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心理咨询师：你要知道，活下来没有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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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心理咨询师。武汉封城第二天，她所在的心理援助热线就迅速进入疫情期工作状态。2月初，她分享了她的故事《一个武汉心理咨询师这样剥离自己的恐慌》，《我在电话这头，试图帮武汉人平复“被现实打蒙的感觉”》。解封后，她写了本文。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普通武汉市民，同时作为一位心理咨询师，她知道城市解封可以倒数，但心理解封，尚需时日。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解封令一出，武汉人的心里面一定满心欢喜，奔走相告。憋疯了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报复性出行，报复性消费，武汉可能很快就能恢复到封城之前的车水马龙......一度，我也这么认为。

直到3月31日，当我第一次走出小区，才真切地体会到，不是这样的。

3月18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通告，允许无疫情小区居民在小区内活动。3月31日，我所在的小区，第14天连续无疫情，社区网格员在群里通知：小区居民每人每天可以凭健康码出入小区1次，出行限定2小时。

当我在小区门口，打开手机微信，准备扫描保安递过来的健康码时，心里竟然非常的紧张，万一申请的健康码不是绿色的，我该怎么办？等到顺利走出小区，我站在门口，一瞬间突然忘了我该去哪儿？内心涌上来一种不知道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感觉。

我思忖着，我出门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仅仅就是因为看到社区网格员发出的通知后，冲动而兴奋地下楼了。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监狱的小门打开，刑满释放的人缓缓走出来，迟疑的表情，茫然四顾的眼神，无不透出内心深处的害怕、退缩、不适应。可能就像此刻，在55天后，第一次走出小区的我的眼神。

对小区解封感到不适应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分布在我身边，包括一起参与心理援助的同行，还有打来电话的求助者们。虽然疫情爆发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且已得到控制，但是，人们心理上的苦难远远没有过去。武汉有成千的死难者，没有告别，还未安葬，有些家庭还在用善意的谎言瞒着家老人和孩童.....1000多万武汉人民，不管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这两个多月来承受的煎熬都会被他们终身铭记。

我所在的心理援助机构隶属于武汉一家市属三甲医院。疫情期间，医院除了配置密集的视频学习、督导，还组织了以关爱自助为宗旨的小组活动，每周一次。组员们可以讲述值班遭遇，分享经历、表达各类情绪：委屈的、愤怒的、难过的、困惑的、伤感的等等。

小组就像援助人员的树洞，我们抱团取暖、彼此支持、激励前行。

这样的小组活动极大地疏泄了我们自身可能产生的不良情绪，这是心理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种自我关爱方式，可以让我们稳定地投入到心理援助中，有力量帮助更多前来求助的民众。

解封通知发布后的那次小组活动中，小组十多人没有一个人表达喜悦。一位在药店工作的志愿者说公交车开始运营了，老板却建议他们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担心再有员工感染新冠肺炎。几天前他也坐过几次公交，开着窗，乘客不超过10个人，相互距离很远，但是他也不敢再乘坐了。他的同事感染过新冠，治好后，健康码依然红着，现在继续在家隔离，哪儿也不能去。

这些信息令他烦躁、焦虑、恐惧，不知道谁能保证解封之后的安全？

另两三位一直居家隔离的志愿者，最近一周内情绪起伏比较大。得到关于分级解封的信息后，也未体验过轻松。好像现在熬到解封了，似乎没人能给民众一个更明确的交代，民众只能自己劝慰自己。现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所有的难熬、委屈，除了接受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还有一位医生志愿者，她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小孩没有健康码，无法出门。申请健康码的通道在3月24日已经关闭了，这让她心情有些抑郁，感觉没劲，不想说话。

同行说，最近打来电话求助的市民情绪也格外难以理解，语气不耐烦，夹杂着不明来由的烦躁，让提供援助的人感到迷惑、无奈。

那是我印象中，小组成员爆发负面情绪最多的一次。我和我的同行们陷入到了一种集体性的情绪反应中，被各种负面情绪笼罩着，但引起情绪的原因无法明确。 

我在做哀伤辅导过程中，发现很多个案的哀伤情绪中都含有愤怒。比如有人会说：“这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是我身边的同学发生了意外？”还有些人在悲伤的时候往往也有“易激惹”的表现，动不动就发火，或者对之前熟悉的环境变得厌恶起来。

而愤怒和悲伤，这两种情绪很容易被人们在表达过程中混淆处理。面对同一事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伤心？年龄较小的儿童和部分女性尤其如此，他们很难正确区分悲伤和愤怒的差别，经常将二者等同起来。有些人声称自己从不生气，但却经常感到有些伤心。 

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因为表达愤怒常常不能被人容忍和接受。所以愤怒是一种次级感受，它总是被我们包装隐藏得很深，不会轻易示人。

我能感受到，并且理解我的同行们，撕开负面情绪，背后隐藏着的是令人忧伤的脆弱和泪水。他们心灵上遭遇的困境可以代表1000万武汉市民和所有居家隔离的普通民众，疫情虽然控制住了，但是心灵上的恐惧并没有完全消除，随之而来的解封和复工，也完全超出了封城时人们的预期，一切都还是不确定的，仍然困难重重，让人感到沮丧、无措。

幸存者内疚感，或称K-Z综合征，是一些具有特征性的症状模式。具体症状包括焦虑和抑郁，社会性退缩，睡眠障碍和梦魇，躯体不适和情绪缺陷，伴随驱力的丧失（不明原因的低落）。

这些幸存者通常对他们在创伤中能活下来，而其他人，如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没能活下来，感到内疚。

幸存者内疚的变异形式有：急救服务人员可能责怪自己在帮助处在危险中的那些人的时候，做得太少；心理治疗师在面对患者的痛苦时，也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内疚……

幸存者内疚感并不容易被自我所识别，而是隐藏在人们日常的言行举止里，左右着人们的情绪反应。

武汉的这次疫情，幸存者群体非常庞大，每个人都可能会表现出轻重程度不同的症状。本人或是近亲属患病的，引发的负面情绪反应程度更重。没有目睹亲人死亡过程的比亲眼目睹的人反应要轻。

不患病人群不代表心理上不会触发幸存者综合征症状，有的可能很轻微，有的可能不明显，有的可能时间很短，有的可能长期隐藏在内心深处。

我意识到，我出现了较轻微的“幸存者综合征”症状。当我与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谈论这种退缩反应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感到关久了，不想出门。我们探索到这种退缩的背后是一种内疚感。这是我内心对于父母亡故的内疚感在这次疫情隔离中被激活后的反应。

我的体验师告诉我：即使你的余生对你来说似乎无足轻重，但你要知道，活下来没有罪过。无论何时，人能感受到活着的时候很高兴，本身是件很棒的事。

那一刻，我任由泪水肆意地流淌。等到痛快哭过后，情绪慢慢平复，身心内外轻松，沉重的内疚感也随着眼泪流走了。

在心理援助过程中，我也接到过类似的求助电话，他们的综合征包括严重的幸存者内疚感、社会退缩反应，还有各类焦虑、躯体不适感等等。

一位年轻的男士打来电话，诉说他的妈妈在2月份确诊新冠肺炎，没多久就病逝了。他说没想到妈妈被推去重症监护室后，就再没机会见面了，他为没有与妈妈见最后一面而愧疚自责。

一位50多岁的女士，在解封之后，内心的恐惧感变得与日俱增，甚至为此夜不能寐。担心复工的女儿出行不安全，担心公共场所、公共设施消毒不到位，担心自己出门染病。

一位女护士描述她从一线撤下来后，失眠严重，经常重复对家里人和朋友强调不要出门，即使解封也不要随便出门。因为得病的人死状太凄惨了，是活活憋死的。

……

我和我的同行们在电话线的这一端，听着痛心又沉重。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具体数字是多少，他们可能会打武汉的援助电话，也可能会打其他城市的援助电话，也可能根本没想到还可以打援助电话，来让他们自己好过一点。

创伤性情境结束了，并不意味着创伤也随之消失。好比城市解封了，并不意味着灾难没有发生过。

幸存者内疚感只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类反应。从幸存者内疚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和感冒后咳嗽变成肺炎的比例相当。

如果创伤得不到解决，就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个人面临异常强烈的精神刺激后，在较迟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的应激相关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的主要表现是：创伤性体验反复闯入意识或梦境中，患者处于高度的焦虑状态，极力回避任何能引起这一创伤性记忆的场景，心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后，有个别人因为疾病慢性化而终生不愈，丧失劳动能力；半数以上患者伴有物质滥用、抑郁、焦虑等；自杀率也比普通人群大幅增高。

彻底的平复，需要时间。

他是你亲人的身份消失了，但是其实他以后无处不在。“他只是跳出了时间，变成宇宙里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分子、原子……”。慢慢地重新构建成你身边的其他事物，以后为你遮风挡雨的大树是他，为你抵挡寒冷的毛衣是他，你疲惫时看着桌头的挂件还是他……

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 悲伤主要产生于爱与被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是人们内心经历“分离”的一种反应。这里的“分离”是广义上的，指原本拥有的一些东西，正在或者已经离我们而去，例如亲人的死亡、失恋、离别等等。

离别当然会令人伤感，但它同时也会让人感到沮丧和气愤，甚至绝望。“分离”的体验，就好比自身的一部分被抽掉了，那个离我们而去的人威胁到了我们的存在、意识和人格的统一性，因此我们可能会对他产生怨恨情绪，并由此产生愤怒。

在经历了“不接受现实”的悲伤阶段后，悲伤者就进入了凌乱情绪的爆发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们会痛哭流涕，变得十分焦虑，甚至发怒；他们会把亲人离去的罪责都归于自己，尽管后来又会把这种难以承受的负罪感转移给他人；他们甚至会对死者产生怨恨感。很多人容易表现出悲伤痛哭，却很难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怨恨。 

 悲伤的时候，倘若悲伤者能够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就不至于那么消沉。在久久的悲哀之后，人们需要再次清醒地认识到“离开者”是善恶并存的，从而坦然地接受他们的离开。 

所以哀悼是治愈创伤的一个必经环节。

2020年4月4日，清明节，全国性哀悼活动举行。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这次哀悼活动多多少少让武汉市民，以及疫情丧亲的家属，心理上增添了些许的安慰。毕竟，这是第一次公开有了一个机会，让这些伤心的人释放内心的伤痛。

4月2日，我去社区办理出省申请。武汉市对出省人员的要求是4月8号之前，除了到社区提出申请，还需要去指定地点接受两次核酸检测，带着阴性的核酸检测结果和绿色健康码才能离开武汉。

我儿子年前回山东爷爷奶奶家过年，谁也没想到一阻隔就是70多天。老人念叨孩子上网课积极性不高，总是被老师点名，多次透露出掩饰不住的焦虑。我也承接了这种焦虑，在过去两个多月封城期间，这种焦虑的情绪和对儿子的思念交织在一起，时不时涌上心头。我计划着8号解封那天就出城去，把儿子接回武汉，为即将到来的复学做准备。

■ 排队等核酸检测。

检测核酸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只需要咽喉擦拭取样就行。看着检测人员拿着棉签让我张开嘴巴的时候，心情还是放松的。但没料到的是她非常用力的来回擦拭我的咽喉部位，我有慢性咽炎，喉咙瞬间开始干痒，只想呕吐，好在几秒钟就结束了。采样人员详细核对了我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她的谨慎不由得让我又有些许紧张，万一我就是那传说中的无症状感染者，该怎么办？

检测手续办完后，我沿着熟悉的街道慢慢走着，车明显多了，但是街道两边的商场、酒店、餐馆等还没有恢复营业，人不多，看起来仍然冷清。路边银行开着，门口摆着测量体温的设备，监督扫健康码的值班人员都穿着白色的防护服，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些小社区的超市和早点铺子也开着，人员齐全的也会派个人站在门口，要求进店必须扫健康码……

我发现我对出行这件事异常敏感，既害怕不让我出们，又害怕一下放我出门，有些不适应。我走得很慢，眼前的一切，让人既熟悉又陌生，有种不真实感。

4月4号，我查询到了我的核酸检测结果，看到“阴性”两字，感觉心里一松，就像摸到了河底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在网上订出行的火车票，有很多直达的列车还处在停运状态，我只订到了8号从郑州转车到山东的火车票。

我把8号要离开武汉的消息告诉我的同行和朋友，她们回应我：羡慕我有机会可以离开武汉。我的闺蜜告诉我，真想也出趟远门看看风景。我跟她们的心情一样，去接儿子返回是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但我知道，在这个理由背后，是我一直有想逃离武汉的冲动，从1月23日封城那天开始，从来没有放下过。

想逃离的，或许是一种让自己感觉压抑、烦闷、难过、无力、不舒服的感受。我需要有一个空间，与自己过去这76天的所思所感拉开距离，让飘浮在心头的那团难以名状的东西落下来，可以不再被轻易侵扰，可以安顿下来。

8号的凌晨，我的朋友圈被“武汉解封”的信息刷屏，诸如“武汉重启” 、“热干面，欢迎归队”、“76个日夜，这一天值得等待”之类的信息从四面八方轰炸过来。有的人甚至把这一天形容为过年，很多本地的商家在网上派发促销的消费券，目之所及，一派喜庆与繁荣。我有些诧异，也许人们太需要这种网上的欢愉了。我知道有很多小区在发现个别发热人员后，又被取消了“无疫小区” 命名，普通居民继续被禁足在小区，出行仅限于复工复产人员。

■ 4月8号中午1点，我在去火车站途中。地铁上人很少，检查人员加上工作人员的数量，合起来与乘客数量大致相当。

■ 4月8号下午3点，武汉站里有些拥挤，与平日看起来快差不多了，新闻提供的数字是大约5.5万人乘坐火车离开武汉。

■ 高铁上，每个车厢之间门是关上的，不允许互相走动。

当我坐上驶离武汉的列车，望着车窗外滔滔的长江水，我知道在我居住的小区，邻居们依然保留着让社区粮油超市送生活物资上门的习惯。网格员不遗余力在群里宣传着，解封≠解防。作为一名心理健康工作者，我会说解封≠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