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瑞典顶尖医学院中国留学生的抉择

自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连续一个多月，王加一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王加一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简称KI）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这所成立于1810年的瑞典最古老的医学院，因科研水平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而闻名于世。

一开始，王加一自发组建“KI战疫总队”，多方协调组织向国内医院捐献医疗物资。但不足两个月，中国逐渐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又在欧美暴发。王加一转身又联系国内贸易商，向在瑞典的中国学生、学者提供口罩和防护服。

面对未知的敌人，瑞典多名教授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其中有5名是KI的教授。瑞典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远超北欧其他四国，政策却一直不温不火。3月18日起，瑞典高中、大学才陆续关闭，实行远程教育；3月27日，瑞典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目前幼儿园开放，小学和初中生还要背着书包去上学。

KI的中国留学生因此感到迷茫和困惑，一些人匆匆回国，多数人因买不到机票、担心路上感染，或者无法中断学习、工作而选择留下。

新冠、口罩与回国

2月1日，王加一（化名）接到在厦门某医院工作的朋友电话，对方问她有没有口罩、防护服的货源。

那时候，KI的中国留学生学者群，关于“不明肺炎”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群里一些留学博士，曾经在国内当医生，他们有朋友、同事在武汉的医院上班。

很快，有人开始讨论事态的严重性，但谁也没料到这次疫情会蔓延到全球。

如多米诺骨牌一般，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六千多公里外的瑞典，在距离KI最近的一家华人超市和隔壁的一家中东超市，中国人越来越少。 

口罩很早就断货了，有很多是被海外中国同胞采购回了中国支援一线医护。

王加一接到电话后，开始寻找货源。与此同时，她还在KI中国留学生学者群里发起号召，组建“KI战疫总队”。很快，十几个人积极参与进来，设立有货源组、法规审核组、医院联络组，资金管理组。

王加一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有9100件防护服，立即联系了对方。发消息的是一华人贸易商，货源为波兰企业，对方要求全额付款，或者先交一部分定金。

当时，厦门几家企业同意为这批物资捐款，但资金到位需要几天时间。王加一担心货源被人订走，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垫付了三十多万的定金。

国内和瑞典有时间差，她经常半夜接到电话，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直到2月6日，这批医疗物资终于尘埃落定，搭上了飞往国内的航班，她悬着的心才落地。

第一批的医疗物资，捐给了厦门医院和厦门支援武汉的医疗队；第二批物资，他们联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华商会，一起捐赠给武汉的医院……王加一前后参与了五批捐赠。

3月1日，突降大雪，大地一片白雪皑皑。到了中午，阳光明媚，蓝天和白雪相连。那几天，正好是瑞典的“运动周”假，很多父母会带小孩去滑雪。当天，有人传言一万多瑞典人将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滑雪回来。此时，意大利已成为欧洲疫情风暴眼。王加一知道后，去药店购买了几盒药，还有一小瓶酒精。

在此之前，瑞典的确诊病例不多。1月24日，一名中国留学生从武汉回瑞典延雪平，一周后被确诊新冠肺炎隔离，成为瑞典确诊的首例。此后三周，瑞典并无新增病例。

国内暴发疫情后，瑞典出现歧视华侨华人现象，大使馆第一时间提出了交涉。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桂从友大使当时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按照瑞典宪法，种族歧视属于犯罪。

“大家都很焦虑，没有安全感。”KI的一位留学博士说，除了面临歧视，还有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无助。

3月5日，斯德哥尔摩的一场音乐会在进行民众投票，52%的人主张不举行，48%的人支持如期举行。第二天，音乐会如期举行，有近3万人参加。

理解与偏见

2月8日，王加一在买奶茶时，接了一个电话，对方拒绝了她的医疗物资协调方案。

多日的压力和委屈，让她瞬间崩溃了。王加一跑出奶茶店，在路边大哭起来。恰巧，两名瑞典高中生路过，看到她问：“你有没有事情？需不需要帮忙？”

王加一跟对方解释，中国发生了疫情，医疗物资紧缺，她帮忙运送物资，却遇到了很多困难。她还说起，几天前一位中国妈妈带孩子坐地铁，被几个人辱骂。

两名高中生听后，安慰王加一，主动拥抱了她，并称回去会跟朋友说，让他们尊重、理解中国人。

这让王加一感到欣慰。事实上，大多数瑞典人内敛、严谨、彬彬有礼，而且尊重别人的自由与习惯。但在这场疫情下，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认识鸿沟，让华人，以及留学生感到压抑与恐慌。

瑞典政府至今不建议大家戴口罩。

一名KI留学博士介绍，瑞典生活节奏慢，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政府部门，做一个决定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做任何决定都要有证据，经讨论后再决定，比如是不是要戴口罩。

据瑞典《晚报》报道，2月27日，瑞典新增5例新冠肺炎病例，一共有7例确诊病人。“运动周”过后，瑞典确诊人数上升。3月3日，瑞典确证总数达30例。此前一天，瑞典政府依旧将疫情定为“风险低”。

一开始，瑞典政府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踪，确诊病例多数有意大利、伊朗旅游史。

3月11日，瑞典出现了本地感染，一位70多岁老人在卡罗林斯卡医院重症监护室死亡，成为瑞典首例新冠死亡病例。当天确诊累计达到497例。那时，瑞典卫生当局已将风险提高到“非常高”的最高级别。

出现死亡病例后，瑞典立即加大防疫力度，禁止500人以上的任何公共活动。但第二天，瑞典官方又宣布“停止”新冠检测，除了老年人和重病患者，症状轻的患者自行回家隔离。

这一消息的宣布，让很多华人、留学生感到恐慌。

“瑞典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打算做长期斗争了。”有中国留学生认为，他们因无法回国，试图去理解瑞典政策，并自己做好防护措施：戴口罩、勤洗手，以及避免跟人接触。

但瑞典人无法理解中国人戴口罩，他们会问“你是不是生病了？”一些人认为这是生病的标志，甚至不让戴口罩的人上公交车。

一名交换生发现，她每次戴口罩出门，瑞典小朋友看到会吓得一溜烟跑掉。

顶尖学府

3月18日，瑞典政府宣布高中、大学陆续关闭，实行远程教育。

当天，KI校长奥特森（Ole Petter Ottersen）发表演讲称：“卡罗林斯卡并未关闭，即使我们必须以其他方式工作，我们也将继续活动。我们将继续支持合作医院和医疗保健部门，并向全社会提供有关研究的最新信息。”

KI承担了全瑞典43%的医学科研任务，其中三分之二在临床环境中进行。

这所在医学领域排名前十的顶尖学府，门口看起来并不起眼：一个普通的红砖大门，印着金色的“karolinska institutet”。走进校门，有古老的红砖房和崭新的玻璃大楼，像是历史与现代彼此呼应。

据2019年统计，它有6290名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士生，2043名博士，4549名教职工。

在瑞典生活12年的华人博士后高全觉得，KI的硬件算不上顶尖，主要是先进的教学理念——学校经常请国外教授来上课，上完第二天就走，这些教授讲的都是最前沿的知识。另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每年都会来KI进行一场演讲。

高全和妻子都在KI工作，他们在国内认识，瑞典结婚，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在瑞典读书。疫情爆发后，他们勤于消毒洗手，尽量选择送货上门，但依旧不时地去实验室做实验。

据学校官网介绍：自1月起，中国科学家共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后，学校就有研究小组开展疫苗研发，此后又增加了免疫疗法和中和疗法项目。 

3月上旬，KI主导的这三个新冠病毒项目获得了欧盟融资900万欧元。高全曾想报名中和抗体研究，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去成，不过他们组也在准备研究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也是科研人员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使命。”高全说。这一段时间，他们每周开会讨论细胞的分类、取样、流程分析。参与的科研人员都很积极。

目前，他们的研究还在筹备阶段。这个研究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开展，而眼下学校的“三级实验室”设备还并不完善。

KI校长奥特森回复澎湃新闻称：“在KI研究所，我们在实验室中常与传染病原体、临床样品和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生物材料打交道，并定期进行处理，也会在实验室开始前对工作进行风险评估。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均会被告知风险，并获得有关工作方法的安全说明。开始实验室工作之前，博士生也必须接受培训并完成生物安全课程。”

不过，一位KI中国留学博士透露，学校研究的新冠项目多，但公布的相关信息少，他听说征用了实验室仪器做核酸检测。

一方面，学校开展相关疫苗/抗体的实验，以及核酸检测；另一方面，瑞典政府抗疫政策是：不检测、不隔离。

一些瑞典专家对抗疫政策不满，批评它是“俄罗斯轮盘赌”（注：意为拿人的性命当赌注）。3月24日，瑞典多名教授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其中有5名是KI教授。 

此前两天，瑞典总理斯特凡·勒文发表演讲，敦促瑞典人“像成年人一样”行事，不要散布“恐慌或谣言”。公开信之后，他又再次表示: “我们不能立法禁止一切，作为成年人，我们绝不能也不要传播恐慌或谣言。” 

瑞典“停止”检测主要是考虑医院资源有限。一位KI硕士介绍，那时检测主要针对老年人和易感人群，这样才能保证医疗系统不崩溃。

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典3月下旬建成北欧最大的野战方舱医院，为疫情做好了准备。

实验与论文 

3月20日，KI传染病学硕士刘佳所在的实验室关闭。 

虽然政府规定大学实行远程教育，但硕士、博士最终由导师自主决定。对KI的导师和学生来说，这都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关闭实验室，里面的细胞、动物都会死掉，一年半载的心血作废；如果继续去做实验，则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甚至有生命危险。 

刘佳觉得，现在除了新冠项目，其他实验室都应该关闭，以保护大家的安全。 

到了三月底，去学校做实验的人比以前少了一大半。 

不过，毒理学博士张丽丽依旧每天在坚持。她早上九点到达学校实验室，晚上五点多下班回宿舍。这一段时间，张丽丽发现，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前后四五米范围基本没有人，也不再有人关心她戴不戴口罩。 

大部分时候，他们办公室有两个人，隔壁办公室有三四个人，但大家很少一起聊天。实验楼顶有一个“餐厅”，很多人喜欢自己带午饭过去，把饭放在厨房的冰箱里面，到了中午再去把饭菜用微波炉加热。平时每到中午，很多人一起在那里吃饭，如今也变得冷清起来。 

不过，同一栋楼上班的张峰3月底去办公室，看到里面三三两两的人，有的在写文章，有的看文献，还有人在聊天，全都没有戴口罩。 

3月27日，瑞典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此前是禁止500人以上聚集。瑞典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爆发流感，因为没有新冠检测，无法断定是“流感”还是“新冠”。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3月30日，张丽丽去实验室，走进电梯时，碰到打扫卫生的小哥正推着推车出来，她闻到了一股酒精味。那几天，有实验楼上了门禁，上电梯、洗手间都得刷卡。

突然之间，更多人紧张起来，甚至有欧洲同学向中国留学生要口罩。张丽丽希望实验室关闭，但导师告诉她，如果生病了可以在家办公，但没有症状就要回实验室。 

后来为了避免跟人接触，她选周末去做实验。 

刘佳则很感谢导师关闭了实验室，但另一方面，写论文没有实验数据支撑，他一筹莫展。 

3月30日，瑞典感染人数为2890，死亡人数为489。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此前接受采访时说，瑞典资源有限，医务人员有限，早前公布的数字是已经在医院收治的数字，真实的感染人数比这个多。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瑞典政府增加对冠状病毒的检测，同时宣布全国禁止访问养老院。

但瑞典至今未关闭边界，咖啡馆、餐厅、电影院照常开放。当其他国家通过法律限制民众出行时，瑞典成为了唯一的特例，依然只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和参观养老院。

一位KI留学博士介绍，瑞典的流行病学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抗疫措施，因为长期把大家都关起来也不现实，每天需要有人打扫卫生，商店要有人开门，公交也需要人开……这是短期和长期的不同策略。

一开始，杨柳不打算回国，但家里人都很紧张。 

3月中旬，机票已经很少了，很多直飞航班被取消。3月14日，杨柳突然刷到一张直飞机票：3月16日，从斯德哥尔摩直飞北京，单程票价涨到一万三千六百元，只剩下3张。 

杨柳很犹豫，平时回国，她都是买打折机票，两三千块一张才舍得买。她跟家里人商量，父母，表姐弟们都觉得她在瑞典不安全，力劝她回国。最后，她还是抢了一张机票。

回国前，她跟导师沟通，对方表示，回去可以，不过后果自负。杨柳2018年8月到KI进修，此前曾在国内某医院工作过几年。她今年六月毕业，课程早已结束，仍在写毕业论文。

那几天，杨柳很慌张，她甚至想过万一到时回不去瑞典怎么办，她五月要参加论文答辩，而且签证也要到期了……但是转念一想，买好了机票，还是回去吧。

3月16日，突然下起了小雪。杨柳第一次戴口罩，还是别人送给她的。之后，她搭大巴去了机场，水汽模糊了她的眼镜。

到了机场，她看到华人都戴着口罩，一个小姑娘用文件夹做了一个头盔，贴在帽子上，像是一个面罩。

从斯德哥尔摩到北京，一共八个小时。飞机上座位都坐满了，有人戴了护目镜，有人穿着防护服。很多人担心感染，不吃不喝。杨柳喝了水，还吃了自己带的三明治。在她的理解里，如果不吃不喝，抵抗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实在不幸感染了，那就回家治疗吧”。

下飞机后，她做了咽拭子检测，所幸一切正常。

到家后，杨柳独自隔离在北京的家里，每天做饭、吃饭、运动，看书……她甚至觉得，这和她在瑞典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心里安全些。

瑞典时间4月13日，瑞典当日新增465例确诊，累计10948例确诊；当日新增死亡20例，累计死亡919例。