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疫｜美国如何逐步解锁抗疫的“正确姿态”

1月下旬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4月9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50万，其中美国确诊病例43万多，为全球最高。面对疫情，信息高度自由、科技远远领先的美国也终究未能预知预防。近一个月的全美紧急状态中，国会先后出台三次救灾法案，逐步找到抗疫的“正确姿态”，疫情拐点也因此隐约将至，美国或将在11月大选之前，回到熟悉的“往日世界”。

“话语断裂”：美国为何错失防疫关键期

与1918年大流感不同，此次疫情发生在全球多数地区已互联互通的新时代，美国本应有充分的时间预知、预防。早在1月初，世卫组织便发出疫情警报，中、韩等国也第一时间向美方共享防疫信息；2月下旬，疫情在美国国会得到重视，部分议员将信息与商界共享。美媒报道称，同在1月，脸书（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就开始从加州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合办的医疗科研中心Biohub接收有关疫情危害的评估报告，并听取美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的意见，而Biohub和弗里登本人，均接受扎克伯格夫妇基金会的资助。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还是在全球互联社交层面，疫情从来就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保守派媒体口中的“恶作剧”。然而，在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均高度发达的美国，精英与大众间却出现了严重的“话语断裂”。“疫情凶险”一段时间内只存在于以科技精英和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在主流舆论和社交网络中，疫情仍为“域外之事”且“可防可控”，这导致“信息先机”最终并未转化为“防疫优势”。

“话语断裂”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动员失败，是美国错失防疫期的关键。民意调查公司Civiqs的数据显示，2月25日，对疫情表示“完全不担心”和“仅有一点担心”的民众比例高达56%，共和党选民内部更高达78%。3月24日，美国日增病例已经破万，但CBS和YouGov的一项民调依然显示，对于如何走出疫情，82%的选民寄望于疫苗和药物，只有59%的选民认为要“做好自己的事以阻断疾病传播”。这意味着，尽管中、韩提供了“疫情凶险”的警告以及“戴口罩、主动居家”等防疫指南，但美国人似乎既不愿相信、也无意执行。

“不相信”与“不执行”，首先根植于美国社会长期形成的以领先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自信”。然而，试剂盒数量和质量均不过关的问题很快暴露，防疫物资生产能力不足问题突出，大规模检测滞后导致对目标人群的隔离与治疗缓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科技面对感染状态不明且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群“难显神通”。一味“唯技术论”，将技术当做人性短板的兜底方案，忽略人的能动因素，这既是美国抗疫失利的原因，也是草根阶层学习与应用力钝化的体现。

其次，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趋于“内向化”，公众不仅对气候变化、武器控制等世界议题没兴趣，对事关本国福祉的跨党派讨论也缺乏耐心，既不关心人类共同命运，引以为傲的传统“社区”概念也遭弱化。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他国抗疫视作“别人家的事”。白宫早期的停航、关闭边境措施，以及后期截留他国救灾物资行为，无不展露出“内向化”的暗示；常规状态下，“内向化”并不会引起大的麻烦，但在亟需国际合作的抗疫大局面前，过度的“内向化”一旦消减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最终难免反噬其身。

强烈的“技术自信”与急剧的“内向化”，是美国社会面对疫情呈现出的基本姿态。耐人寻味的是，信息与技术原本是打破信息鸿沟、增进国际合作和人类福祉的有效途径，然而，即便扎克伯格一早深知疫情的真实风险，东亚多国抗疫实践也以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但在社交平台中立性要求下，脸书只专注于打击虚假信息，对于“吹哨”、塑造等“主动防疫”行为不感兴趣。与2016年因“剑桥分析”事件陷入隐私风波不同，此次，尽管社交媒体并没有真正帮助美国避免沦为新的疫情“震中”，但脸书依旧收获了“比总统更可靠”的美誉。这是技术规则的一次胜利，却是技术道义的一次溃败。

拐点初现：“行政中立”弥合党争矛盾

在信息与技术之外，大选年经济维稳的客观需求让特朗普政府在抗疫之初多番调降疫情预期，外界普遍以此为着力点批评白宫抗疫不力。但客观而言，疫情爆发的第一季度恰逢两党党内初选开局，民主党也并未一早“吹哨”而是采取了“搭便车”策略，抓住“疫情不严重”的窗口期竞选。

在3月13日联邦政府宣布全美紧急状态之前，两党实际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即“选举为主、防疫为辅”，这是联邦抗疫不及时的基本背景。换句话说，党派政治影响抗疫的“锅”，应该由两党一起背。

随着疫情发酵，白宫逐步承压，但越来越多的民调显示，民众对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不降反升。虽然民意仍以党派划界，但与“医保”、“移民”等议题不同，在特朗普政府抗疫工作问题上倒戈的共和党选民更少，且政府抗疫还获得了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与此同时，虽然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官僚作风”，影射白宫“不作为”，但3月下旬CBS和YouGov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82%的美国人依然信任疾控中心，88%的美国人相信医疗专家的建议。

上升的总统支持率与稳定的“技术崇拜”所折射出的，是行政中立制度的“溢出效应”。一直以来，美国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即政务官多半由选举产生，某种意义上，总统亦可视作最高层级“政务官”；相对应的，是多数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务官，其任期通常不为党派轮替所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两党热炒的移民、医保、税改议题，无不充斥着浓烈的“党派味道”与“政务色彩”，留给事务官发挥的空间逼仄。疫情议题则不同，其专业门槛高，议员噤声，拜登等民主党候选人也只敢“敲边鼓”，医学专家的地位抬升。如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两名核心专家，79岁的安东尼·福奇曾为六位美国总统服务，女性专家黛博拉·比尔斯则在奥巴马任内被任命为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二人专业、稳定、跨党派的身份，决定了其敢于和总统、国务卿、经济顾问等政务官“唱反调”，让“尊重事实、科学防疫”成为白宫的主流价值。

由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面对同样的发布会，民主党选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识，共和党选民受到鼓舞的，却往往是总统“反科学”的一面。同一镜头下，总统的自我吹嘘虽不被自由派媒体所喜，却会让处于隔离期的基本盘收获告慰，而福奇等事务官的“技术色彩”与“中立味道”先是缓解选民焦虑，继而不可避免地“魅力溢出”，让部分选民因此对白宫刮目相看。由此，“战时总统”的支持率先得以稳固，继而攀升。

实际上，行政中立制度的最初提出，即是为了矫正政党分赃制。特朗普执政以来华盛顿喧嚣不断，但美国联邦机器却依旧正常运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为行政中立制度在非选举季对于党派政治的纠偏。去年以来，在穆勒“通俄门”调查报告与“通乌门”事件中，也偶有事务官试图修正显著错误甚至规制总统的迹象，但由于类似事件“政治味道”十足，事务官的中立价值频遭质疑。在火药味十足的2020选举季，面对疫情夹击，“行政中立”又一次彰显出其修复党派矛盾的特殊价值。

民意调查公司Civiqs的数据显示，85%左右的共和党选民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表示“完全或总体满意”，65%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完全不满意”，党派意见分野严重。与此同时，从2月末到现在，对疫情表示“完全不担心”和“仅有一点担心”的比例从56%下降到23%，共和党选民方面，则由78%下降到38%。党派色彩再浓烈，也抵挡不住客观事实的力量，这一趋同的“认知”得来不易，部分选民补齐“重视程度不足”这一短板后，美式抗疫后续值得期待，拐点将至的理由也正在此。

大而不能倒：数字科技的“新基建”

通常，灾难的余波，大致将循微观民生、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三个阶段传递。历史地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创痕，让失业青年和被剥夺的中产阶级在2011年携手“占领华尔街”，人群对于对经济不平等的痛恨和对向上流动机会匮乏的恐惧在过去12年从未真正消失，这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温壤。类似的，2009年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共和党，也为特朗普提供了“价值支撑”，其与“进步主义”一起，成为美式民粹的两个侧面。

疫情当下，千万级失业人口的申报以及股市大震荡，是个人破产和经济衰退的信号，社会结构的短期动荡不可避免。但需要强调的是，和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并无“原罪”，没有隐秘的经济源头或利益集团可供探寻、反思，疫情只可能加剧经济的不平等，但不会是不平等的起源。因此，此疫难以像金融危机那般，对于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形成根本性冲击，疫情曲线拉平后，“往日世界”将大概率延续。

如果硬要从疫情中找出“别样红”，大概也只有数字科技。

截至目前，国会通过了三版经济刺激计划，既保经济也保民生，民主党人对于第三轮两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一直颇有微词，认为法案偏袒大企业而照顾民生不够。基于此，处于休会期的国会民主党人，正在酝酿第四轮经济刺激计划，要求加大对弱势、边缘人群的利益分配保护，更重要的是，提出以5G、中西部高速宽带项目为核心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历史地看，两党一直有大搞基建的愿望，白宫2018年、2019年曾两次拿出基建计划，但在“建什么、怎么建、钱哪儿来”三方面，两党分歧严重：民主党偏好“清洁能源”，突出“妇女、少数族裔和老兵群体的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注资”，而共和党和白宫力挺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关注郊区”，倾向于“州和地方政府为主出资”。

与以往“清洁能源”和“传统能源”的针尖对麦芒不同，此番民主党提出的“5G与宽带”有可能获得两党共识。疫情期间，绝大多数美国家庭尽享“数字红利”，如亚马逊紧急扩招以满足激增的电商需求，微软与脸书出资开启大规模试剂盒检测，谷歌等提供免费线上办公、在线教学服务，但与此同时，不同家庭之间依然存在“数字鸿沟”，线上办公、教学也对带宽、传输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凡此种种，建构起“科技新基建”的基本逻辑。

此外，面对疫情，与传统的能源、汽车制造业不同，科技企业表现出极强的反脆弱性，在线办公业务井喷，云服务、广告、出行行业则积极推动复工复产。目前，亚马逊、谷歌已开始游说联邦政府上云办公，脸书等公司则希望暂缓《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落地以减轻合规成本，优步等零工经济企业代表则以疫情期间为司机提供带薪病假、医疗保险为条件，换取国会的临时承诺，确保疫情期间企业不会因没有把司机划归正式雇员而遭起诉。

疫情之初，数字技术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基因测序等前沿领域“无所不能”，一方面却在最为原始的信息传播方面“有心无力”，难免让人失望；但当疫情拐点出现，大选终将再度成为头条，经济与股市的繁荣以及就业保障，依然离不开数字科技行业作为支撑。硅谷，事实上已经成为2020年代华尔街，“大而不能倒”。

回到常态后又会从头开始？

常态下的社会规则，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技的，都对“非常态”有着本能的厌倦和抑制。2005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受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启发，下令建成一整套应对全球流行疾病的系统，大量储藏口罩、呼吸机，广设床位，然而，2008年大选过后，面对百废待兴的资本市场和濒临破产的中阶级，这套系统销声匿迹。

小布什坦言：“如果我们等到瘟疫出现才去应对，一切都已太迟”。4月4日，《华尔街日报》总编辑杰拉德·贝克发出类似感慨：“除非厄运真的降临，否则人类不会认真以对。”

此次疫情中，无论美国还是欧盟，人类作为统一社群的力量并未得到真实的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党制的正常化、文官中立或者数字科技的螺旋式上升，最多只能是让人类更好地应对一场当下的灾难。当另一场灾难来临，一切或又将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