过程，以让民众安心。

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解释以上概念和梳理事实时，遇到过最接近人身攻击的应答是—— “你为什么要支持托利党（即英国保守党，带有贬义）的政策？他们知道有你这样的支持者应该很高兴吧？”

是否支持政府政策，与是否旁观媒体片面放大某些内容，甚至歪曲事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政府政策、新闻媒体、社交媒体、民间团体和普通民众对疫情作出的回应，与国内期许不同，就会被很多人认为“这是错的反应”。有些人看了公众号推文而误读政策，而另一些人直接将政策定性为“错的”。

旅居英国多年，我从生活方方面面感受到英国保守党许多政策的失利，特别是削减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经费、紧缩对外籍医护人员的移民政策，这对今日的医疗资源紧缺必有影响。政府是否会因此次疫情而反省？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能否熬过这一关？这些都是未知数。

但政府的抗疫政策和作为并非存在于真空，与民间的声音和行动是相辅相成的。自中国疫情暴发起，《卫报》就专设了新冠肺炎的24小时滚动直播报道，更在全球疫情暴发后，有当地记者加入报道团队。三月第二周，《纽约时报》的新冠病毒的相关报道才对公众免费，而《卫报》一直坚持免费提供信息。面对可能有更多人在家隔离的情况，英国各地组织起了为隔离者服务的志愿者小组，已达到616个，数量还在增加。英国政府网站，特别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页面上，一月就有大量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英国疫情信息和应对措施，这些信息帮助许多民间决策者（如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学校的管理部门和社区顾问）找到最佳应对方案。

英式幽默也在抗疫中体现。有人清空了超市货架上的卫生纸和意大利面，也有人和空货架合照，并配上幽默的文字，发在社交网络上。随后，各大连锁超市下了限购令并及时补货。朋友纷纷表示理解说，如果家里人多，每人限购五包意大利面，还真不够吃几天的，自己暂时吃“健康”版的豆子面吧，虽然难吃又没营养。

总之，许多人不满英国政府的政策，也有人对此有不同解读。无论各界反应如何，唯有信息透明，新闻媒体、社交媒体上有不同声音，各行各业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应对，个人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判断。

（作者陈姗姗系旅居英国的华人，供职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